翁贝托·萨巴《山羊》

Umberto Saba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翁贝托·萨巴（Umberto Saba， 1883-1957），原名翁贝托·波利（Umberto Poli），生于意大利边陲城市的里雅斯特，有犹太血统。做过商员、海员、一战的士兵、二战的流亡者、古书店老板、精神疾症患者。17岁开始诗歌创作。1911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集《诗集》。次年出版《我以我眼》。1921年出版第一部《歌集》，蜚声诗坛，此后始终将自己的诗集称为《歌集》，一生所写尽归其中。1946年获得维亚雷乔文学奖，1951年获费尔特里内利奖，并接受罗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是文学之城的里雅斯特的文化灵魂，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诗人。

翁贝托·萨巴诗歌《山羊》

我和一只山羊谈心。

她被单独地拴着，在田野里。

她吃饱了青草，被雨水淋湿，正咩咩地叫着。

那单调的咩咩声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姐妹。

我友好地作答，先是戏谑地，接着却是因为痛苦是永恒的

并且只用一个不变的声音说话。

这正是我从一只孤零零的山羊那里听到的哀泣的声音。

在一只长着闪族人的脸的山羊身上

我听到了世上一切悲痛一切生命的呼喊。

她被单独地拴着，在田野里。

读完这首诗，思绪总围绕这一句话或飞驰或原地不动。这一句构成全篇悲悯无助无奈的波澜，抓心挠肺如同身临。表面看一只羊能够拥有田野本来是快乐幸福的，但是她被单独地拴着。草原不是供她玩耍，供她奔跑，供她恋爱的。属于她的只是那以拴她的绳长为半径的一个圆，一个圆满的牢。她周围可能是绿原，也可能是冷寂的秋的哀草。冷寂犹如这只羊一样——这是命的现状！如鸟住在金丝笼，如人戴着金脚镣。自由于一只羊就是被一根绳套牢，近在眼前的一切都是虚无，心该是何等悲哀。我对她开始还是观望，以为她是这田野的一部分，是风景的组成因素。我对她欣赏或者戏谑。但当她的叫声刺入耳膜的时候，我知道我和她是一样的！

身体与精神最昂贵的奢侈品就是自由，而我和她就是没有。羊的叫声我可能不能直译成语言，但是，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到了她的心声，我被这声音投入到永恒的痛苦中。虽然这痛苦在我似乎高兴的时候好像销声匿迹，但一旦有灵犀相通的风吹草动，它就像烈焰一样，像冰雪一样，对心灵造成炙烤或冷冻。深渊一样，悲悯没有光亮，不知底细。

和她谈心不如说是我自己对心的诘问：我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是不是像这只羊，面对无垠的田野却只能是绝望？我的亲人，我的爱人，我的邻人、我的陌生人，甚或我的敌人……都在我不在的地方。我的存在只因为我在。那么我的存在是不是毫无意义？我的存在等同于不在？田野越大牢笼越大；欢乐越多、最后痛苦来的越快就逼得越紧，扼喉样不能喘息。羊单调单一的呼喊，像是我心底呜咽的泪，世间有多少悲和无奈够泪水奔流呢？这是人间的最大的呼喊！

全诗散笔游弋，看似自由，却在文字的十八层地狱里发出幽幽的哀告，读后心蓦地紧了一下。( 高丽敏 )

我不厌其烦地把萨巴的生平和他的诗歌连在一起叙述，仿佛他的生平与诗歌之间一一对应。在理解文本时，是应该象传记派那样从作者生活来索隐，还是认为文本自足，充满想象和虚构，素来很有争议，涉及作者、传记者、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微妙的挑逗与偷窥、遮掩与挑明、话语特权与霸权的游戏。弗罗斯特诗歌的阐释即为一例。对萨巴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萨巴有独特的诗观，了解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诗歌。的里雅斯特之于意大利文化可说“孤悬海外”，少年萨巴所能吸收到的诗歌养份都是些“过时”的意大利古典诗歌，大致到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为止。而世纪之交的意大利诗坛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帕斯科尼（Giovanni Pascoli）这“三杰”主导的诗坛，正受到主张用口语写日常生活的“微暗派”（poeti crepuscolari）的冲击，以弗罗伦萨为根据地的“声音”（La Voce）诗派以及更极端的未来主义者也正在蠢蠢欲动。但由于的里雅斯特的特殊人文和地理，所有这些诗歌潮流都与少年萨巴“同时不同代”地擦肩而过，这使得他的诗观与后来“隐秘派”迥异。事实证明，这反而有助于他直接切入意大利诗歌的抒情本质：写诗为己不为人。

1911年，萨巴在“诗人剩下的任务”一文中写道，诗人应该写“诚实的诗”。诗人永远不应该超出真实的自我，不应强制灵感，不应过分求新，不该害怕重复自己或别人说过的。诗人应该追求真相而不是成功，应该是其他人的有道德感的同伴，而不是诗人中的诗人。萨巴的诗非常直接，很少面具化，尽管在他的回忆、感受与想象之间有不少裂缝，但确实透露出沉甸甸的真实感。所以翁加雷蒂说萨巴是一个“为己的诗人”（the poet of himself）。一个“为己的诗人”（如陶渊明）必然会真实地反射和折射出投影于自身的世界，因此萨巴的诗“为己”但绝不囿于“一己”。他的主题由近及远：童年回忆（养母、亲情与分离）、母爱、友谊、同性之爱、对妻女的爱、的里雅斯特、犹太身份、政治、人性，与其所处环境和遭遇密切相关。以自我为圆心，涉及整个世界。这和“为人”的诗人出发点不同，后者难免要取悦他人和社会，顺应潮流和风尚，穿戴上时装和面具。

1944年萨巴以第三人称说到自己的诗观：“萨巴总是觉得，只要是诚心诚意地非说不可地表达出来，任何事情都是能够被说的，无论用诗歌还是用散文方式；把诗歌限制在表达少许的‘时刻’（尽管是光彩照人的），这乃是我们时代氛围中由不信任和厌倦导致的错误之一；一切极端的‘精致’——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的——都会导致极端的贫乏。”萨巴对语言持传统的信任的态度。他认为“语到境到”，语言总能唤起情境，让我们理解。他强调语言对经验的传达作用，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这使他接续了卡瓦尔康蒂（Cavalcanti）、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的抒情诗传统。对生活经验的强调，使萨巴诗呈现出完全的现代感受，同时砍掉了冗余的巴洛克修辞和学院派的晦涩，“扭断雄辩的脖子”（蒙塔莱语）。萨巴认为“今天诗歌对清晰的需要超过了晦涩”，因此尽量使诗显得原始、简洁、具体。这与同时代通过邓南遮和帕斯科尼而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的翁加雷蒂、蒙塔莱的朦胧暧昧正好相反，后者强调语言的局限性，讲究曲折迂回、暗示渲染、旁径秘响。

现代诗歌对待传统有两种倾向：一强调断裂，一强调连续。庞德和艾略特是断裂高手，哈代、弗罗斯特则更喜欢旧瓶装新酒。萨巴属于后者。他擅长十四行、歌谣体等传统格式，不做过度的语言实验。他在生活和诗歌上都努力追求完整，反对“当今的碎片诗人”以内在的破碎来对付外在的破碎。除了《序曲与赋格》等少量作品采用了面具化的手法，萨巴的诗简直就是他的生活本身。

这种“过时”让萨巴的诗被埋没了几十年，倍感被“孤立”。其诗歌真挚无遮的抒情品质，到他晚年才凸显在大众面前。他去世后，一些评论家打破门派之见，将他与翁加雷蒂和蒙塔莱归为“新抒情诗人”，认为三人都在面对二十世纪欲粉碎个体的内外暴力时维护了“个我”的真实性，从而维护了意大利抒情诗传统。应该说，维护“个我”在萨巴是天生的，在其余二人则是后天的。战后“新现实主义”更奉萨巴为先驱，尽管其“现实”已远远超出萨巴的而重又有了意识形态的味道。

作为翁加雷蒂和蒙塔莱的朋友，萨巴对三人的诗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翁加雷蒂是小溪，蒙塔莱是河流，萨巴是大海。”翁加雷蒂的诗多为短仄的诗行，萨巴则喜欢十一音步的长诗行，蒙塔莱居中，因此这个说法从体量上说还是比较形象的。画家Bolaffio在为萨巴画的肖像画里，就把萨巴置于大海前面。现在，人们一般将蒙塔莱、萨巴、翁加雷蒂并列为二十世纪意大利三大诗人。夸西莫多则紧随其后。

萨巴诗因为其直接、纯粹、精确与伦理性而在战后广泛流传，在意大利几乎家喻户晓，但通俗化也容易带来遗忘（大家想想海子吧！）。由于萨巴的诗跟日记很相似，很多时候结构松散，内容上也常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因此一旦把他的生平弄清楚，也就好象弄懂他的诗了，没有多少发掘“微言大义”的余地了。据1998年版的英译者Sartarelli说，在学界，对萨巴的研究因学者们本能地喜欢需要加工和解释的晦涩作品，而不如翁加雷蒂和蒙塔莱深入（尽管萨巴表面的“单纯”下有着深广的历史与精神含义），其作品“全集”也编得不“全”（萨巴在世时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和增删），影响了其研究。在翻译上，除欧洲语言外，萨巴的诗已有几个英译本，但中译本迄今尚无，只有钱鸿嘉《意大利诗选》和吕同六《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选了几首，此外仅零星地散见于各处。( 周伟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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