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利·奥罗宾多诗２首

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1872年8月15日－1950年12月5日），本名室利·奥罗宾多·高斯，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印度先知，诗人和民族主义者。北印度地区的政治人物，哲学家，教育家。早年留学英国伦敦的奥罗宾多，于1893年后回到北印度，并于1905年－1912年带领北印度地区从事争取殖民自治的运动。之后，转而研究哲学，神秘主义及瑜伽。他所创建改进的新瑜伽，也成为今瑜伽研习主流之一。奥罗宾多是通过精神进化使宇宙得救的哲学的创始者。深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崇拜。

虎与鹿

光亮的，蹲伏的，下沉的，是何物缓缓爬过森林的绿色之心？

微闪的眼睛，威武的胸膛，柔软无声的爪寓意壮丽还是谋杀？

风蹑脚穿过树叶，似唯恐它的声音和脚步扰动这无情的辉煌

几乎不敢呼吸。但伟大的野兽蹲伏，爬行，

爬行，蹲伏，最后一次，无声而致命，

霎时死亡跃向美丽的野鹿

森林沁凉的树荫下它正悠然啜饮池水，

然后倒下，撕碎，死前的最后瞬间望向

独自奔向幽深林间的同伴——

毁灭，自然的强力残酷之美摧毁了柔弱无辜之美。

但终有一天，老虎不再蹲伏爬行于森林危险的心中，

庞然巨兽也不再撼动亚洲平原；

到那时，美丽的野鹿将在树荫下啜饮沁凉的池水。

强力在强力中消亡；

而罹戮者将比行凶者存活更长。

宇宙意识

我将广袤世界装入更广袤的自我

我的灵魂凝视时间与空间。

我是鬼是精灵是神是魔，

我是风的速度和燃烧的星河。

宇宙是我精心呵护的婴孩，

我是他的挣扎也是永恒的休憩；

世界的欢愉颤抖穿过我的身体，

我孤独的胸中承受万千哀戚。

我深知万物的细微特性，

却不滞于我成为的具形；

我内心携带宇宙的召唤

一步步迈向永恒的家园。

我路过无限羽翼上的时间和生命，

并仍承载所有出生和未生的事情。

作为创作主体，诗人与地方可能形成三种不同的关系：审美的姿态，现实的态度，乡愁的情结。游览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的往往是它的表象，也许他会有所发现，并感到新奇，但充其量这只是一种审美的姿态。此时，在诗人与地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它强化了观察的美学，但并不能写出当地的地方性。就此而言，一个诗人如果不能融入地方，他就不能写出地方。而融入地方需要的不只是时间。当代社会是个流动社会，融入地方成为一个难题。尤其是漂泊在城市里的诗人，常常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异乡感。还有难以回避的语言殖民，普通话的推行和英语四六级考试几乎成了新青年生活和就业的必备条件，这对诗歌语言和诗歌的地方性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不过，方言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地方优势，使外来者感到一种微妙的压力，并进一步强化外来者的身份意识。这种拒绝融入或不便融入的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写作的地方性。 

在我看来，写出地方性首先要把那个地方看成自己的地方，与它同苦乐共命运的现实。因为写出地方性实质上就是写出内在的自我，写出地方对自我的塑造，以及自我对地方深入的情感体验和复杂的道德感受。只有达到这种程度，诗人才能将自己生活的地方转换成诗歌中的地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性不仅是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的差异，而且是种族和人性的差异，而地方性的变迁正是文化与人性的变迁。 

最后是乡愁的情结。这需要距离的参照，当你离开一个地方，哪怕是短暂的离开，你觉得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生命中的一段过往，是向旧我的一次告别。这就意味着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一种乡愁弥漫的所在，即使它并非原初意义上的故乡，但它已经成了你的第二故乡或替代性的故乡，这是一种转移的乡愁。正如古人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事实证明，当地方成为一个诗人的精神记忆和乡愁情结后，作品中将会呈现出一种天然而内在的地方性。 

毋庸讳言，诗歌对地方性的呈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像小说那样展开细致的描绘，但一个优秀的诗人仍能呈现出相应的地方性，这往往需要把他所有的诗作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总体的地方性，哪怕它仍然显得有些稀薄。如于坚诗歌中的云南，昌耀诗歌中的青海等。不过，一个写出地方性的诗人未必就是地方性诗人。且不说地方性之于世界性的意义，仅就作品本身来说，地方性可能只是他作品中的一个元素，就像昌耀，他首先是个时代性的诗人，他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正面而激烈的冲突，而且直到最后都不妥协，可以说昌耀是个诗歌英雄或诗歌烈士。也许青海地方促成了他气质的某些方面，但不可简单地对他冠以地方性诗人的称谓。事实上，昌耀本人生前对“西部文学”的提法就有所质疑，而是倾向于把它说成一种“文学气质”，“文学的一种时代精神”。（《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这也显示了他对诗歌地方性的态度：既认可了地方性，又不局限于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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