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士幸次郎诗２首

福士幸次郎(1889—1946)，生于青森县弘前市本町。幸次郎的诗歌创作是从俳句开始的。早先师事于俳坛老前辈佐藤红缘。1908年受自由诗社的影响，开始写作新诗。其作品受当时盛行的颓废派影响。几年后世界观开始转变，诗歌开始表现人生的美好理想，充满了新生命的活力。191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太阳之子》，接近于人道主义理想。1920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展望》中加入了一些古典情趣。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家舍被毁，不得已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定居在北津轻郡柳町，在此期间作了方言诗的创作尝试。1927年回到东京，在《现代诗讲座》(1930)上发表了研究音律问题的《日本音律数论》。晚年转入民俗学研究，曾发表过《原日本考》(1932)。

“具象诗”只是现代诗歌越来越书面化的突出例证之一，后者的表现不仅限于此。应当注意，诗歌载体与传播形式的书面化实际上是诗歌音乐性地位下降的根源之一，这种倾向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书面化的根本问题还得从文字本身说起。柏拉图对话录里有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发人深省。传说古埃及的瑙克刺提斯附近住着一位古神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和天文，最重要的是发明了文字。图提把他的各种发明展示给埃及的统治者塔穆斯看，建议后者推广到全埃及。在说到文字的好处时，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却回答说：“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169页。）布罗茨基说，诗与音乐的共同女神缪斯之母是记忆女神，“一首诗只有被记忆后方能留存于世”。（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音乐性的存在尤其依赖于记忆，谈论诗歌音乐性而不及记忆问题，始终是言不及义的。文字的出现表面上增强了记忆力，实际上它仅仅提供了一个“符号再现”的方便法门，而且削弱了记忆的能力和语言的可记诵性——换言之，削弱了诗之所以为诗的实质，尤其是削弱了其音乐性的本质。用图提的话来说：文字（书面形式）只是诗之真实本体的“形似”（实际上是柏拉图惯用的一个概念），要回到诗，回到音乐性，必须回到活生生的语言发声本身，而且始终记住书面形式只是语言的时间性发生过程的符号再现，并将其时时置于记忆女神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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