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尔伦诗5首​

魏尔仑（魏尔伦，Verlaine, Paul；1844—1896），法国诗人，生于法国麦次（Metz），卒于巴黎。七岁时跟随父母到巴黎。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这段期间却成为他以象征主义诗人开始用高蹈派风格（Parnassian style）练习写韵文的重要时期。魏尔仑的诗歌虽然比其他法国象征主义者的作品更易理解，他的个性却是极其复杂。一般认为他个性软弱、感情反复无常。

晚年的魏尔仑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但尽管他在开发语言资源上成就卓越，对法国诗歌的影响并不大。魏尔仑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显然深受波特莱尔的影响，暴露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常患的忧郁症。魏尔仑的最佳诗集是受华铎（Jean Antoine Watteau）的油画激发而作的《戏装游乐园》和《无题浪漫曲》。他主张并创造诗歌的音乐性，有如一位印象派艺术家。

他最初是以巴那斯派诗人的面目而步入诗坛的，但是他的诗风、笔调和气质却一开始就和巴那斯派的诗风而大相径庭。后来，他在1871年9月结识了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 之后，两人一起流浪比利时和英国，这段生活使魏尔伦写出了《无言的浪漫曲》。

魏尔伦实在是一个忧伤的诗人，在他于1866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既将他的诗集定名为《忧郁诗章》，而在其后忧郁则贯穿了他一生写作的全过程。魏尔伦常将自己内心的感受溶入到自然的情景之中，在他看来，自然如同奇异的梦一般，使他沉溺于自然于人性的谐合之中。魏尔伦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过：“我的诗越来越现代化了。”魏尔伦很多作品，特别是一些优秀之作毫无晦涩费解之意，反而却比较明朗轻快、清新自然、流畅舒缓，虽然他的作品多是忧伤之作却不流于颓废。

Clair de lune

哈 代 与 世 界 文 学

哈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跨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和抒情诗人，是19世纪后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20世纪的“现代诗歌之父”，而且与世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从世界文学的丰富的遗产中获得了灵感，得到了启迪，注意吸收世界文学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滋养，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时，他也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以自己的创作和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作家的文学创作。

譬如在诗歌创作方面，托马斯·哈代无疑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自然诗人”。但他显然有别于英国传统的“自然诗人”。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不少喜爱描写自然的诗人，但是，其中不少诗人仅仅是为了描写自然而描写自然，因此，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雄奇壮观的山林大川、旖旎多姿的湖光山色、争妍斗奇的鲜花异草，虽然能够令人一时感到赏心悦目，但细读之下，却又缺乏一定的内涵和思想的深度。到了以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时期，诗人们才开始有别于他们的先辈，开始把自然与人的亲密关系提升到更为深邃的层面来进行思考。正是这种深邃的思考激发了诗人们以更大的热忱咏叹自然，抒发激情，追求人类心灵与自然的一种契合。而在这一追求方面，哈代继承了华兹华斯的优秀传统，并且加以发展，影响了20世纪以特德·休斯为代表的许多出色的诗人的创作。

哈 代 与 传 统 文 化 遗 产

哈代极其重视世界文化遗产，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得以借鉴。如在《苔丝》和《卡斯特桥市长》等一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与命运冲突的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在《卡斯特桥市长》中，我们还可以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看出哈代所受到的《圣经》文学的影响。哈代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亨察德和伐尔伏雷以及他们之间的更迭起伏的故事情节，与《圣经》中的扫罗和大卫的故事有着“同位平行”的关系。所谓“同位平行”，是指“古今两组人物的照应发生在相同的因素之间，以规则状态出现”。哈代对《圣经》的接触是从小就开始的，在年轻时代，他还比较系统地研究过基督教神学。我国有学者将《卡斯特桥市长》置于《圣经》的原型观照中来解读，并以许多论证来阐述“亨察德——伐尔伏雷”的故事是对“扫罗——大卫”原型的艺术重现，这一“原型说”对于深化我们对《卡斯特桥市长》的理解是很有帮助意义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影响研究的视角来对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悲剧形式的渊源进行审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卡斯特桥市长》的原型虽然是《圣经·撒母尔记》中的“扫罗——大卫”的故事，亨察德与扫罗、伐尔伏雷与大卫他们尽管在细节描写和故事情节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却是在《圣经》原型的观照下又超出了《圣经》原型。

因为哈代小说的悲剧形式在继承传统方面主要有三个来源：古希腊悲剧、圣经文学、莎士比亚戏剧。哈代长篇小说的悲剧风格的独特性在于：他融汇了众多的悲剧形式和技巧，不局限于某种悲剧的形式，而是更多地将几种形式巧妙地混合使用，从而塑造出亨察德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正如朱利安·莫纳罕所说：哈代是在《圣经》故事的基础上，“对古老的叙述加以改造，意图是更好地构筑属于‘威塞克斯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个性。”

英国阿什盖特出版公司（Ashgate Publishing Ltd）最近出版的《托马斯·哈代的“事实”笔记》中的许多摘录，更是说明了哈代不仅试图从“威塞克斯”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也竭力从世界文化的丰富遗产中汲取自己的创作灵感。

托马斯·哈代一方面继承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杰出的文学创作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哈代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文体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在精神方面。他的独特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英国劳伦斯、特德·休斯等一些诗人的创作；他的以“内在意志力”、“时间精灵”、“偶然”等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来操纵着人的存在的悲观主义视觉，也即表现为以反讽的形式和视角来揭示人的存在的荒谬性，这无疑为20世纪文学中表现荒诞的存在体验提供了丰富的积累。他的战争观中所体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反战情绪以及从中表现的强烈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无疑先于美国著名的“迷惘的一代”小说家，表现了人类战争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欧美文学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就连哈代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类之间的选择和游移，从诗歌——小说——诗歌这一创作轨迹，也呈现出走入“尘嚣”到精神“还乡”这一放逐到回归的生命轨迹；就诗歌接受来说，由最初的贬抑、游离主流到现代英诗传统的奠基与核心，也是一种放逐与回归。如果说前者是哈代个体生命的自我放逐与理性回归，包含着诗人的慎思与反抗，具有独特的生命张力和人生启迪，那么，后者则是社会这一群体对独特生命个体的无情疏离与接纳。

哈 代 与 徐 志 摩

哈代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汲取了世界文化的丰厚的营养；同时，他又以自己的杰出成就影响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许许多多作家的创作。受其影响的，不仅有同时代的劳伦斯以及特德·休斯等英国当代作家，而且还包括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等作家。

出于对哈代的崇敬和共鸣，徐志摩翻译过不少哈代的作品，有诗作20多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诗篇有《疲倦了的行路人》、《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对月》、《多么深我的苦》、《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窥镜》、《伤痕》、《我打死的那个人》等，分别收于《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等诗集中。徐志摩是我国第一个译介哈代诗歌的作家，他所选译的哈代的诗歌，不仅基本上体现了哈代的思想，而且也代表了哈代的诗歌的艺术风格。

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徐志摩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哈代作品的影响。他还撰写过几篇评述哈代的文章，认为自己很崇敬这位被评论界誉为“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富有悲剧性的英国诗人”。徐志摩认为：“从他（哈代）那六十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六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骜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

关于哈代对徐志摩创作的影响，已经受到评论界比较广泛的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西利尔·伯奇（Cyril Birch）曾经写道：“我认为，如果无视徐志摩对哈代的崇敬仰慕和偶然模仿，就不能解释他诗歌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他的忧郁。翻开他四部诗集中的任何一部，人们都会发现，在他那热烈奔放、才思焕发、恋情炽烈的诗篇中，还夹有一类诗，充满惊人而深刻的哀怨。”

加拿大学者梁锡华也撰文认为：“梁实秋先生曾取《这年头活着不易》一诗，泛论徐志摩所受哈代的影响。他说：‘哈代的小诗常常是一个小小的情节，平平淡淡，在结尾处坠上一个悲观的讽刺。这是哈代的独特的作风，志摩颇能得其神韵。’是的，但还不止此：志摩有不少诗歌以哈代式对话来书写。而诗歌内的意象，如坟墓、坟地、死人、火车站等，都常见于哈代作品。”

徐志摩所接受的托马斯·哈代的影响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

在思想上，哈代并不只是在抑郁或悲观的层面上影响了徐志摩，而是在深沉的思想内涵上。在《汤麦斯哈代的诗》一文中，徐志摩认为哈代“就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他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他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真实与勇敢……他只是做他诗人与思想家应做的事——‘应用思想到人生上去’”。可见，徐志摩认识到了哈代那“悲观”、“厌世”的姿态背后隐藏着一股积极的力量，因此，徐志摩所受到的哈代的影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而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的关爱和哈代的思想实质，即“进化向善论”思想。联系到徐志摩特定的生活年代和当时社会背景，这一哈代式的“进化向善论”思想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还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深受哈代的影响，无论是在意象选择、场景安排还是在韵律节奏、结构技巧以及基本情调方面，徐志摩的很多诗作都有意无意地烙上了哈代的印记。

以继承传统和艺术创新为例，徐志摩就深深受到托马斯·哈代的启发。徐志摩在拜访哈代时，就曾经谈到了艺术形式尤其是当时已经被一些“现代主义者”所丢弃的诗歌韵律问题。徐志摩后来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记叙：“他（哈代）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抒情诗（lyric）是文学的精华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做好的小诗难〔他背了莎士比亚'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告诉我是什么培养了想象力’），朋琼生（Ben Jonson）的'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为你的观察力干杯’）。我说我爱他的诗因为它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我说了organic这个字；他重复说了两遍：'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是的，有机的，是的，有机的：诗必须是活的东西。’）”

徐志摩所受到的托马斯·哈代的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们在他的一首题为《哈代》的诗中完全可以充分地感受和体会：

这不是完全放弃希冀，

宇宙还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

思想先不能随便。

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

诗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

诀别人生的错误。

从《哈代》这一诗中，无论是他对哈代思想的积极把握和深刻认识，还是哈代所珍视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诗风，都得到了典型的展现。

哈 代 与 托 尔 斯 泰

哈代的作品在俄国以及其后的苏联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自从19世纪90年代《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翻译成俄文在俄国的杂志上出现之后，就引起了批评界和读者的极大的关注。”

如果说哈代与《圣经》等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徐志摩等作家的关系是属于影响研究范畴的话，那么，哈代与托尔斯泰的关系就要显得复杂了，其中的很多现象也只能借助于平行研究的原理来进行审视。

首先，仅从内容和作品结构方面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两位不同民族的伟大作家之间所存在的独特的相似性。

以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为例，这两部作品是同时代的作品，先后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者之间不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作品框架结构等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的内在关联。

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都是一个传统道德原则以及宗教法律等社会原则的勇敢的叛逆者，同时，也都是两位作家所竭力描述的各自民族中和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充满激情和愤恨的优美的女性形象。如国内学者所概括：“在哈代的理想世界中，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代表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秀的方面：美丽、纯洁、善良、质朴、仁爱和容忍。她敢于自我牺牲，勇于自我反抗和对生活抱有美好的愿望。她所特有的感情就是对人的爱和信任，女性的温柔和勇敢的性格在她身上融成了一片。……她和哈代其他的女性形象相比更热情、更具有女性美和青春的活力。她有美丽的女人气质，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感情，同时也有威塞克斯人的正直忠实和自然纯朴。”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同样是一位被极力美化的形象，她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艺术形象之一。如同苔丝，她不仅天生丽质，光焰夺人，而且显得极为纯真、自然，并且有着一个深邃复杂的、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的时候，俄国评论家就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独特贡献：“安娜具有古典人体雕塑那样完美匀称的迷人外表，整个儿是激情的化身，这一激情被俄罗斯式的诚恳和坦率，天性的忠厚和心灵的易于感化所柔化，使她能够吸取各方面的长处。就其出身和丈夫的社会地位来看，她表面上属于上流社会，她娴雅大方，仪态优美，绰约自如，持有良好的习惯，这一切都来自上流社会，但上流社会的精神空虚对于她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以美的感受为基础的性格的热情，比之仪态优美、有同情心、真诚和天性的娴雅等复杂而又迷人的一切特色仍然占有主要地位。”

尽管都是优美迷人的艺术形象，有着高尚的品质，但与此同时，这两个人物形象也都存在着宿命论思想和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尤其是对待爱情方面，尽管她们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但她们都是爱情至上者，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甘心做克莱尔或沃伦斯基的爱的奴隶，甚至以死相报等，都是有着同样局限性的。

在结构方面，这两部作品同样有着可比的地方，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两部作品都是由一个女性和两个男性的关系为主要框架的。而且在这一框架中，女主人公是作为轴心的，两个男主人公都是在不同的方面起着烘托和完善这一女性形象的作用。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卡列宁和沃伦斯基来体现的，安娜身上所具有的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也是通过这两个人物来实现的。卡列宁形象的作用，体现在烘托安娜对虚伪家庭和传统道德原则的反感和叛逆，而沃伦斯基的形象则烘托了安娜爱与激情的一面。而且，作品通过安娜与卡列宁的封建婚姻关系以及卡列宁在家庭中的“凶狠的机器”的角色来体现安娜所遭受的肉体的摧残，又通过安娜与自己倾心所爱但得不到真正理解的沃伦斯基的关系，来突出表现了她最后的精神上的绝望。

同样，在托马斯·哈代的《苔丝》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体现的。哈代通过克莱尔的形象，来展现女主人公苔丝的火热的爱，又通过亚雷克的形象，来展现她强烈的恨，所以，两个男主人公以不同的方式完善了苔丝的形象。克莱尔和亚雷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苔丝性格典型化的过程中，在苔丝奇异优美的特性和诗化特征的认知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各自以女主人公命名并且表现女主人公命运和反抗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托马斯·哈代和列夫·托尔斯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血性联系”则是《列王》与《战争与和平》。

如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列王》所叙述的剧情也是《战争与和平》所关注的发生在1805年至1815年间的历史事件。

尽管这两部题材相近的作品出版年代，相差30多年，但是，有证据表明，托马斯·哈代几乎是在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同时期开始构思《列王》的，但是由于这是史诗剧的形式，篇幅巨大，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完成和出版。

哈代很早就开始考虑以一个庞大的结构来艺术地概括自己的一些哲学见解。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能够以史诗剧的形式，完成了交织着戏剧、史诗和抒情因素的杰出的作品《列王》。

根据后来发现的哈代的笔记，哈代最早产生创作《列王》的意图远在1874年的春天。他在笔记中曾经写道：“让欧洲作为舞台，使场景不断变更。”随后两年他访问过滑铁卢战役的参战者，并且到滑铁卢进行过调研。1877年，他打算以拿破仑的战争为基础，写一部“大型的剧本”，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对约瑟芬的兴趣，想把所写的剧本取名为《拿破仑》或《约瑟芬》。1877年，他在多塞特郡和大英博物馆进行了大量调研。1880年，他将构思改为关于拿破仑战争的“伟大的现代剧本”。1881年3月，他开始认为拿破仑的行为是“机械的……而不是所谓的能动的结果”。到了1886年，他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这一认识对于史诗剧的构成形式以及哲理性内容的象征形式都是一个重要环节。他认为：“应把人类表现为一个巨大的网状组织系统，当它的某一个部位受到震撼时，所有部分都会颤抖，就像一张蜘蛛网被碰了一下一样。应当用精灵、神怪形象等等形式来表现抽象的现实。”他继续写道：“在此之前被称为抽象观念的现实应当成为真正的生活的现实。古老的物质现实应当作为虚幻的附属物被置于抽象观念之后。”

史诗剧《列王》（The Dynasts . An Epic-Drama of the War with Napoleon ）共有三部，分别于1904、1906和1908年出版。三部《列王》分为十九幕，一百三十场，后来有人经过统计，发现剧中有7931行无韵诗和1152行有韵诗，1470行散文，总共10553行（不包括舞台说明）。

第一部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受到法国入侵的威胁、法国和俄奥联军交战、奥地利军队在乌尔木投降、英国首相庇特劝说普鲁士加入反法联盟、法国海军舰队在西班牙西南部的特拉法加角被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击败，以及拿破仑在捷克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俄奥联军。

第二部的内容大致包括普鲁士的参战及其在耶拿的失败、拿破仑与俄国达成协议、法国在西班牙等地的战争、英国部队对西班牙爱国主义者的支持、法国在西班牙一次战役中失败、拿破仑的婚姻选择、遗弃约瑟芬、迎娶奥地利公主玛丽·露易丝，以及关于法国与俄国之间将要爆发战争的流传。

第三部首先描写了两次战役，一是写法军穿越俄国的涅曼河，二是写法军在塞拉曼加战役中遭到英军的沉重打击。其后作者以较多的篇幅写了俄国的卫国战争，包括法军入侵莫斯科以及因“火烧莫斯科”被迫退却、冬季的进攻，法军所遭受的来自俄国部队的毁灭性打击。还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参战，并在莱比锡打败法军，与此同时，英军已贴近法国南疆。其后，诗剧描写了联军攻打巴黎以及拿破仑被迫退位、拿破仑逃出被放逐厄尔巴岛以及他在滑铁卢被反法联盟最后彻底击败。第三部中，也掺入了一些生活情景，包括前王后约瑟芬的死亡和玛丽·露易丝的状况。

如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哈代的《列王》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框架之下，写进了许许多多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列王》是哈代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人们认为，这部史诗是他哲学思想的最终规划，向人们提供了理解他全部小说的钥匙。”哈代充分认识到，只有史诗剧的形式，才有可能成为表述他哲学见解的唯一可行的工具，才有可能提供一个不受真实性或可能性限制的足以容纳全面见解的画面。

因此，托马斯·哈代的《列王》“不但是一部历史剧，而且是一部哲学剧。哈代企图从关于生物界和无机物界发展规律的一般概念出发，解释历史人物的行动、各个民族以及时代的命运等等”。他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互相依存构成整体的思想，以及把现实世界看成是神灵世界的一种属性的观点，基本上奠定了史诗剧的结构特点和思想倾向。《列王》便是以“全景”手法、以“精灵、神怪形象”的形式来表现抽象的思想概念的。

哈代的《列王》表现出了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思想的影响，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人类命运、甚至人类君王无不受到“内在意志力”的控制，使得人间充满了荒唐和悲惨。所不同的是，叔本华思想中的那个“罪恶的根源”，并不会永远无条件地取得胜利，随着它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渡，人类生活会得到改善。

可见，哈代所选择的题材尽管与《战争与和平》相近，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现实主义地表现战争的本来面目以及宏观再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并非哈代的本意，哈代所要表现的是他一贯关注的悲观主义思想内涵以及他的“进化向善论”的思想体系。

哈代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联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世界文学发展史的视野来关注和探讨哈代的创作，或许更能评价哈代的创作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推荐阅读：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 独上兰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