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夏诗2首​

艾赫曼德·帕夏生于达官显宦家庭，是土耳其“黄金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作为一个宫廷诗人，帕夏所处的又正是奥斯曼帝国向外扩张、财富飞速积累的时代，这就使得帕夏的诗歌主要着眼于对现世生活的肯定。与其他土耳其诗人在诗中表现宗教虔诚不同，帕夏赞美爱情的圆满，友谊的纯真和美酒的香醇。帕夏这种肯定世俗生活，追求美满爱情的思想在他的名诗《你的嘴唇好像殷红的花瓣》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诗的第一节是全诗中唯一一处正面描写诗人倾慕的美人的面貌的地方，把美人的嘴唇比作殷红的花瓣，点出了美人的年轻和娇艳欲滴。正是这样的美，才让诗人想要像守护秘密一样守护美人，不想让美人被其他人看见。诗的二、三、四节从侧面，也就是从诗人自己恋情的热烈来写美人的绝色。首先诗人把语言比得跟眉毛一样珍贵，这就是说，诗人对美人的每一句赞美都是无比真诚的。不论怎样，诗人都愿意把美人当作珍贵的花朵，予以悉心的照顾。第三节中，诗人把自己的泪水比作奔流的小溪，可见心中对美人的爱慕之深切。而把泪水比作小溪，比作河流，是土耳其诗人惯用的以此来形容自己的痛苦的手法，在很多著名的诗歌中都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穿插了一句美人的话：“小溪的源头——是我的爱情。”美人也对诗人的爱作出了正面的回应，诗人因为这一回应而更加欣喜若狂，对美人的爱慕也更为热烈了。这样的感情继续发展，就使得第四节中诗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胸膛成为箭靶，让美人的爱情之箭射穿的情境变得合情合理。正是这一连串的比喻，把诗人心中对美人的爱慕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衬托出了美人的绝色。而在诗艺上，这也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手法，与乐府诗《陌上桑》中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有异曲同工之处。诗的最后一节点明了全诗的主题，那就是爱情并不会随着青春的流逝而飞散，它是永远年轻永远不变的。这也再次强调了诗人的坚贞与痴情。

在这首诗中，不断重复的叠句“我的爱情”是画龙点睛之笔。它不仅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全诗的主题，表白着诗人的痴情，而且同样是描写爱情，肯定现世，“我的爱情”既没有哈菲兹“那又如何”的狂放不羁，也没有后来的纳吉姆的“你是谁?”的轻巧调笑，而是焕发出一种含蓄高雅的色彩。仿佛诗人在炽热的感情中也还能控制自己，生怕自己的轻狂会唐突绝色的美人。这种含蓄高雅而又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的格调，与帕夏宫廷诗人的身份是相符的。

这首《莫拉巴》与《你的嘴唇好像殷红的花瓣》相比，在肯定现世生活，肯定激情方面无疑走得更远，而它的情感基调与帕夏的其他诗歌相比也更为深沉，但是追寻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莫拉巴》全诗共分六节，这六节之中所蕴涵的感情是前后连贯的，构成了一场诗人对充满激情的心灵的呼唤。诗的第一节中所描写的心灵是不羁的，会为了一朵在茉莉花丛中盛开的玫瑰而抛弃沉重的肉体，它展开翅膀，就算主人——“我”的呼唤也难以让它回头。节末那四声呼唤着心灵的叹息，充满了无奈，充满了留恋。诗的第二节是第一节情感的继续发展。诗人处在痛苦之中，生活的毒素和荆棘使他心力交瘁。把生命比作地狱，这显然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但这也生动地表现了失去了心灵的诗人的极大的痛苦。这里的叹息已经不仅仅是无奈，而是成了呼唤心灵的泣血的哀鸣。诗的第三节着眼点陡然由前面的心灵变成了灵魂。诗人说，灵魂是没有激情的，这与前面的心灵恰好相反。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中，灵魂的地位非常高贵，它是人体验真主，最终达到与真主合一的重要途径。虽然在人的灵魂获得神智的过程中，也需要狂喜、激情和陶醉，但是这里的激情绝不是对世俗的荣华富贵的留恋，也不是对世俗爱情的冲动，而是以真诚、绝对的爱去获得真知，即神智。诗人为什么由前面追寻心灵突然转移到灵魂了呢?难道他最终决定放弃远走高飞的心灵?第四节一开始就对这个疑问作出了回答。“心灵高于灵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判别，在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宗教有着绝对的权威。宣扬代表激情的心灵高于追求真主的灵魂，这在当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诗人在这里还不满足，他继续宣称，相会的瞬间，即人与心灵，与激情合而为一的瞬间比此岸和彼岸的两重世界更加宝贵。节末的四声“心灵”，已经不像前面那样是凄婉的叹息，而是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在第五节中，这样渴求激情的感情继续发展，诗人在这里一再表白着自己的心志，只要听到心灵的呼唤，只要听到心灵召唤的琴声，他一定会走出去，一定会大大方方地接纳心灵，接纳与心灵一并到来的激情。

土 耳 其 文 学

土耳其语属突厥语系。11世纪，由西突厥分化出去的一支突厥人西迁伊拉克境，在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国。14世纪初,由此分出的突厥族的一个首领奥斯曼,征服了小亚细亚等地，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文学是在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定居的土耳其人的文学，有时也称奥斯曼文学。

土耳其最早的口头文学作品是行吟诗人所传诵的神话和史诗，其中著名的《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它反映的某些传说，可以追溯到西突厥中的乌古斯人在中亚居住的时期以及西迁以后的早期活动，对研究突厥民俗史和语言史很有价值。《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插图民间诗人阿含克·帕夏

土耳其的书面文学，和许多突厥语系语言的文学一样，与早期突厥书面语的文学有渊源关系。中国唐玄宗为表彰东突厥阙特勤的功绩而□建的阙特勤碑和其他碑的铭文(鄂尔浑碑铭等)，是古代突厥语最古老的文字资料。11世纪中国喀拉□王朝著名的突厥语文学家马哈穆特·喀什喀尔勒编写的《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即尤素夫·哈斯·哈吉布）创作的劝喻性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被誉为突厥语诸民族最早的辞书和古典文学作品。土耳其语文学家于20世纪40年代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研究，陆续出版了译本和转写本。这两部作品开创了伊斯兰突厥语文学的新时期。

此后，中国新疆、中亚到西亚的突厥语诸民族的文学，可以按照语言特点分为三个部分：

1. 察合台文学。通行于中国新疆、中亚、埃及和莫卧尔王国。如阿里·希尔·内瓦伊(一译纳沃伊,1441～1501）、巴布尔·沙赫(1483～1530)和埃布尔加齐·巴哈德尔□(1603～1663)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人所称道。巴布尔所著的《巴布尔回忆录》是突厥语文学中最早的自传体作品。巴哈德尔□著的《突厥世系》是突厥—蒙古语中最早的重要文献。

2. 阿塞拜疆文学。《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是用阿塞拜疆语记录的。阿塞拜疆方言和现在的小亚细亚土耳其语十分近似。著名作家有内西米(？～1418)、富祖里和沙赫·伊斯马伊尔(1486～1524)。前二人的作品被看成整个突厥民族文学的财富。

3. 小亚细亚奥斯曼突厥文学。这是土耳其文学的前身。从13世纪开始，先有塞尔柱文学，后有奥斯曼文学。下面分别叙述它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古典文学（13世纪～19世纪）　有宫廷和民间文学。宫廷文学吸收了大量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语言典雅华丽，脱离了人民的口语，作品大多宣扬神秘主义世界观。著名神秘主义诗人有鲁米(1207～1273)、苏尔坦·韦莱德(1226～1312)和阿舍克·帕夏(1272～1333)等，其中阿舍克·帕夏所著《异乡流浪者的故事》被奉为伊斯兰的百科全书。14世纪诗人苏莱曼·切莱比(1344～1422)创造了穆圣诞辰诗体裁——“梅夫利德”。16世纪是宫廷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始，这个世纪中产生了最出色的宫廷诗人富祖里、巴基。17世纪中叶宫廷文学发展到高峰。纳比 (1642～1712)的教谕诗《仁爱集》、内菲(1572～1635) 的讽刺诗集《命运之箭》以及埃弗利亚·切莱比(1611～1682)的散文《旅行札记》都是土耳其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18世纪中叶宫廷文学走向衰落，但是以描写爱情和世俗生活见长的内迪姆(1681～1730)和著名长诗《美和爱》的作者谢赫·加利普(1758～1799)仍不失为土耳其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

民间文学中最丰富的是诗歌，其作者大多是行吟诗人或托钵僧。最受人民喜爱的有尤努斯·埃姆莱（13世纪）、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16世纪）和卡拉贾奥兰（17世纪）。民间诗歌除宣扬神秘主义思想、歌颂爱情外，也有反对暴政和宗教狂热的优秀作品。民间哲人纳斯列丁·霍加的笑话、轶事在土耳其民间文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现代文学（19世纪迄今）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政治改革，1839至1878年在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革新时期”（即“坦齐玛特”时期）。它的文学也逐步摆脱阿拉伯、伊朗文化的影响，竭力模仿欧洲文学。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抨击封建专制和宗教传统，宣扬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它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如话剧、小说、杂文、政论等；它所用的语言也是更加纯净的土耳其语。这时著名的作家有锡纳西(1826～1871)、纳默克·凯马尔(1840～1888)和齐亚·帕夏(1825～1880)等。锡纳西于1859至1860年间首次翻译了法国的诗歌，创作了第一个剧本《诗人的婚姻》;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1851～1937)最早接受欧洲诗歌的格律,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第一次君主立宪运动失败,文学的革新遭到挫折。1896年，一批作家以文学杂志《知识宝库》为据点，形成一个流派，称为“知识宝库派”。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创作更加西方化,作品往往脱离社会现实，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泰夫菲克·菲克雷特，土耳其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及散文家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及著名的小说家、长篇小说《蓝与黑》和《破碎了的生活》的作者哈里德·齐亚·乌沙克雷吉尔（1866～1945）。

20世纪初,封建势力重新抬头,1901年《知识宝库》杂志被封闭，文学再次陷入停滞状态。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文学界才重新活跃起来。一些作家创办《未来的曙光》杂志，继承了“知识宝库派”的事业，但无甚创新。这些作家中引人注目的有象征主义诗人阿赫梅特·哈希姆（1884～1933），以写历史和社会题材小说闻名的亚库普·卡德里（1889～1974）。

此后又出现民族文学流派，它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流派的作家被认为是共和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尽量不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主张广泛采用民歌形式，用音节韵律来代替阿拉伯诗歌的“阿鲁兹”韵律。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麦赫梅特·埃明(1869～1944)——土耳其国歌《独立进行曲》的词作者,亚赫亚·凯马尔·贝亚特勒(1884～1959),以及一些被称为“音节韵律派”的青年诗人。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取材于本民族的生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战争延续了 4年，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学潮流，出现了许多以民族解放运动为题材的作品。如女作家哈莉黛·埃迪普(1884～1964)的著名长篇小说《磨难》(1922)、《杀死淫妇》(1926)及亚库普·卡德里的长篇小说《私邸出让》（1922）等。但这个流派中最有才华的作家还是厄梅尔·赛斐丁和雷沙特·努里·君泰金。他们的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有的甚至带有自然主义倾向。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诗歌方面曾出现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七火炬”流派。到30年代，内吉普·法泽尔(1905～ )的表现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孤独、绝望和痛苦的诗歌又风靡一时。与他同时代的纳齐姆·希克梅特则以其描写社会生活的自由体诗歌而闻名。稍后，迪纳莫(1909～ )、勒法特·厄尔卡兹(1911～ )和阿·卡迪尔(1917～ )等人也写了不少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诗歌。但由于希克梅特及这些进步诗人被监禁和遭受迫害，这些诗人的创作未能顺利发展。40年代期间雄踞诗坛的是以奥尔□·韦利（1914～1950）为代表的“怪诞派”诗人。他们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革新，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体诗歌。这时还有一个不属于任何流派、风格独特的诗人达拉尔贾 (1914～ ) ，以其抽象的、富有哲理性的作品而十分引人注目。在短篇小说方面，有不少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雷菲克·哈利特·卡莱伊(1888～1965)的《乡土故事》 (1939)是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品。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1906～1954）的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56年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曾出现过一个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流派。他们的作品内容抽象，结构奇特，语言晦涩，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其中一些作家后来也都改弦易辙，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这一切都由感觉敏锐的青年作家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出来，因而在这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比较活跃。其中引人注目的有贝基尔·耶尔德兹(1935～ )、奥斯曼·沙欣(1938～ )和女作家菲吕赞·塞尔柱(1935～ )。在长篇小说方面，亚库普·卡德里的《外人》（1932），哈莉黛·埃迪普的《有苍蝇的杂货铺》（1936）及雷沙特·努里·君泰金的《戴菊鸟》(1922)，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因而深受欢迎。30至50年代之间出现的萨巴哈丁·阿里、萨德利·埃尔泰姆（1900～1943）和雷沙特·埃尼斯（1909～ ）等作家，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城市贫民、士兵、农民、工人、囚犯和流亡者的生活。埃尔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31)是土耳其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雷沙特·埃尼斯的长篇小说《泥土气息》(1944)，以一个贫苦家庭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农民遭受剥削的处境，成为40年代的名著之一。1954至1967年间是农村小说最风行的年代。亚沙尔·凯马尔、奥尔□·凯马尔、萨米姆·科贾格兹(1916～ )和奥尔□·汉切尔里奥卢（1916～　）等作家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40、50年代期间一些毕业于“农村学院”（一种从农民中培养为农村服务的人才的学校）的学生也成了著名的农村小说作家。如马卡尔·马哈穆特(1930～ )、法基尔·巴伊库尔特(1929～ )和塔里普·阿普阿伊丁（1926～ ）等。马哈穆特写的《我们的村子》(1950)曾引起巨大的反响，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土耳其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6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仍然以社会政治题材为主，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土耳其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题材也逐步由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作家们不仅暴露社会的黑暗，而且努力探索实现社会变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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