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我坐在窗前》

布罗茨基的《我坐在窗前》一诗写于1971年，他正好31岁。次年，他被苏联政府流放以色列，因为他是犹太人，虽然最后他去的是美国。当然，在这之前，他曾经历审判和流放，两次进监狱。苏联当局将他驱逐出境，是一系列布罗茨基事件的终局。该诗代表了他的基本风格——谨饬的形式，均匀的节奏，矛盾修饰法，自嘲口吻，玄学奇思等等。更重要的是，该诗在主题上凸显了窒息与废墟的双重压迫。尽管有论者指出，布罗茨基在流亡美国后从多恩的玄学风格转向了巴洛克风格，但诗人在流亡前后受承受的现实压力实则没有太大变化。风格的嬗变并不等于主题的转移，很多诗人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写同一首诗。流亡不过加重了他的疏离感与存在的孤独。如布罗茨基所述：“时间的流逝很少能影响体内的那个存在物”，即诗人抵御外在压力的刚性自我。布罗茨基的这首诗也许揭示了他在不断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部份。通过对该诗逐句的阅读，我们来倾听一个带着脚镣跳舞的声音，一个曾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下冻得发抖、只能靠写诗来温暖自己的声音，一个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宏大启示的俄国人的声音。

该诗写给布罗茨基的传记作家兼研究者洛谢夫。洛谢夫比布罗茨基大几岁，他们是在列林格勒的一次诗会上认识的，很快成为好友。他俩的经历有几分类似，洛谢夫也热爱诗，写诗，后来也流亡到美国，但他终究没能成为布罗茨基那样的诗人，反倒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洛谢夫之所以放弃写诗，乃是因为已经完全被布罗茨基的天才所征服。他坦承道：“除了约瑟夫的诗，我的确不再需要其他的诗了……包括我自己的诗在内……布罗茨基替我说出了一切。我想加以表达的一切，都被他表达出来，而且还表达得更为迅速、有力、醒目和有趣。”作为编辑和学者，洛谢夫不遗余力地帮助布罗茨基在苏联发表诗作，编撰《布罗茨基的诗学与美学》，推动其作品的研究。作为诗人，布罗茨基无以为赠，除了诗。他在流亡前夕将这首诗送给洛谢夫，似乎在向好友道别，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并“展望未来”，不管这未来多么地黑暗无光。

诗以“我说”开始，仿佛在讲故事，又好似过来人的谆谆教导，口气疲惫。一上来就点破命运本身的平淡无奇。不计分的游戏如同商场里的赠品，无用而弃之可惜。这种游戏里没有输赢，没有惊险，只有时间那单质的、柏格森式的绵延。也可以说，最后的赢家总是死亡。布罗茨基曾不无玩笑地写道：“人生是一场游戏，有许多规则，却没有裁判……

难怪许多人作弊，赢家少，输家多。”将命运或人生喻作玩游戏很常见，但“不计分的游戏”这样的矛盾语将我们拉出惯常的思维轨道，在瞬间加速了我们对命运的理解。此即洛谢夫所说的“迅速、有力”。诗是作加速离心力运动的语言，诗人的痛苦和欢愉在于他得承受词语的离心力，并非自身命运的离心力，而前者要求更强健的神经。不计分的游戏戳穿了古老的斯芬克斯谜语：我们在命运的神话中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命运丧失了超验的、不可知的向度。那作为最终裁判的上帝，或许一直都缺席。在没有裁判的游戏中，怎么玩都可以。此处回响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那句著名的话：“若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布罗茨基读过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虚无”与“被抛”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

第二句：“有了鱼子酱，谁还要鱼？”似乎与首句毫无关系，果真如此吗？首句是一个普遍命题，第二句是一个特殊命题。布罗茨基似乎想说，鱼就是在那不计分的游戏中被淘汰的对象。在生活节奏猛然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再需要鱼，吃鱼太费劲，刺太多。人们更愿意吃加工后的鱼的精华——鱼子酱。也就是说，鱼的整体被它的部分替代了。鱼在这不计分的游戏中变成了肉酱，反讽地被自己的碎片所取代。从宗教层面看，鱼是基督教的象征。《路加福音》里耶稣对渔夫彼得说，从此你要“得人”了。鱼子酱对于鱼的胜利，暗示现代性对传统信仰的剥夺。人们放弃了活泼的、性灵的鱼，选择了物质化的、死的鱼子酱。

哥特式建筑风格流行于12-16世纪的欧洲，在19世纪获得复兴。在“歌特式风格再度胜利”中，布罗茨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哥特式风格比毒品更有效地使人沉醉于恐怖的享乐。这里，作者似乎暗示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兴奋。在哥特式的政权下，人们获得与吸毒类似的意识形态的快感——不管这种快感与死亡冲动多么地接近。( 冯 冬 )

《我坐在窗前》一诗中，布罗茨基把写作看成“挣脱窒息的纪念”，诗成为对历史总体性的一种突围方式。诗并非只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游戏（如美国当代的语言诗人），而是人在死亡威胁面前的变声的呐喊。诗充当着生与死之间的媒介，它通过毁灭诗人使文化得以延续。在纪念曼德尔斯塔姆的文章中，布罗茨基开篇即说：“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诗人的死亡’听上去总比‘诗人的生活’更加具体。”在为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写的悼词中，他又说：“三、四十年代的政权高效地生产出许多寡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足以组建一个工会。”布罗茨基认为，正是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这代人，以及出生于纳粹焚尸炉超负荷运转时代的这一代人，在延续着俄国的文化传统。这样看来，布罗茨基“最好的想法”并不是“二流”，他之所以用这个反讽，意在坐实一个“二流的年代”。

布罗茨基40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总结自己前半生。与《我坐在窗前》相比，该诗无疑更直白地道出流亡的辛酸：“漆过猪圈和牛棚”；“什么都喝过，除了干涸的水”；“吞下过流亡的面包，发霉而粗糙／胃里发出过所有的声音，除了嚎叫”；“我喊出一声声感激／直到黄土填满我的喉管”（《1980年5月24日》）。此处令人想起颠沛流离的杜甫，在窒息与废墟中艰难地寻求人的尊严：“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杜甫在战乱时代的漂泊生活与布罗茨基在集权统治下的流亡命运，很难说哪一个更悲惨。杜甫同样生活在一个“二流的年代”，唐朝的开明盛世已渐远去，军阀跋扈，民生潦倒。他敏锐而痛苦地感受到时代的分崩离析：“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在政治上，杜甫与布罗茨基同是被窒息者。杜甫多渴望自己“走调的歌”与“沙哑的声音”能被当局听到，结果他一辈子也只做了个司空参军类的小官儿。然而，杜甫的破碎感不及布罗茨基来得强烈，来得虚无。杜甫并不缺少爱，而布罗茨基却能够写下令人震撼的“爱，虽是行动，却少了动词。”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绝望？“窗前的黑暗”与“内心的黑暗” 连手将布罗茨基推入一个无爱的深渊，在那儿，“你将看到／生命如何吞没了爱的身影”。在那儿，我们失去了动词，再也不能做什么，而死亡早已等在门口：“我睡着了。／我白天醒来时，／北极磁场加强了它致命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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