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诗6首

短歌 

我口袋里缺钱花， 

不讨酒店老板爱， 

女仆她会扎扫把， 

还会使劲劈木材。 

我的手上黑灰多， 

眼睫毛上有锅炱， 

我把我的美梦做， 

别人嫌我是祸害。 

蓝眼睛的洗衣婆， 

这些奴才好心肠， 

晚上睡的硬板窝， 

还把贞操当天堂。 

满篮衣服要你洗， 

屠夫还要调戏你， 

于是老爷酒杯里， 

明朝红酒甜如蜜！ 

美国酒吧 

酒吧里不见有姑娘们出现， 

仆役们面色阴沉，懒于应对； 

一个美国佬燃起一支雪茄烟， 

他的尖刻的头脑想入非非。 

一张灿灿发光的红漆柜台， 

苏打威士忌的堡垒在招引行人： 

谁不熟悉酒馆的那幅招牌， 

即使瓶签缤纷，看不分明？ 

畅开供应，随意挑选—— 

成堆的香蕉，颜色金黄， 

蜡黄色皮肤的女售货员 

却面无表情，像天边的月亮。 

我们要了掺咖啡的橘子酒， 

起初，我们微微有些儿伤感。 

而我们命运之神的车轴 

即将向另一个侧面旋转！ 

后来，我开始轻轻交谈， 

我在一只转椅上稳稳坐定。 

我缩在帽子里，用我的麦管 

搅动冰块，倾听着嘈杂的人声…… 

店主人的眼睛——比金币还要金黄—— 

它不会让幻想家们感到怠慢…… 

我们不满意的，是明亮的阳光 

和天体的运行，移动得过于悠缓！ 

董贝父子 

当我听到英国语言的声音， 

感到它比口哨声更为刺耳，—— 

越过一堆账簿的阴影， 

我看见了奥立弗·退斯特。 

请问查尔斯·狄更斯先生， 

那时的伦敦都有些什么： 

董贝的账房，设在伦敦旧城， 

再就是一沟黄水的泰晤士河。 

雨水、泪水。一个小娃娃， 

娇小的董贝儿子，肉皮白嫩， 

快活的公司职员在说俏皮话， 

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所云。 

账房里几只椅子全都很破， 

人们在计算着便士和先令； 

好像是蜜蜂飞出了蜂窝， 

一年到头在数目字中翻腾。 

肮脏的律师们伸出尾巴上的刺， 

在烟草浓雾中埋头工作，—— 

瞧吧，仿佛有一条粗粗的绳子， 

破产人临空摇摆，套着绞索。 

敌人一方定下这样一条： 

决不给他任何的帮助！ 

穿花格布裤子的女儿来到， 

把他抱在怀里，放声痛哭。 

拐棍 

我的拐棍就是我的自由， 

它是我的生命的真谛， 

我的真理不是无需多久 

就将成为人民的真理？ 

当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 

我不会崇拜脚下的大地， 

我拿起拐棍，欢欢喜喜， 

向着远方的罗马走去。 

在这片黑色的耕地上 

积雪永远不会消融， 

而我家中人心头的悲伤 

对我一如往常地陌生 

大雪在岩石上消融， 

它被真理的太阳烧化。 

人民是对的！他们给我拐棍 

让我前去参拜罗马！ 

兰斯与科隆 

……然而在古老的科隆也有座教堂， 

虽未完工，但毕竟非常美丽， 

总还住有一位主持正义的司祭， 

那松林般的尖塔顶美妙无双。 

这位司祭被骇人的警报声震惊， 

在这严酷的时刻，暗夜也更浓更长， 

一口口德意志的大钟在放声高唱： 

“你们对兰斯的兄弟犯下什么罪行？” 

欧罗巴 

它像一只地中海螃蟹，或者像只海星， 

它是被浪花抛出水面的最后一片大陆。 

广阔的亚细亚、亚美利加受尽海的爱抚， 

而当大海冲刷欧罗巴时，已力不从心。 

欧罗巴的海岸弯弯曲曲，如生龙活虎， 

那一个个半岛上的雕像如临空高悬， 

它的海湾的轮廓多少富有女性的特点： 

比斯开湾、热那亚湾，一条懒懒的弧。 

欧罗巴被人披上神圣同盟的破烂衣衫， 

这是一片属于征服者的古老的土地， 

西班牙像一只脚踵，墨杜萨是意大利， 

还有没有国王的温柔可爱的波兰。 

从那时开始，专制君主们手中的欧罗巴！ 

当梅特涅冲着波拿巴伸出羽毛笔尖， 

一百年来头一遭啊，也是我亲眼所见， 

你的这幅神秘的地图发生了变化！ 

智 量 / 译 

罗 斯 的 奥 维 德

——曼 德 尔 施 塔 姆 的 诗 歌 及 其 命 运

1992年旅居伦敦期间，我在旧书店淘得了一本企鹅版曼德尔施塔姆诗歌英译本（译者为JamesGreene）。我曾多次带着它在伦敦昏暗的地铁里读，但现在看来那时并没有真正读进去，此后还陆续读过一些中译，也没有读进去——已漂到手边的“瓶中信”就那样错过了。

但是正如诗人自己在《论交谈者》中所说“海洋以其巨大的力量帮助了这瓶子，——帮助它完成其使命，一种天意的感觉控制了捡瓶人”（刘文飞译）。这次重读曼德尔施塔姆——以翻译的方式来读，我惊异了，也深深地激动了。让我刮目相看的，首先是这样一首诗：

“从瓶中倒出的金黄色蜂蜜……”

从瓶中倒出的金黄色蜂蜜如此缓慢

使她有了时间嘀咕（是她邀请了我们）：

“悲哀的陶里斯，是命运把我们领到这儿的，

我们不该抱怨。”——她边说边回头看。

这里，到处都是酒神在侍奉，好像世界上

只有看客和狗：你见不到别的人。

和平的日子如沉重的橡木酒桶滚动，

远处小屋里的声音——听不明白也无法回应。

茶歇后我们来到棕色的大花园，

黑色的遮帘低垂，犹如眼睑之于窗口；

经过白色的廊柱我们去观赏葡萄园，

那里，空气的酒杯在浇灌沉睡的远山。

这些葡萄树，我说，仿佛活在古时的战役中——

枝叶覆额的骑士们列成繁茂的队形战斗；

石头的陶里斯有希腊的科学——这里是

高贵的金色田地，一垄垄生锈的犁沟。

而在白色屋子里，寂静如一架纺车伫立，

你会闻到醋、油漆和地窖里新酿的酒味；

还记得吗，在希腊人家，那个款待我们的主妇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她是否还在纺？

金羊毛，金羊毛，你在哪里呢？

整个旅程是大海沉重波涛的轰响声。

待上岸时，船帆布早已在海上破烂，

奥德修斯归来，被时间和空间充满。

该诗写于1917年，那时《荒原》还没有出现吧。而那时诗人才26岁！天才，当然，但不仅如此，从那高超的艺术控制力和纯熟的古今并置、神话与现实相互转化的手法来看，还是一位26岁的大师！

至于他那首作于1923年的巅峰之作《无论谁发现马蹄铁》，更是令我有一种全身心的激动。该诗由九节组成，诗人最初还给它加过一个“品达式的片断”的副题。森林——船只/桅杆——风暴之马—-马蹄铁——人类嘴巴/从大地里挖出的石化麦粒——到最后的“时间切削着我，如切削一枚硬币，/我已没有多少留给我自己”，其间穿插着各种元素和意象，气象充沛，笔力惊人，它是颂歌，也是哀歌，是一场神秘的精神风暴，也是终极性的见证，正如克拉伦斯?布朗所指出的：“这是一首颂歌，典范的颂歌，它以自身为观照对象，也即以诗本身为观照对象。诗歌中存在的世界必得像森林和船只一样涌起；每一样事物都在爆裂和摇动……诗中主要的意象为马蹄铁，马蹄铁是那死去的风暴之马留下的一切……这也是人类生命最后姿态的凝结，仿佛是惊讶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

面对这样一首诗，我作为一个译者要做的，是举全部之力，以把读者带入到这场难以形容的精神的风暴之中：

我们望着森林并且说：

这是一片为了船和桅杆的森林；

红松，

从树顶上脱落下它们蓬松的负担，

将迎着风暴嘎吱作响，

在狂怒的无树的气流中；

铅锤线会系住起舞的甲板，紧紧地

拴在海风苦咸的脚跟下。

而海的漫游者，

在无羁的对空间的渴望中，

正穿过排浪的潮气，以几何学家的仪表，

以大地衣兜里的吸力，

来校对大海不平整的表面。

不仅是其充沛的气势、奇异的想象力和各种隐喻的转换吸引了我，在诗的后来，那种时间和生命的终结感也会深深地触动我们：

声音依然在回响,虽然声音的来源消失了。

一匹骏马口鼻流沫倒在尘土里，

但它脖颈上抽搐的弧线

仍保留着奋蹄奔腾的记忆，

那一刻不止是四蹄，

而是多如道路上飞溅的石子，

当那些燃烧的腿蹄腾空离开地面

落下来，重新轮流为四蹄交替。

的确，“这是一首独一无二的诗，它会在所有事物都发生变化时仍保持其完好无损性”。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诗在当时给人们带来的激动，阿赫玛托娃就曾这样问：“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布洛克的来源，但是谁能告诉我们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那种新颖、天赋的和谐是从哪里来的？”

但不幸的是，这位宣称他自己的创作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称“诗即手艺”的“最高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布罗茨基语），却不幸生于一个历史的大灾变年代。正是为了为这样一个年代作证，他的一首诗特意以“1924年1月1日”为题。在这首重要的诗作中，诗人以先知和承受者的双重身份发问：“这是什么时代：病王子血液里的石灰层/已经硬化：莫斯科沉睡……/而无处可以逃离暴君的世纪……”，而结尾是：“你这台小打字机纯净的奏鸣，不过是/那些强有力奏鸣曲模型的影子。”

不过，即使没有经历1917年的革命和此后的内战、恐怖和血腥，像曼氏这样的在个性和美学上都十分“孤绝”的诗人，也注定了会是一个“时代的孤儿”（布罗茨基语）。这样一位诗人的命运也注定了是悲剧性的。正如策兰在曼氏诗歌德译本后记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诗歌最深刻的标志，是其深奥和它们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而这也标志着诗人自己的人生之路。”

以下是曼氏写于1914年的《马蹄的踢踏声……》的最后一节：

而奥维德，怀着衰竭的爱，

带来了罗马和雪，

四轮牛车的嘶哑歌唱

升起在野蛮人的队列中。

这样的诗，不仅表现了诗人的“奥维德情结”，也令人惊异地预示了他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曼氏在1935—1937年间的流放地沃罗涅日就靠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当年的流放地——黑海北岸古锡西厄人居住的荒蛮地区。奥维德客死异乡，成了俄罗斯诗人的精神创伤。早在曼氏之前，普希金就写有《致奥维德》一诗：“奥维德，我住在这平静的海岸附近，/是在这儿，你将流放的祖先的神/带来安置，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灰烬……”（穆旦译文）

而曼氏这首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所运用的“野蛮人”（barbarians）这个字眼，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的名诗《等待野蛮人》，也喻示着人类文明在现时代所遭受的野蛮威胁。而历史正为这种威胁提供“可怕的加速度”，该诗中令人难忘的“野蛮人”形象——“他那狼一般的呵欠”——到了诗人于1923年所写的《世纪》，就变成了几乎已扑上肩头的“野兽”：凶猛，不可逃避，残忍和神秘。以下即为该诗那个著名的令人震动的开头：“我的时代，我的野兽，谁能够/看进你的眼/并用他自己的血，粘合/两个世纪的脊骨？”

而诗人感受到这头野兽的凶猛（或者说感受到“时间的饥饿”），因为他本人即是一头异常灵敏的诗歌动物。以下是作于1921年的《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的第一节：

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

尖锐的星辰在上空闪耀，

星光，像斧头上的盐——

水缸已接满，边沿结了冰。

这里的“水缸”即是一个时间容器的隐喻（“边沿结了冰”，多么精确！）。大地、诗人的生命、诗的语言都成为这样一个对存在敞开的容器。一方面，诗人所持有的对语言的永恒信仰，使他在该诗的第二节有了“那里没有什么比真理的干净画布/更基本，更纯粹”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玄想，另一方面，曼氏的诗学又是一种时间的诗学，或者说，一种接近于动物般神秘感知的诗学：

一粒星，盐一样，溶化在桶里，

而刺骨的水显得更黑，

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涩，

而大地愈来愈真实，愈来愈可怕。

对于曼氏作为诗人的一生，已有很多研究和介绍，我想我们记住布罗茨基的描述就行了：这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这体现在他那“俄国版本的希腊崇拜”中，同时体现在他对时间主题的处理中，他的诗体和韵律因而成为一种“记忆载体”。但在后来，“罗马的主题逐渐取代了希腊和圣经的参照，主要因为诗人越来越身陷于‘诗人与帝国对立’那样的原型困境”。而后来的流放，为此提供了“可怕的加速度”。（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1934年5月，曼氏因为他写的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起初流放到切尔登，后流放到沃罗涅日。“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正是在沃罗涅日期间（1935年4月——1937年5月），苦难、孤独、与大地和死亡的深切接触，使他迎来了又一个创作的迸发期。他在这期间写下的诗编有三册《沃罗涅日诗抄》，数量之多，诗艺之孤绝、之本质，都令人惊异和感叹。

我们来看两首诗人在沃罗涅日流放地写的短诗，那是一个被推抵到灾难的核心的人才可以写出的诗：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那里你们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1935.5）

我的国家扭着我

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

她注意到我，只是在我长大

并以我的眼来见证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

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

（1935.5）

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诗人，他最后要努力给自己保留的，只是“双唇间的咕哝”！（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兰后期的“喉头爆破音”），而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更令人惊异，早年曾被诗人赞颂的彼得堡的“海军部”，现在又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却投来了一道足以致命的“锥形体的光束”！这里，意象的奇特、语言的精确和艺术的灼伤力都达到了一个极限。

也正是在曼氏流放期间，俄罗斯“哀哭的缪斯”阿赫玛托娃曾前来沃罗涅日探望曼氏，并写下了题为《沃罗涅日》一诗，诗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让人一读就忘不了的诗句：

但是在流放诗人的房间里，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

而夜在进行，

它不知何为黎明。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对于曼氏流放后诗风的变化，布罗茨基还曾这样描述：“这种加速度首先影响了他诗歌的面貌。崇高、沉思、有停顿的流动，变成了快速的、突然的、劈啪有声的节奏……”，它成为“一种强烈的即时速度和神经质的暴露”，在结构上则伴以“压缩的句法”和“大量的跳跃”。它“不再是行吟诗人的吟唱而是有点像鸟鸣，不时发出尖利的、急转的、高亢的音调，就像用颤音歌唱的金翅雀。”

而到了后来，在诗人那里，甚至连这种“颤音”也唱不出来了，它只是一种受尽摧残的生命发出的含糊不清的“咕哝”：

主动脉充满了血。

在它的分类中不时传来一阵咕哝：

——我生于1894年

——我生于1892年……

而，抓回一个已磨穿了的出生年头，

和这聚拢的牧群一起批发，

我贫血的嘴唇在低语：

我生于1月2号至3号的夜里

在一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或别的什么年代的

不可靠的年头，

而世纪围绕着我，以火。

（1937）

读这样的被历史暴力所伤透了的诗，我们只能说：这是语言本身所发出的最后的痉挛！

诗人最后留下的文字，是1938年10月在押解到远东集中营途中的中转站寄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诗人以很艰难的语气说他的身体已虚弱到极点，瘦得几乎变了形，不知道再给他邮寄食物和钱是否还有意义。在这一、两个月后诗人即在集中营里死去，他是如何死的，葬于何处，一切都成了谜。

我将不向大地归还

我借来的尘土，

我愿这个思想的身体——

这烧焦的，骨肉，

像一只白色粉蝶，

能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

回到那条街，那个国家。

（1935.7.21）

曼德尔斯塔姆最后的诗，就这样展现了他与他的时代的剧烈的冲突。但它们不是表面的控诉，它们是血的凝结。它们也不仅仅是牺牲品的文献，而是深入到了存在的内核中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诗篇。它们用“借来的”时间活着，而又最终战胜了时间。它会永远“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而这样的“跨距”，我们今天已看清了，会跨越所有不同的时代！

在企鹅版曼氏诗歌英译本序言中，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耐人寻味地称诗人为“一个真实的诗人”（“a true poet”）。而这种“真实”，用布罗茨基式的表述方式来说，只能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诗人的悲剧性命运，他的“永久的心跳”和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为这种“真实”提供了永久的保证。

而策兰对曼氏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力透纸背：“曼德尔施塔姆，达到了他的同时代人无与伦比的程度，他写诗进入一个我们通过语言都可以接近并感知的地方，在那里，围绕一个提供形式和真实的中心，围绕着个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时日发出挑战。这显示了从被损耗、废弃的一代的废墟中升起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与我们的今天是多么相关。”( 王 家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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