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兰德《I strove with none》

瓦特·兰德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 ]，也译作沃尔特·萨维奇·兰德，英国作家，生于1775年，卒于1864年。兰德出身贵族，个性极强，钟情于自然，热爱儿童、艺术，他甚至用拉丁文语写作，再译成英语，追求语言的简洁、韵律，与当时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同代。但兰德在他的时代，作为一个诗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瓦特·兰德《I strove with none》

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By Walter Savage Landor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I am ready to depart.

生与死

瓦特·兰德作

杨绛 / 译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哲人遗言

——七十五岁生日有感

瓦特·兰德作

许景城 / 译

名来利往，不争不屑。

首爱自然，艺术次之。

生命之火，烘暖双手，

火渐萎熄，吾亦去兮。

译于班戈大学2016年5月25日

无题

瓦特·兰德作

李霁野 / 译

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斗，

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

我在生命的火前，暖我的双手；

一旦生命的火消沉，我愿悄然长逝。

选自：《温暖集》卷首

无题

瓦特·兰德作

绿原 / 译

我不与人争，

胜负均不值。

我爱大自然，

艺术在其次。

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

它一熄，

我起身就走。

无题

瓦特·兰德作

刘元 / 译

吾生信无争，孰值余与搏？

造化吾所钟，次而乐艺苑；

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

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

无题

瓦特·兰德作

鲍屡平 / 译

我没跟谁争，因为无人值得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爱艺术；

我烘暖双手对着生命之火；

它快熄灭了，我就准备离去

无题

瓦特·兰德作

周煦良 / 译

我从不与人争，

没有人值得我与之争；

我爱自然，

其次爱的是艺术；

我向生命之火伸双手取暖；

火快烧残了，

我也准备离去。

选自：周煦良汉译的毛姆《刀锋》

终曲

沃尔特·萨凡基·兰多

孙梁 / 译

与世无争兮性本狷介。

钟情自然兮游心艺苑；

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

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

无题

瓦特·兰德作

佚名 / 译

和谁都不争，已在无意中；

喜爱大自然，其次艺术情；

唯有生命火，双手暖正红；

一旦火渐熄，我即起身行。

屠岸与莎翁十四行诗

写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文全译本初版六十周年之际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和诗人。他一生以剧本创作为主，然而，他写的诗歌，是他整个文艺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盛开的绚烂花朵之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莎氏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早期译者有丘瑞曲、朱湘、李岳南、梁宗岱、方平、梁遇春、袁水拍等十多位，他们让世界文学的精华之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得以传播，热爱莎氏诗歌的读者由此得以欣赏和借鉴。可惜的是，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莎氏十四行诗集问世。一九五○年，由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迄今整六十年矣。

屠岸译莎氏十四行诗缘起

屠岸，原名蒋璧厚，诗人兼翻译家，生于一九二三年。他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读书之余，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同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

那时，屠岸家住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其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父子两人打理，维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间，屠岸常去书铺看书，亦淘些廉价的旧书。一个冬天的傍晚，他照例走进店里，忽然瞥见书架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本，这是一九○四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是精致小巧的精装本，让屠岸看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试着向店主询价，年轻的店主笑答二千元(当时流通的伪币)，屠岸一愣，一个穷学生，实在无力购买此书，只得将书默默放回书架。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惦记着这本心爱之书，生怕被人买走。一天，他又来到书店，那书还在书架上静静地站着，他的心得到一丝安慰。因囊中羞涩，他大胆地向店主提出借阅一星期的要求，当即得到允许。他激动地把书捧回家，一遍遍摩挲、翻阅。一星期到了，他如期归还、道谢。年轻店主笑着接过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沙写道:“赠给璧厚吾友麦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让屠岸喜出望外，激动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青年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归宿。”年轻店主即麦杆，原名王兴堂，后为我国著名木刻家。他与屠岸成了好朋友。麦杆曾为屠岸的另一部译著《鼓声》画过插图。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屠岸在烟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不期相遇，屠岸将手头的一本新版《十四行诗集》赠与麦杆，说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诗歌把我俩的友谊连结在一起。

再说屠岸当年得到麦杆的赠书，又参照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克雷格所编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一卷本，在课余夜以继日地投入翻译，历时几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莎氏全部十四行诗的翻译。除了译诗，他还在每首诗的后面写有数百字不等的“译解”，对该诗进行精辟分析和解读。这是屠岸译著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曾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此书经好友、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入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于一九五○年十月在沪初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单行本。此书发行人为韦秋琛先生，他是文化工作社老板。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本特色

初版本封面上的书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老宋体，由上而下竖排在中间，十分醒目。扉页上有一题辞:“译献已故的金鹿火同志”。这是屠岸大学同窗好友张志镳，金鹿火即他姓名最后一个字“镳”的分解。屠岸把这部译著的出版作为对亡友最好的纪念。为了方便阅读，屠岸写了《关于莎氏十四行诗集》长文作为代跋，又请诗友左弦(后成为我国著名评弹艺术理论家)译出俄文版《马尔夏克译莎氏十四行诗集后记》，附在卷末。上海解放初，屠岸在书店里买到马尔夏克的这部俄译本，书后附有苏联莎学专家莫洛佐夫的文章，即左弦译的《后记》。

这一初版本的插图颇有特色，作画者为孟石，共九幅，扉页上有莎士比亚像和骚桑普顿伯爵像(据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大部分是献给他的)，另外七幅画是为第八、十二、十五、六十、一二九、一三二、一三八首诗而作，这些带有装饰趣味的黑白插图，寓意深刻，笔墨活泼，引人思索。如第八首诗，写到父亲、母亲、儿子合成一体，唱一支歌“你独身，将要一无所成”，插图画的是三只袋鼠，一公一母一幼，幼者在母亲袋里，三只袋鼠都在拨七弦琴，唱着歌，公鼠真诚平和，母鼠情绪高昂，幼鼠喜悦纯真。孟石以拟人化的笔触，画出了人的情感。孟石是屠岸胞兄蒋孟厚的笔名。两人手足情深。当年应屠岸所邀，孟石画了这些充满童趣和想象的插图。他后来成为留苏博士，回国后任西安交大建筑系教授，二○○二年因病辞世。

由初版本的印数还引出一个小插曲。版权页上有“印数1000，校对:译者”的字样，屠岸也以为印数一千册，在日后的《再版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初版一千册中的错误随着这一千册流传在读者中间了。”后来，经文化工作社的小徒弟揭发，老板韦秋琛隐瞒了此书的印数，实际印数为两千册。这让老板韦秋琛很是尴尬，连忙向译者诚恳道歉，补发稿费，并在再版时更正了初版印数。

屠岸在翻译出版此书过程中，还有几个小插曲。一九五○年三月，屠岸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参与创办《戏曲报》时，到胡风家去组稿，胡风问他近来在忙啥，他说在译莎氏十四行诗，又说现在是革命第一，莎氏十四行诗译文只能作为文献资料保存。胡风说，莎氏十四行诗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作品，对今天的读者有用，对将来的读者也有用，鼓励屠岸译完它，出版它。当时文化局艺术处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干部发表作品要经领导审批。屠岸把译文交给党支书看，支书说莎氏劝青年结婚，不合当时中国时代气氛。屠岸又把译文送给副处长黄佐临先生审阅，黄予以肯定和鼓励，这才算通过了。此书出版后，第一个给予称赞的是南京诗人兼翻译家赵瑞蕻。后来，复旦大学教授周煦良又通过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黄源转告屠岸，认为译得甚好。

屠岸译著的版本流变

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后一年零四个月，文化工作社即以“世界文学译丛”的名义，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再版，印数为三千五百册。虽是再版印刷，但版本已有些变化，一是封面上的书名由竖排改为横排，二是书末增加译者的《再版后记》。因为初版发行后，上海翻译家方平先生写了《评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文，投寄给《翻译通报》杂志，主编董秋斯为慎重起见，将此稿寄屠岸征求意见。屠岸觉得方平的意见大多提得对，同意发表，同时对方平文中几处批评错了的地方，写信告诉方平。方平作了修改，发表出来的文章，批评得全对。所以，译者在《再版后记》中特别谈到:“方平同志的指正对我是有帮助的，它首先使我认识到自己在翻译工作上还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其次它使我懂得在翻译工作上应该更谦虚一些。仅仅为了这两点，我就有理由在这里深深地感谢方平同志。”根据方平的意见，屠岸对译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在《再版后记》结尾处说:“一个翻译工作者主要地应该从读者和批评家的不断的批评和指责中求得进步，对于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我是欢迎的，我是感谢的。”

方平读了屠岸译著，敢说实说，一诉己见。屠岸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虚心接受，虚怀若谷。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之风，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良好文艺批评环境，是令人称赞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系统实行公私合营，文化工作社合并进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该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为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除初译时参照的两种原版本外，屠岸又增加参照了哈锐森编订的企鹅版一九四九年修订本(初版于一九三八年)。屠岸这个译本与文化工作社的版本相比，明显的区别是换了封面装帧。深绿底色上，毛笔行书竖写书名，左下方有“屠岸题”三个字。可惜的是，原先受到读者赞赏的孟石的插图，有人批评说过于调侃不够严肃而取消了。全书另用了选自马尔夏克俄译本中的两幅木刻画，一幅是莎士比亚像，另一幅是第八首诗的插图。

时过一年，一九五六年六月，新文艺出版社以原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重新出版这本书，标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上删去了“屠岸题”三个字，恐怕当时的社会气氛不宜突出个人吧。原来的《再版后记》抽去，换成了《重版前记》，译者从五个方面对译本作了全面的修改:“一是改正误译，二是改正不达意不确切处，三是改进语法修辞，四是改进音韵，五是改进译解。”这一版本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又印了第二、第三次，三次印刷总数为四万二千册。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出版“新一版新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仍保留初版本屠岸的“代跋”及附录的左弦所译《马尔夏克后记》。这个版本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也印了三次，后两次未标示印数。封面在原书法体书名前，铅印“屠岸译”三字，左边加了七弦琴和花朵的装饰花纹。此书是最后一次以繁体字竖排形式出现的版式。

一九六三年，屠岸根据卞之琳先生的意见，又参照诺克斯·普勒编注的亚屯版一九四三年修订本，海德·柔林斯一九四四年编订的“新集注本”，对莎氏十四行诗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加工，重写了《译后记》，交给卞之琳先生审阅。然而，此时政治形势步步吃紧，已很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了。到“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封杀了一切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七年，卞之琳在与屠岸重逢时，郑重地将冒着危险保存了十五年的《译后记》面交屠岸，令屠岸感激不已。

莎氏十四行诗获得再生

“文革”结束后，屠岸听说，在“文革”的文化沙漠期间，有人(包括下乡青年、部队战士)偷偷阅读他译的莎氏十四行诗，还有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青年诗人高洪波(后任《诗刊》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对屠岸说，他在云南当兵时，与战士们共读莎氏十四行诗。屠岸问:是谁的译本？高洪波当即背诵了一首，屠岸发现果真是他的译文！

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改名为《十四行诗集》的屠岸译著，使莎氏十四行诗在告别中国读者二十余年后“重见天日”。屠岸将一九六三年的修改本又作了五百多处修改，由昔日好友、知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任责任编辑(方平翻译的第一个译本即是莎氏第一部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由文化工作社作为“世界文学译丛”之一出版于一九五二年)。封面设计为蒲公英，正文首次改为简体字横排，目录仅列两行:十四行诗集、译后记，不附任何插图。这个版本后来又印过一次，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三次印刷时，恢复了原书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以后又重印多次。一直到二○○八年三月，重庆出版社与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改，参考了罗尔夫注释本(1898)、西摩·斯密斯注释本(1982)、布思注释本(1977)、钱兆明注释本(1995)”。这样，屠岸的这部译著更臻完善了。

屠岸自一九五○年翻译出版中文全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六十年来，此书不断再版再印，累计印数达五十万册以上。而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他感慨: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然而，年逾八十七岁的屠岸依然“执迷不悟”地说:“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因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也许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