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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提根《悉尼绿色大街的布鲁斯》

布劳提根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理查德-布劳提根 (1935-1984),美国小说家、诗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50年代卷入垮掉的一代的活动。1966 至1967 年,任加州理工学院住院诗人。后移居日本。1984 年10月布劳提根在加州家中开枪自杀身亡。他的主要作品有《请栽种这本书》、《在美国钓鳟鱼》、《避孕药和春山矿灾》及《在西瓜糖中》。 
布劳提根的第一本诗集《河流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ivers),出版于1957年5月,只包含一首诗,限量印刷一百册。这首诗被分为左右两部分,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纸上。布劳提根和第一任妻子弗吉尼亚·迪翁·阿尔德(Virginia Dionne Alder)以及诗人罗恩·洛文孙(Ron Loewinsohn)将其折叠后包上黑色卡纸,再将印有“地狱出版社”(Inferno Press)字样、旁附布劳提根签名的纸质标签,贴在黑色卡纸上作为封面。这本诗集的含量、印数和装帧令人侧目,之所以被认为是“诗集”,是因为它得到了莱斯利·伍尔夫·赫德利(Leslie Woolf Hedley)经营的“出版社”的支持,并使用了包装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开始。日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成为了布劳提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延伸,极大地扩展了诗歌写作的“形式”的边界。
1958年5月至1967年4月,布劳提根又陆续出版了《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The Galilee Hitch,1958)、《躺大理石上喝茶》(Lay the Marble Tea,1959)、《章鱼边境》(The Octopus Frontier,1960)、《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1967)等四部诗集。这些诗集包含大量历史、文学的叙事,并与他之后的大多数诗一样,有意模糊了诗歌与散文的边界,并将这种变异侵入小说的领域。或者可以说,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布劳提根风格”在小说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而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8年出版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The Pill Versu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以上四本诗集中不少诗被再度收入其中。
在布劳提根所有诗集中,《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最为著名,是作者的标志性作品,也可视为当代美国诗歌的巨大收获之一。虽然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使他作为“小说家”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名声。但一年后出版的这部诗集中,除“布劳提根风格”之外,短小精悍的“性爱诗”大量出现,成为了读者辨识布劳提根的重要标志,也使之在美国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诗人中间独树一帜。与《嚎叫》《裸体午餐》(Naked Lunch)等涉及吸毒、纵欲、暴力等主题,且因内容上所谓的“低级”“下流”而引起法庭注意所不同,布劳提根的作品即使不断描写“性爱”,不断出现两性的身体器官或者是做爱过程的隐喻,但其在整体上并“不淫”,反而是“以使用幽默和情绪推动一种独特的包含希望和想象力的画面而著称”(约翰·巴伯[John F. Barber]语),从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中“好色而不淫”的诗歌孤岛。例如,诗集同名诗《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将女性口服“避孕药”,将精子在阴道中杀死的过程,比喻为一场“矿难”(mine disaster),可谓令人击节的奇思妙想。
除此之外,布劳提根的这些诗还受日本俳句以及海明威极简主义文体风格的影响,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挑战着写作技艺的新高度。在布劳提根的早期诗歌中,十至二十行的诗歌占多数,二十行以上的诗歌也不罕见,但从1968年出版的诗集《请你种下这本诗集》开始,基本都是十行以内。《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收录的首次发表的三十八首诗中,只有七首超过十行,最长的不过十八行,最短的只有三行。而在非首次收录的六十首诗里,十行以内的诗也占一半。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只存诗题、不存正文”的诗歌形式。这种零行的诗歌,借助诗题与诗集中其他诗歌形成的空间感或互文关系,而保有强大的诗意。有评论家说得好:“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从来不是艺术的局限,而是艺术家借以开疆拓土的座下良驹。”文本形式对行数和字数的限制,必将逼迫诗人驱动想象力,增加诗歌内在肌理的密度,加强语言的弹性和歧义性,拓宽诗歌的空间感,并最终将诗歌整体引向更大范围的隐喻和象征。




悉尼绿街的忧愁

肖 水 译 


回忆起悉尼的绿街 

让我获得一种既美丽 

又愉快的感受 

但它是一种脆弱的东西。 


捡起一块玻璃 

眼睛望着这块玻璃 

然后手,玻璃还有眼睛 

都掉落 




悉尼绿色大街的布鲁斯

阿 齐 译


我想某些美丽的、

好玩的东西是从对

悉尼绿色的大街的回忆中

获得的。

但它是一种脆弱的东西


手拿起一面镜子。

眼睛看着镜子,

然后手、镜子和眼睛

消失




“亲近化”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技巧提出来的,而是首先具有一种美学和诗学的意义,是一种与“陌生化”美学原则相互对峙又相互吸引的美学原则。事实上,在人类漫长的文学史上,前人已注意到陌生化与亲近化问题,并且各自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加以阐述。我们在中西古典文论中都能找到相关的理论雏型,而这正是基于整个一部诗歌史的运动轨迹,它的本体性层面上的波动曲线处于陌生化与亲近化的两极之间。建立在两极之间的张力结构便是由平衡到失衡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的有机过程,它构成诗歌本体运动过程的潜在脉络。 
首先,支撑陌生化和亲近化的美学观念和文化观念截然不同。 
俄国形式主义倡导的“陌生化”是基于这样的美学标准,即审美心理中的新奇感和惊异感。因为“众所周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根本不被人们所认识。”(黑格尔语)。陌生化的意义正在于瓦解艺术形式和语言方式运作上的自动化和心理上的惯性化,从而重新构造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把一种奇异的与实际生活完全不同的现实展现给我们。什克洛夫斯基说:“事物好象是打了包装在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根据它所占的位置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表面……,被人们称作艺术的东西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重新去体验生活,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毫无疑问,“陌生化”概念揭示了艺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 
与此相反,亲近化是基于一种大巧若拙、大美若素和大气浑成的美学标准。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对人为地扭曲、破坏自然,“致虚极,守静笃”,保持“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末孩”的素朴之心,形象地悟透了心与物,道与技的关系;依循“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而达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依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而入乎“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本明化境。平淡美、朴素美是最广大也最细微的美。发现它不仅需要眼睛,更需要智慧和悟性。它恰恰是对通过变形而达到的惊异化和新奇化进行清除与还原。在我看来,寻常之美正是被追求新异的“众所周知”心理所掩盖,被一种常规的、惰性的日常言语所淹没,以致于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谈而不及。陌生化试图通过变异达到远离,从形而上的抽象层次来把握它。而亲近化则通过还原达到亲近事物本体和生命本体的目的。聂鲁达说:“也只有走在那平凡的人所走过的路,我们才能把各时代剥夺下来的宽裕与宽大,再度送回诗的世界里。” 
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类似亲近化的论述。庄子主张无已、丧我、心斋、坐忘,“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而不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才能以“雕刻众形不为巧”之大巧而进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大美,即由技入道,入道而忘乎技,由有巧进于无巧,由无巧见巧方为大巧,由大巧然后归于大朴。因此,大巧之“朴”或“拙”,历来是中国古典艺术和诗歌追求的境界之一。又如,袁枚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大巧若拙,而于诗文之道尽矣”;严羽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陶渊明说“抱朴含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其田园诗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我们从后人对陶诗的评价中便可见一斑。苏轼说:“才高意远,造语精到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也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再从空间意识上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有侧重点之不同。西方人的空间是立体的无限的空间,移近就远的空间,反映在西洋绘画、建筑和文学上,则为焦点透视法、耸入上苍的哥特式建筑和强烈的超验倾向。而中国人的空间是平面的亲和的空间,是移远就近的空间。投射在艺术上则为散点透视法、铺向人世的故宫式建筑和明显的入世倾向。西方人追索无穷空间的奥秘,深得冒险之乐,又常怅惘于无极无沿。中国人常饮吸无限于自我之中,通过亲近环绕自身的有限自然使深广的宇宙来亲近我,安抚我。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存在强烈的互补性。西方人探索无穷之心,容易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美;中国人重视安顿自我,且抚爱万物,又容易陷入琐屑的泥沼。 
总而言之,陌生化和亲近化都代表了人类审美需求中的两个有机反向的方面:形而上的超越生存的越构倾向和形而下的安居现实的原构冲动。比如在人类美术史上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艺术——有机形式和几何形式。前者可归入移情艺术,后者可纳入抽象艺术。沃林格尔认为,“移情冲动是人与外在世界的那种圆满的具有泛神色彩的密切关联为条件的,而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而且,抽象冲动还具有宗教色彩地表现出对一切表象世界的明显的超验倾向。”因此我说,陌生化更多的源自于抽象冲动,而亲近化则更多的源自于移情冲动。在高度陌生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从变幻不定的存在困扰中抽离出来,净化一切赖此而存的事物的无常性和庸常性,以近乎抽象的形式使生命个体获得追索无限奥秘的满足。在当代“朦胧诗”、“寻根诗”和超现实主义的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高度陌生化的典型。“寻根派”诗人试图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宇宙来把握一种恒定的东西,通过对语言的大幅度变形来赋予它以抽象的形式。因此,在 “寻根诗”的越验神秘中,我们很难闻到生命原动的鲜活之气。例如岛子的组诗《天狼星的传说》:“宇宙爆裂/昴星团疯旋骷髅云舞/神秘的火环巡逡于天外九天 /众星失意纷然叛离蜂巢/阴极之电绽开天蝎蔷薇,梦河裂岸/时空竞相超越/彗发被风/毛骨悚然辉煌/漫漶/长蛇星座醉立图腾烟柱/膜拜者割股自啖/巨蟹之盖揭开黄体痉挛/天象错乱如期,如期/拱垂一张鞭痕精美的龟背/层层预卜杀殉的秩序”(《独化》)。呈现的是一幅天象迷宫式的咒语或占卜记录,远离形而下的人间气味,难以悟读。 
而在高度亲近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生存者对于自身与世界的正视与敞亮,它是对以生命为核心的生存状态的一次潜入与还原。在这里,高度变形的语言恰恰对深入本体世界构成了一次障碍,一种抵消。亲近化的语言是平易的、简淡的和清浅的,是一种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生成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古今中外优秀的口语体、歌谣体和童话体的诗歌中找到亲近化的典范之作。诸如陶渊明、白居易、洛尔迦、惠特曼等。 
其次,陌生化与亲近化的实现主要靠什么具体技巧或方法呢? 
作为陌生化的倡导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复杂化和难度化。他认为诗歌语言是“受阻碍的、被约束的语言。”他明确反对诗歌用语简朴,推祟语言繁复,形式重叠,并特别注重修辞手法以及古字、冷字、典故、新词语和外来语的运用,同时借助特有的节奏、韵律从整体上打乱普通语言的常规性,以此来“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艾略特的《荒原》作为英美现代诗的里程碑,全诗吸收了人类学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五种语言,引用了五十六部前人的著作,其结构也如九曲回廊,极尽繁复之变,可谓陌生化的典范之作。 
实现亲近化的具体方法与陌生化相反,它是通过简淡化和平易化,一方面使语言变形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对原始言语的芜杂进行提纯,以简淡的形式映现生命本体的繁茂,以平易的语言折射生存世界的奥秘。亲近化意味着从民间文学的简单纯朴的形式和活跃在民间的最有生命力的语言中汲取养料。简淡化不等于简陋化,粗鄙化,它是对繁复世界的内在把握与深层体悟;平易化也不等于通俗化、口语化,它是对语言世界的活性精髓的有机提炼与本真还原。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正是借鉴于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歌、民谣的形式,创作了大量举世公认的诗歌杰作。诸如《小广场的歌谣》、《三条河的小歌谣》和《月儿,月儿谣曲》。 
科尔多巴。/孤独而遥远。//黑色的马驹,浑圆的月亮,/橄榄装满了鞍囊。/虽然我认识路,/我却从未到过科尔多巴。//经过平原,经过一阵阵的风,/黑色的马驹,红色的月亮,/科尔多巴的高塔上/死亡在把我张望。//多么漫长的道路哟!/我勇敢的小马驹哟!到达科尔多巴之前/等待着我的死亡哟!//科尔多巴。/孤独而遥远。(洛尔迦《骑马人的歌》) 

陌生化和亲近化,当二者各自走向极端的时候,它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诗歌的本质是一种在时空之中只存在唯一一次的独特艺术形式,而陌生化会变得不再陌生,亲近化也会变得不再亲近。因此,诗歌必须在这两个极点之间保持必要而均衡的张力,既变异又还原,既原构又超越,“这个作用的结果依恃两面,我指‘这里’与‘超越’,赫拉克利特不就谈过相反张力间的和谐和吗?”(埃利蒂斯语),因陌生化和亲近化这两个力的原点而形成强劲的张力场从而成为大诗产生的最重要的土壤。聂鲁达对此深有体会:“所谓做诗就是在刹那间的严肃行动,在其中有孤独与连带感受、感情与行动、对自己或对人类的接近与自然的神秘的启示成了对等的东西。……也永远使梦和现实在我们之中的合并行动得到支持。”无论是从人类诗歌史本体运动的历程看,还是从作为个体的诗人的创作生涯看,陌生化与亲近化始终作为一种内驱力,独立自足地调节着、转换着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从而在诗人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艾略特说,后期的《四个四重奏》比《荒原》要简单得多,也成熟得多。实际上,《四个四重奏》正是在陌生化与亲近化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基于此,中国当代诗歌在经历了大倾斜大动荡之后,理应进入一个相对平衡的深度发展,在陌生化与亲近化的张力结构中产生出一代大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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