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亚·波恩《突然一击》
西尔维亚·凯特琳·波恩（Sylvia Caitlin Burn，1990-），大四学生，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十五岁开始写诗，从高中起在新奥尔良的艺术创作中心一直写到洛杉矶惠蒂尔大学的英语系，她热爱她的出生地，她从新奥尔良的音乐和建筑以及当地文化中获取灵感，她希望将来从事专业写作和翻译。
突然一击
巨大的翅膀仍然在振动——
潮湿的早晨，苦味与血腥交合，
橄榄果扔进嘴里，咬在牙齿
与微笑之间，我醉了
醉于失眠与坚定之间。我如此，
而他，像丽达的绒毛，脉搏跳动的征服者，
将征服我而后我们笑着
因为我们没法不笑，这甚至不是个问题。
早上8点，酒吧里粘湿，挤满了
同我们一样的人，摇晃着，
从杯中呆望这个世界。
“这是史诗，”他嘟噜着，从我杯里
取出一块冰，吮吸
在唇间然后我们起身离开。
我穿上黑外套，死亡行进
到车上，车上，车上，
在那里一切都会结束
然后河水将我整个吞下。
突然一击，
他巨大的翅膀在振动。
明 迪 / 译
A Sudden Blow
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 –
The wet morning bitter and bloody-married,
Olives popped in mouths, held between teeth
And smiles, and I am drunk with
Sleeplessness and resolute. I am doing this.
And he, like Leda’s downy, pulsing conqueror,
Will conquer me and we’re smiling
Because we can’t not, it isn’t even a question.
At 8 AM the bar is sticky and overflowing
With people just like us, shaking and
Staring down into the world in their glasses.
“This is epic,” he murmurs, and takes
a piece of ice from my cup, sucks it
between his lips and we get up to go.
I’m putting on my black coat, death march
To the car, the car, the car,
Where everything will end
And the river will swallow me whole.
A sudden blow,
His great wings beating.
1936年赵萝蕤翻译《荒原》，直接原因是当时的诗坛领袖之一戴望舒的约请。从文学交流与接受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这件事情证明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对艾略特的认同和需求。因此，一般很容易理解为赵萝蕤的翻译只是被动地迎合了他人的需求。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赵萝蕤作为诗人和英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十分清楚中国诗歌的发展，也非常了解艾略特诗歌的特别之处，对自己翻译《荒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1940年，赵萝蕤应宗白华先生之邀撰写了《艾略特与〈荒原〉》一文，发表在宗先生主编的《时世新报》(1940年5月14日)。该文清楚地阐明了她翻译《荒原》的目的。她为什么要译这首"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她被艾略特那全新的诗歌观念和深刻的精神内容打动了。她看到了艾略特的"最引人逼视的地方"，即诗人的"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而且，"这些特点不但见诸于内容，亦且表现为形式，因为内容与技巧实在是分不开的，"赵萝蕤深刻理解艾略特所表达的现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看到"欧战以后，人类遭受如此大劫之后"，只有艾略特"将其中隐痛深创如此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她说："因为艾略特的诗和他以前写涛的人不同，而和他接近得最近的前人和若干同时的人尤其不同。他所用的语言的节奏、风格的技巧、所表现的内容都和别人不同。"这些表明，赵萝蕤认为，《荒原》是一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值得向中国读者介绍。更重要的是，赵认为译介这首诗能切中当时中国诗坛之时弊，她指出：
但是单是不同还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工夫，乃是我感觉到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觉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我感到新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恳切、透彻和热烈，都是大的兴奋。
赵萝蕤看到了"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赵在文章最后说得更为直白："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由此可见，赵萝蕤翻译《荒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或针对性，是她自己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选择，而她考虑所依据的理由是《荒原》本身的独特艺术和思想价值及我国诗歌发展与接受者的现实需要。
翻译《荒原》，赵先生不仅目的明确，而且其译介策略与翻译方法也独树一帜，充分展现出她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的具有启示性的思考。她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⑩ 一文中曾论述了自己的文学翻译观，刘树森先生在《赵萝蕤与翻译》一文中对赵萝蕤的翻译成就及翻译方法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我以为，赵译《荒原》有三点极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一)"信"字为先；(二)充分利用"周边文本"(11)，降低原作的陌生度；(三)具有灵活性的"直译法"。
"信"就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部忠实于原作，要获得"信"的效果，就必须充分研究、正确理解原作，如赵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所说："对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她还认为："文学翻译应该着重一个'信'字。"为了获得"信"，赵萝蕤在接受翻译《荒原》任务后，"经过多方比较选择了当时较为理想的版本"，"首先对《荒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2) 她在1937年版的《荒原》"译后记"中说，为了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她对曾采用哪种体裁形式进行翻译设计了几种方案，如采用六朝的骈体、各种文言以及不同时代的文风，试图以体裁和文风的多样性从形式上努力再现《荒原》所包含的各种语言和文体。完成翻译后，她把"平时留记的各种可参考可注释的材料整理了一下，随同艾氏的注释编译在一起"。(13) 这体现出译者为了达到"信"而付出的努力。她一直坚持的"直译法"目的也是为了译文的"信"。"周边文本"指"序言"、"跋"、"注释"等，由于《荒原》典故多，征引复杂，跳跃性大，读来晦涩难懂，赵萝蕤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作品的陌生度。在1937年的译本中，她一方面对艾略特的原注进行增补，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读者可能理解有难度的地方自己补充了30条注释。1980年，她在修订稿中又增加了15条新的注释，还根据当时中国读者已经长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绝缘、并且"政治第一"的文学批评观还没有完全冰释的情况下，利用"译序"对《荒原》进行"一分为二"的解读。
赵萝蕤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说，"直译法"是她"从事文学翻译的唯一方法"，其内涵是："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顺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译下去"，"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句，一个从句，一个句子"。从《荒原》翻译实践来看，赵萝蕤所提倡的"直译法"至少在两个层面体现：一是词序，二是语言风格，即是书面语还是口语体；或者是哪个阶层的人使用的语言，上层人的抑或是普通人的。赵先生在多种文献中谈到文学翻译应该用"直译法"。她强调"直译法"的根据是"内容与形式统一这个原则"。她在同一文章中指出："形式是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形式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完备地表达内容。"当然，赵萝蕤所说的"直译法"并不是一味地"硬译"、甚至"死译"，而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要遵循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她说："若要直译法不沦为对照法全在于译者选择相应单位是否得当，也在于译者的句法是否灵活。"
如果我们把赵萝蕤1936年翻译的《荒原》和1980年的修订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修订本更彻底地体现了她"直译法"的翻译观。例如《荒原》第一句："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1937年的译文是："四月天最是残忍"；1980年的修订译文是："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刘树森指出："时隔半个多世纪，赵译仍为该诗流行最广的中译本。"(14) 其奥妙在何处呢？我认为，着重"信"字，透彻理解原作，正确把握原著风格，在尊重汉语特点前提下亦步亦趋的"直译"，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原作的陌生度，是她的译文成功的根本原因。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