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瑞诺诗4首

Philip Freneau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记者。

弗瑞诺出生于纽约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家庭，家中以卖酒为生。176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二年，发起组织“美洲独立者协会”。这是北美第一个地下学生革命组织。两年以后的1771年，他开始锋芒初露，和朋友休·亨利·布雷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联袂创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史诗性长诗《美洲光辉的升起》（The Rising Glory of America）。预言美国必将把广袤的国土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弗瑞诺先后当过律师、编辑、记者和战船船长，也曾经涉足政界和商界。

人生的坎坷以及丰富的阅历，为弗瑞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作为编辑，他有机会发表大量辛辣幽默的诗歌，以表达他对民主和独立的向往，并以此蜚声文坛。而商务活动又使他得以远涉重洋，游历热带岛屿，并写出许多优美的抒情诗歌，歌唱旖旎的热带风光。弗瑞诺早年投身政界，以犀利的文笔表达他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强烈不满。后来在参加革命军后在大西洋上航行时被英国囚船监禁六个星期。重新获得自由以后，他在不少文章和诗歌里无情地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因此获得“美国革命诗人”（”Poe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称号。后来，又应朋友杰弗逊（Jefferson）之邀，着手创办报纸《国民报》，支持杰弗逊的民主政策，积极鼓吹北美的独立革命。

弗瑞诺的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多样，艺术成就过人。除了早期的史诗性长诗《美洲光辉的升起》，他的名篇还包括《印第安人墓地》（The Indian Burying Ground）和《野忍冬花》（The Wild Honey Suckle）等。它们一直被视为美国文学的瑰宝，而他本人则被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某些诗歌主题和意象则预兆着19世纪诸如库柏（Cooper）、爱默生（Emerson）、坡（Poe）和麦尔维尔(Melville)等浪漫主义作家的现身。

弗瑞诺的诗歌精神境界较高，想像丰富，感情充沛，虽然也涉及死亡、自然、人生、变迁等当年感主题，但却总是以人民和国家的命运，历史或者当时的重大事件为主题，因此富有战斗性。他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诗歌当作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的诗人。在诗歌体裁上，他深受英国18世纪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的影响，多运用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的形式，也即，他匠心独运地把传统英诗的格律运用到讴歌北美大陆特有的土著居民和花卉鸟兽的诗歌当中，使他的诗歌创作充满浓郁的美洲泥土的芬芳。这就为美国乡土诗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诗歌既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又充满大自然的清新画面，而且还不乏讥诮和幽默感以及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力和氤氲于他诗歌中的曼妙的音乐感。后期，弗瑞诺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运用美国民间语言，采用多种诗体，试图在他的诗中自由地表达内心之所思、所感、所想。

飓风

在安全的岸上多么幸福：

　　黄昏时在家中拨旺炉火，

无动于衷地听雨啸风呼——

　　一丛丛树使之大为减弱。

风雨把我们却加倍猛抽——

叫这脆弱的三桅船承受。

现在鸟都飞回了生息地，

　　松鼠寻找着自己的树洞，

野狼在黢黑的穴中聚集：

　　万物受保佑，只除了我们——

海洋注定了会变化莫测，

休憩和安息它永不懂得。

我们飘流在幽暗深海上，①

　　也许见过这昏沉的落日，

见它离去时最后一道光，

　　就再见不到次日的晨曦——

在最最深的珊瑚上葬身，

却没什么人为我们伤心!

可那没岸的地方多古怪，

　　那里命定了永远没阳光——

没一份海图标出那儿来，

　　没一台罗盘指明那方向——

哪位领航可探索那王国，

哪位新哥伦布可以掌舵!

当周围只是死亡和黑暗，

　　是暴风雨恣意肆虐逞威，

这可怕的时刻我听不见

　　友情的声音和任何抚慰——

暴风雨中能有什么友谊，

肆虐的海上有什么慰藉?

习惯于听摆布的三桅船，

　　颤抖的舵手不再能操纵;

拔地而出的山在左右舷，

　　孤独的船摸索在茫茫中——

技能和知识既然都无效，

我们只有毁灭的路一条。

《飓风》也许跟诗人早年航海生涯中的一次经历有关。当一艘脆弱的三桅船在幽暗深海上被“雨啸风呼”裹挟的时候，船上的人会想些什么?

他会无限羡慕“岸上”的万物。“在安全的岸上多么幸福：/黄昏时在家中拨旺炉火，/无动于衷地听雨啸风呼——/一丛丛树使之大为减弱。”甚至是“鸟都飞回了生息地，/松鼠寻找着自己的树洞，/野狼在黢黑的穴中聚集”。凡是“岸上”的万物都值得羡慕。因为，它们在“岸上”，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万物受保佑，只除了我们——”在这鲜明的对比中写出了在凄风苦雨中苦苦煎熬的人，如这世界的弃儿般的惶恐心理。

他会责怪海洋这无情的怪物。“海洋注定了会变化莫测，/休憩和安息它永不懂得。”但是，这狂涛巨浪并不会因责怪或祈求停息片刻，它依然狂啸怒号着。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转目于“幽暗深海”上的那颗“昏沉的落日”。他们留恋于“它离去时最后一道光”，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再见不到次日的晨曦”了。

他会为自己的孤独离世黯然神伤。“在最最深的珊瑚上葬身，/却没什么人为我们伤心!”而这离世的“地方多古怪”啊，“那里命定了永远没阳光——”绝望之情已溢于言表。

他会反思自己出行的草率。这个即将使自己葬身的地方，竟然“没一份海图标出那儿来，/没一台罗盘指明那方向”。世上没有“哪位领航可探索那王国”，即使是有位“新哥伦布”也难以在此“掌舵”!

他会渴望友情与慰藉。“当周围只是死亡和黑暗，/是暴风雨恣意肆虐逞威，/这可怕的时刻我听不见/友情的声音和任何抚慰——/暴风雨中能有什么友谊，/肆虐的海上有什么慰藉?”被一片浓郁的“死亡和黑暗”包围的人们，最想得到的是“友情的声音和任何抚慰”。

他会绝望于绝望的心情。当一切羡慕、责怪、反思、渴望、祈求、恐惧等心情都转过之后，眼前依然是死亡的等待时，绝望的心情也似乎已显得多余。“习惯于听摆布的三桅船，/颤抖的舵手不再能操纵;/拔地而出的山在左右舷，/孤独的船摸索在茫茫中——”此刻，可以说什么都“无效”了，只剩下了“毁灭”。

《飓风》所带来的是飓风下幽暗深海中的人的真切体验。它告诉我们，人会绝望到怎样的地步。

悼本杰明·富兰克林

有棵大树矗立在林子中，

早就是那片林子的光荣;

一旦被风暴或岁月摧毁;

就会使我们奉献出眼泪。

花了长时间造起的大厦，

因慢慢的剥蚀终于倒塌;

但当它注定的年月过完，

我们准为这损失更遗憾。

世人早习惯于你的帮助，

不免为你的离去而痛哭;

你的本领使人们对你亲，

哲人哪，要分离可真费劲!

当一个个君王滚翻在地，

要找些继承人实在容易;

但富兰克林，你无与伦比!

很少人敢于同你比高低!

你夺走国君王权的骄傲，

还把闪电的矛头引开掉!

菲利浦·弗瑞诺的诗歌创作可以17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前期创作了《野忍冬花》、《印第安人的坟地》等著名的抒情作品，因而成为18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而后期主要是以创作社会性作品为主，以“美国独立革命的诗人”而声名远播。尽管某些偏爱其前期充分张扬艺术个性的抒情作品的读者不无惋惜地以为：1786年后诗人弗瑞诺死了，但由于其一贯的浪漫主义激情，使得其后期的社会性作品也不乏优秀之作，《悼本杰明· 富兰克林》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他是坚持精神致富与物质致富相统一的楷模，他告诉人们“美国梦”是如何实现的。该诗即是为哀悼这颗巨星的陨落而作。

在诗中，诗人把富兰克林喻为林中的大树，林子可理解成美国人民。“大树”赫然矗立在林子的中间，他既是林子的标杆，又是林子的守护神，而林子也早已习惯把他视为林子的骄傲与光荣，这就形象地写出了富兰克林与美国人民之间的精神联系。而一旦这棵大树“被风暴或岁月摧毁”，就自然“会使我们奉献出眼泪”。人会死，树会老，“花了长时间造起的大厦”，也将“因慢慢的剥蚀终于倒塌”。这似乎是自然注定的万物之理，而这样的伟人的永恒离别，人们也注定为这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更遗憾。因为“世人早习惯于你的帮助”，世人会因“你”的突然离去而束手无策或失去方向，世人不仅会“为你的离去而痛哭”，会意识到你能如此令人亲近的本领，更会感觉出要与你这样的哲人分离竟如此“费劲”!诗人从三个层面写出了美国人民对富兰克林难以割舍的情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富兰克林对美国的巨大贡献。富兰克林对追求精神理想和物质致富的“美国精神”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他对美国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而他毕生敬业的中心事件是谋求美国的独立。所以，作者在前面铺写了美国人民对富兰克林的感情及其失去“大树”的悲痛之情后，自然将笔墨转向了这个方面。“当一个个君王滚翻在地，/要找些继承人实在容易”是写经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志们的不懈斗争，在北美大地上彻底终结了君主专制政体，而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富兰克林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你夺走国君王权的骄傲，/还把闪电的矛头引开掉!”最后两句是对富兰克林历史功勋的崇高评价。富兰克林在一生事业追求中所展现的完美人格，在美国人民的视野中形成了耀眼的光芒，它不仅在现实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在思想上夺走了君主王权神圣的骄傲，转移了人们崇拜的视线，“闪电的矛头”展现的是一个完美的“新人”形象。

“林子”有了“大树”是“林子”的幸运，“大树”对于“林子”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弗瑞诺的这首抒情味极浓的《悼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诗歌。

印第安人的坟地

不管学者们说过些什么，

　　我依然坚持我的老观点：

我们给死者安排的姿势

　　表明了灵魂的永远安眠。

这地方的古人并不如此——

　　印第安人一朝离开世上，

就再次同亲友坐在一起，

　　重新把欢乐的宴席分享。

鸟雀的造像、带彩绘的碗、

　　为路上食用备好的鹿肉，

说明那灵魂具有的特点——

　　它的活动可没有个尽头。

他的弓早已经引满待发，

　　那一支支安有石镞的箭——

这只能说明生命离开他，

　　而非原先的观念有改变。

陌生的人哪，你该来这里，

　　但是可不要把死者冤枉——

把这隆起的草冢看仔细，

　　并说他们是坐而不是躺。

这儿还剩下块高高石岩，

　　虽给雨侵蚀得斑驳无状，

精细的眼睛能由此分辨

　　那原始民族的丰富想象。

还有一棵高耸的老榆树，

　　在它伸得远远的影子下

，

　　林中的孩子们游戏玩耍。

常有不眠的印第安女王

和许多野蛮的形象出场，

　　把逗留在那里的人责骂。

只见全身是行猎的装束，

　　在月明露重的午夜时分，

这猎手仍在把鹿儿追逐——

　　可猎手和鹿全都是幽灵!

文身的酋长、矛尖的锋利，

　　畏怯的想象将久久看见;

而理智本身会对之屈膝——

　　在这种种的幽灵、幻象前。

库布里克1980年拍摄的《闪灵》，其酒店就建在印第安人坟地上，那儿埋葬着古老的印第安亡灵，鲜血浸染过这里的尘土瓦粒，这种奇异的背景为《闪灵》的出现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猎奇的目光窥探印第安人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等，在他们脸上涂抹颜料，已成为“文明人”的必修课。问题是，涂抹的不仅仅是颜料，颜料也不仅仅是在脸上。

二百年前，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已经足够编织“古老”的故事了。但是二百多年前的弗瑞诺，面对“古老”，其心思却不在“编织”，而在于“还原”——1787年某个夕阳西沉的黄昏，他站在印第安人遗址的一块嶙峋而高的“石岩”上，晚霞与思绪齐飞，“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试图去“还原”印第安人曾经在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大地上的鲜活生活。

“我们给死者安排的姿势/表明了灵魂的永远安眠。”这句诗表明了诗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决定或安排了“死者”在后世的形象或安眠的姿态。这种决定或安排是“我们”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滥用往往会导致荒谬的后果，“我们”在满足或陶醉于自己猎奇的心态或丰富的想象力的同时，将“死者”在世的形象扭曲了。“我们”遮蔽了历史，也遮蔽了自己。这个“老观点”是个惊人的发现。它至少表明，二百年前的弗瑞诺比“我们”深刻得多。

有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诗人就要运用他的想象去挖掘并还原印第安的灵魂及其真实的存在，而这里可供挖掘的矿藏对于诗人来说已足够丰富。这儿有“乌雀的造像、带彩绘的碗”，有“为路上食用备好的鹿肉”，有“一支支安有石镞的箭”……“我们”完全可凭此想象他们在世灵魂的特点与生命的想法。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而独有诗人发现了?是“我们”不愿?不能?抑或不屑?可能，这种发现除了需有“精细的眼睛”看仔细外，尚需有一颗湿润而温存的心，没有这样一颗心，是难以看到“一棵高耸的老榆树”下，牧羊人喜爱的那“远远的影子”和“孩子们游戏玩耍”的身影的。诗人正是通过他那双“精细的眼睛”看到了生命与灵魂，生命与想法的“变”与“不变”的关系，正是通过他那颗湿润而温存的心体察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欢愉、充实与恐惧，这是“充满劳绩，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令人向往的情景。诗人在此并没有忘记刻写出一副特写画面：一个“印第安女王”或一个“文身的酋长”穿着“全身行猎的装束”，手握“矛尖的锋利”，“在月明露重的午夜时分”追逐鹿儿。这个身影慢慢地化为了“幽灵”或“幻象”，至今仍在在大地上追逐着——这是鹿儿，是真正的印第安人，是大地之子的形象。它们是如此的真切，即使是“畏怯的想象”，也将久久看见。此时，仍纠缠于他们当时是坐还是躺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理智在想象面前除了屈膝还能何为?

诗人面对“印第安人的坟地”揭示出后人强加给死者的种种荒谬，并运用想象还原了印第安人丰富而真实的生活。经诗人“去蔽”的努力，神秘而灵奇的印第安人有否向我们敞开?弗瑞诺善于运用传统的英诗格律讴歌北美大地的一草一木和土著居民。在这首思重于情的诗中，同样流露出他固有的抒情色彩。

野忍冬花

美好的花呀，你长得这么秀丽，

却藏身在这僻静沉闷的地方——

甜美的花开放了却没人亲昵，

招展的细小花枝也没人观赏;

　没游来荡去的脚来把你踩碎，

　没东攀西摘的手来催你落泪。

大自然把你打扮得一身洁白，

她叫你避开庸俗粗鄙的目光;

她布置了树荫把你护卫起来，

又让潺潺的柔波淌过你身旁;

　你的夏天就这样平静地消逝，

　这时候你日见萎蔫终将安息。

难免消逝的那些美使我销魂，

想起你未来的结局我就心疼;

别的那些花儿也不比你幸运，

虽开放在伊甸园中也已凋零;

　无情的寒霜再加秋风的威力，

　会叫这花朵消失得一无踪迹。

朝阳和晚露当初曾把你养育，

让你这小小的生命来到世上;

原来若乌有，就没什么可失去，

因为你的死让你同先前一样;

　这来去之间不过是一个钟点：

　这就是脆弱的花享有的天年。

作为美国18世纪最杰出的诗人，菲利普·弗瑞诺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人物。他的作品深深地滋养了后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文人。1786年所写的《野忍冬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属于美国抒情文学的瑰宝。

秀丽而幽静，是“美好的花”的品质，也是大地创造的品质。她有着“甜美的花”和“招展的细小花枝”，但却没人亲昵，也没人观赏。这多少显出了些许寂寥，但这寂寥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没游来荡去的脚来把你踩碎，/没东攀西摘的手来催你落泪”。

“美好的花”之所以拥有这种幸运又寂寥的命运，全是大自然的精心安排。是她要把你打扮得纯洁、纯白。把你藏身在“僻静沉闷的地方”，似乎是有意避开世俗的目光，即使是被“庸俗粗鄙的目光”看上一眼，也将对你的洁白构成不可饶恕的亵渎。所以，大自然要用树荫与柔波来将你细细呵护。

历经夏天、秋风和寒霜，这纯净的美终将消逝、萎蔫、安息，对此，诗人备感销魂与心疼，但同时诗人又想到当初“朝阳和晚露”让“这小小的生命来到世上”，其实已规定了她的结局，只不过是让她回到了先前。所以，“原来若乌有，就没什么可失去”。这一句就显得很重要，它把前面的所见、所感、所悟，浓缩为一个惊人的表述：无中生有，有终将归于无，这是大自然安排的“天年”，生与死是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而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还有担心失去的必要或理由吗?

整首诗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通过视觉描摹野忍冬花的品质，从“僻静沉闷”中，可看出“野”，从四个“没”中，可看出“忍”——对寂静的忍耐。野、忍作为诗眼，在第一节就被点出。第二小节由视觉描摹转入观感，回答了冬花之所以野、忍的原因。假如说第三节是因野忍冬花不可避免的消逝而感动的话，第四节就转入了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因野忍冬花而起，却已通过关联想象隐喻了伊甸园中的花儿，“别的那些花儿”，所有的花儿，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体的命运。

这是位了不起的诗人，想象与思考的品质在他那里同样出色。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遐思，在遐思中流露出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和自然神论的色彩。他与物直接交流的方式，他“惊花落泪”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唤起了我们对大自然原初的情感和态度。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领悟自然的卓越能力，他似乎能将纯洁的自然和堕落的自然区分开来，他似乎能用心灵的耳朵聆听到花儿悄悄地开放的愉悦和静静地消逝的轻叹。

( 黄杲炘译张丽萍评 )

卢梭的文艺思想

卢梭（1712—1778）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尽管大家习惯于称他为哲学家，但他并不是像康德那样意义上的惯于建立哲学体系的谨严的哲学家，而是更像一个跟着思想的飞马奔跑的诗人，无论是在行文，还是在思维方式上，他都更像古希腊的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卢梭对后世的哲学，也如同对文学、艺术、政治、甚至趣味和风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其思想思考的是人，而不是像他所讥讽的有些哲学家所思考的机器一般的人。他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是他强调应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内一切的事，浪漫主义者从他那儿学会了把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是那种与传统的君主制相抗争的民主政治哲学的创始人。

卢梭的思想体现出了启蒙思想中“反思”的一面。他以诗人的直觉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卢梭在其著作中体现出了对科学尊崇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反思。

从文艺思想上说，卢梭的文艺主张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鉴于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思想主张的密切关系，下文采取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方法，也就是用“评传”的形式简单说一说卢梭的文艺思想。

1.反对艺术的艺术思想

卢梭于1712年生于日内瓦（他经常在著作中署名为“日内瓦公民”），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的教育。但在他一生中，他多次为生活所迫而改教。早年他是个流浪汉，在他的流浪生涯中，有一次成了一个贵妇人的男仆，可是那夫人三个月后就死了，人们从他的口袋中发现一个金饰扣，他一口咬定是一个他所爱的女仆送的，后来，他说：“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个残酷时刻邪恶更远离我了；当我控告那可怜的姑娘时，说来矛盾，却是实情：我对她的爱情是我所干的事的原因。她浮现在我的心头，于是我把罪过推给了第一个出现的对象。”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方式。另一次，他在里昂的街头抛弃了他那癫痫病发作的朋友。至于他和华伦夫人的故事则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他的妻子是旅馆的女仆黛蕾丝，他终生与她及她的母亲一起过着痛苦的生活。他振振有词地写过讨论儿童教育的《爱弥儿》，却将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送到育婴院抚养，这经常成为别人从道德上非议他的一个理由。

卢梭在写作方面的成功，是在1750年。那一年，第戎学院悬赏征求关于艺术与科学是否给予了人类恩泽这个问题的文章，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获得奖金，并一夜成名。

在这篇文章的序言中，卢梭说他要讨论的“乃是人类幸福所攸关的真理之一”。并自知“我预料人们将很难宽恕我所大胆采取的立场”，但他认为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决不能为“生来就是受他们的朝代、国家与社会的见解的束缚”的读者而写作。

卢梭主张科学、文学和艺术是道德的最可恶的敌人，而且由于它们让人产生种种欲望，还是人的奴役的根源；因为像美洲的野蛮人那种素常裸体的人，锁链又如何加得上身？在这篇文章里，卢梭用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激情、愤世嫉俗的态度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世界，并用一种美丽的幻想来看待人类的史前时期，尽管他本人当时是个音乐家和作曲家，但他反对文艺。他的这种愤激的文艺主张来自于他对于人的理想中的德行的向往，他说：

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子，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们的格言真能成为我们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的称号是分不开的，那末生活在我们中间将是多么美好啊！

卢梭从当时欧洲的社会现状中所看到的是外在的浮华奢侈和人的内在的虚伪空虚，他认为人类所遭遇的问题是外表和心性、礼貌和德行、格言和行为的分裂，并且把这种状况归结为科学和艺术的作用，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然而由文艺产生的罪过还要坏得多。由于人类的怠惰与虚荣而产生的奢侈，便是其中的一种。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

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开始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而这些仍然是科学和艺术在暗中起作用的结果。

卢梭把科学和艺术相并举，其范围大致与“文明”一词相对应，而与“文明”一词相对立的卢梭的理想境界则是“文明”出现之前的太古时期与后来说的“自然”。在上述看似极为偏激的言论中，卢梭的可贵之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反思”视角。亦即是说，当人们普遍地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是科学的进步）直接等同于“善”时，卢梭却从另一面认为，这种所谓的“进步”有可能不是“善”，而是“恶”。这正是卢梭的卓越之处。

卢梭认为历史中的理想之国是古希腊的斯巴达（这与柏拉图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对雅典和罗马大加鞭斥。他说：

我难道会忘记，就在同一个希腊的境内我们也看见了另一个城邦的兴起，它的名闻遐迩就正是由于它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那法律的贤明；它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国了。他们的德行显得是多么地超乎人世之上啊！啊，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

基于自己的思路，卢梭在这里甚至将“幸福的无知”确立为个人的理想，而“法律的贤明”则是他对国家的要求。就人类文明而言，卢梭的敏锐之处，正在于他所发现的在“知”与“善”之间的不对应关系。所以他还要借古罗马人之口对着过去的历史大声疾呼：“罗马人啊！赶快拆毁这些露天剧场，打碎这些大理石像，烧掉这些绘画，赶走这些征服了你们并以他们那些害人的艺术腐化了你们的奴隶吧。” 卢梭主张人应该返回到没有科学和艺术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

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着太古时代纯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向它回顾，离开了它，我们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

这种理想化的景象，当然经不住人类学家的考察和质问，因为太古时代的人类可能远没有卢梭所设想的那样幸福，但是，卢梭考虑的不是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他向往的是一种“心灵”在没有经过“文明”的扭曲而持有的天真自然的境况。因此，卢梭理想中的人也便是没有了一切束缚的野蛮人：

善良的人乃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上阵的角斗者，他鄙弃一切足以妨碍他使用力量的下流的装饰品，以及大多数只是用以遮掩身体上的

某种畸形的下流装饰品。

可以看出，卢梭在当时所谓的向自然的回归，实则上是向人的原始状态的回归。但卢梭心目中的野蛮人，不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心目中的野蛮人，它是那种生活在一种纯然的自由状态中的野蛮人，这其中无疑有卢梭的理想化成分。恐怕卢梭本人在后来都觉得这有些不现实，因为人不可能回归到他所向往的那种原始状态，所以，卢梭后来所谓的回归人的原始状态更多的是回归人类身边的大自然，并以一种自然的状态生活。

卢梭自己就曾明确地说，“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亦即是说，他文章的出发点是要捍卫德行，他说：“如果说科学的教养对于战斗品质是有害的，那末它对于道德品质就更加有害了。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 卢梭在这儿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科学（他的文章中包括文艺）的一种新的态度。科学的每一次发展，亦即是说，知识的增多，曾经被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善。科学并未考虑其可能的恶的后果。科学的道德价值问题在卢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卢梭明白，“真理”并不纯粹是知识的获得，而是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的更重要的东西。

卢梭凭这篇论文成名，便照论文中的处世方式生活起来，他身体力行，采取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他把表卖掉，认为时间是对个人自由的奴役，说“现在我终于不用再知道是几点钟了”。他要生活在自由之中。

这篇文章为卢梭带来了巨大的声名，同时也为他带来许多敌人，这其中甚至包括波兰的国王。

在这篇看似反对艺术的文章里，卢梭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确立了后世能够称为“浪漫主义”的东西的基础。英国美学家休姆曾有一段话这样说：

在这里我找到了我对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他们曾被卢梭教导说人天生是善良的，只是由于不好的法律和不好的风俗习惯使他受到了压抑。取消这一切以后，人的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得到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使他们认为骚动中能出现某种积极的东西的理由，这就是产生宗教热情的根据。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个人是可能性的无限的贮藏所；假若你们能摧毁那些压迫人的法律，这样重新整顿社会，那么这些可能性便会得到一种发展的机会，那么你们就会进步。

应该说，休姆的这一评价是相当精到的，卢梭通过包括《论科学与文艺》在内的一系列著作确立了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根据。这是卢梭所确立的个人反思、反抗社会的方式。因此，《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尽管将文艺与科学并列加以批判，但其基本思想却对后世的浪漫主义影响巨大。

2.“自然人”与社会契约中的公民

1754年，卢梭又一惊世名作问世，那就是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把第一篇论文中的思想作了精心的发挥，认为“人生来是善的，让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这是跟基督教的“原罪说”和通过教会得救的说法正好相对立的一种学说。他并不反对关于年龄、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只反对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所造成的不平等。他认为私有制是产生人的不平等的根源，说：“第一个圈出了一块土地，想起说‘这是我的’，而且发觉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话的那人，是市民社会的真正创始者”。他说五谷是人类灾难的象征，欧洲因为有最多的五谷，有最多的铁，成了最不幸的大陆。要消除这种祸患，人就需抛弃文明，因为人性本善，野蛮人在吃过饭以后与自然万物和平相处，跟所有族类友好不争。

卢梭把这篇论文送给伏尔泰，本以为会获得赞许，结果证明这完全是自取其辱。伏尔泰回复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而且我也不能从事探索加拿大的蛮人的工作，因为我遭到的种种疾患让我必需一位欧洲外科医生；因为在那些地带正打着仗；而且因为我们的行为的榜样已经使蛮人坏得和我们自己不相上下了。” 因为这些话，卢梭与伏尔泰失和。伏尔泰把卢梭看成是一个拨弄是非的疯子，而卢梭把伏尔泰说成是“那种鼓吹不敬神的喇叭手，那种华丽的天才，那种低级的灵魂”。在日内瓦，卢梭反对演戏，伏尔泰赞成演戏。卢梭在《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认为戏剧是对美德的魅惑，它导致仇恨、愤怒、感伤、轻浮等种种不良的情感，说“当所有的心都迷醉于舞台的时候，好象灵魂出了窍，这就不好了”。卢梭的故乡日内瓦最后采纳了卢梭的主张。

其实，卢梭为他的启蒙主义同道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看来，却深为康德所理解，康德就曾说：“完全没有理由把卢梭对那些胆敢放弃自然状态的人类的申斥，看作一种对返回森林之原始状态的赞许。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提出人们应该返回自然状态去，而只认为人们应该从他们目前所达到的水准去回顾它。” 正如卡西尔所说，“在他（康德）心目中，卢梭的理论不是关于既存事物的理论，而是关于应有事物的理论，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描述，而是对适当出现事物的刻画，不是怀旧的哀歌，而是未来的预言”。卢梭所确立的“自然人”的思想，对浪漫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卡西尔也曾经说：“在德国，正是‘狂飙突进’的那一代人，从卢梭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先行者和守护神。在那一代人心中，卢梭是崭新自然福音的先知者，是重新发现了情感和欲望的原始力量的思想家，这位思想家把他们从所有的桎梏中，从习俗和‘理性’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

1756—1762年，卢梭在乡下过起隐居生活。这就是所谓的“退隐庐”生活。1760年后的几年，是卢梭的多产时期。《新爱洛绮丝》出版于1760年。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突出地把感情放到重要的地位，描写了新时代的爱洛绮丝——朱丽和她的教师之间缠绵悱侧的爱情。不管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小说所体现出的一种爱的“神圣的疯狂”的情感，都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称之为“标志着小说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762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是一本根据“回归自然”的原则论教育的书。早在《论科学和艺术》一文中，他就抨击了当时欧洲的教育制度，认为“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进一步认为应该让人回归大自然，并依照人的自然本性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第一卷的开头，卢梭这样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与《论科学与艺术》一文是相同的。“回归自然”正是这本书提出的一个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思想。卢梭在其中第四卷中的一段插话《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说：“我并不从高超的哲学中的原理推出为人之道，可是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为人之道，是‘自然’用不可抹除的文字写下的。”

《社会契约论》提倡民主，否定王权神授说。在第1章的开头，卢梭以这样激动人心的话开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的政治理想是将人置于“契约”的统治下，而不是专制君主的统治下。

这两本愤世嫉俗的书使卢梭遭到了欧洲大陆官方的到处驱逐，他不得不四处流亡。在英国，他先和柏克与休谟交好，但不久又都断交，这大都可归根于卢梭的生性敏感。在他和休谟绝交后，休谟说：“他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我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感觉。他好象这样一个人，这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 这可以说是对卢梭的性格及他一生的生活状态的很好写照。

1770年，卢梭回到巴黎，并写成了又一愤世嫉俗之作《忏悔录》。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这本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很有意思。在教堂里，神父为教徒提供倾诉因为个人的错误带来的苦恼的机会，忏悔者可通过这种宗教仪式，用语言，一种无害的忏悔，减轻自己因犯罪而受折磨的心灵。这是语言的净化功能，就像眼泪能宣泄人的痛苦并能净化人的心灵一样，与之相反的压抑往往会带来心理方面的疾病。卢梭式的忏悔与这种宗教上的忏悔有相通之处，它也采取语言诉说的方式，只是卢梭的忏悔有时是通过对本人的“丑化”来实现的，就像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那样。他们乐于“丑化”自己，他们有时通过这种“丑化”来达到为人的真诚，他们认为人有邪恶的行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对自己曾经有的邪恶没有悔悟，从而不能在理智上认识自己在情感的这种迷误。这种“丑化”是浪漫主义个体反对社会习俗的一种方式。这形成了后来浪漫主义对于恶魔的偏爱，他们乐于听从本性行事，并愿意自称“恶魔”，这样的“恶魔”在道德上反抗传统，在当时人看来难免败坏堕落，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真诚以及自我剖析。做了坏事却弄成君子样，才是他们所深恶而痛绝的。

卢梭此后一人在一个庄园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死前写成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用他自己在其中的话说：“我就这样在这世上落得孤单一人，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人类最亲善、最深情的一个啊，竟然遭到大家一致的摈弃。”

1778年7月2日，卢梭逝世，他的临终遗言是“今天是多么纯净、安宁啊！大自然是多么伟大啊！”他被埋葬在爱尔梅农维尔庄园美丽的杨树岛上，他的墓碑上刻着：“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这概括了卢梭一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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