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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格诗8首

Norman MacCaig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诺曼·麦凯格 (Norman MacCaig,1910-1996),英国最优秀的现代诗人之一。先后出版过十多部诗集,计有《遥远的距离》、《内在的眼睛》、《飘行中的灯》、《一棵树上的指环》等。麦凯格注重运用更新颖的感受方式,诗往往出现新奇的意象和别开生面的格式,具有玄学和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同时在语言上更为简洁、纯净,意象新奇,格式上也往往别开生面。




画廊里的美少女


有蔬菜的静物画

和注视它的你

那么地静。


那静物画中的种种色彩

以其自身存在的强度

震颤。

假如没有光

它们又能怎样?


陌生人,我喜欢你

如此静静地站立

在你携带着的

光的强度里。




接近结束


你可知道,还有种种

残酷对待我的方法

你还没有

试过?


你厌倦了这游戏了么?

或者说你开始,刚刚开始

想护理

我病痛的爱?


我是个男人

内心却有一残疾者。

他痛苦难忍,我情愿杀死他,

假如我敢的话。



探视时间


医院的气味

梳着我的鼻孔,

它们煽动着

穿过绿色和黄色的走廊。


一具尸体似的东西

被推进电梯,朝天升去

而消失。


我不要感觉,我不要

感觉,直到

我不得不。


护士们轻盈、快捷地走着,

这儿、上楼、下楼、那儿,

她们的纤腰奇迹般地

运载着有那么多痛苦、那么

多死亡的负担,她们的眼睛

依然清澈。


七号病房。她躺在

白色的遗忘之洞穴中。

一只枯萎的手

在它的茎上抖颤。眼皮沉重得

抬不起来,眼球在后面

转动。一条褪色的

胳膊上钉着一枚玻璃獠牙

不是在咬啮而是在给予。

在她和我之间

距离皱缩直到无间,

只剩下痛苦的距离,她和我

都无法跨越。


她冲着她那白洞穴中的这

黑影笑了一笑;

后者笨拙地站起

在一阵阵钟声环形荡漾的音波中

晕乎乎地走掉,渐渐模糊

却不缩小,身后只留下

将不会被阅读的书

和无结果的水果。


傅 浩 / 译



朱丽娅姨妈


朱丽娅姨妈说盖尔语

声音很大,语速太快。

我没法回答她——

听不懂她说什么。

她穿男人的靴子,

假如她穿鞋的话。

我能看见她强壮的脚

沾着泥炭,蹬着纺车的踏板

她的右手奇迹般地

从空中抽出纱线。

只有在她家,

我曾在夜晚躺进

一个箱床

绝对的黑暗里

聆听蟋蟀的友善。

她是水桶和一叠荷叶般

涌进去的水。她是风

湿润地灌进房子的四周。

她是褐色的鸡蛋,黑裙

她是在茶壶里

积攒三分小硬币的人。

朱丽娅姨妈说盖尔语

嗓门很大,语速飞快。

等到我学会了一点,

她已经安静地躺在

拉斯肯泰尔砂土的墓地

那绝对的黑暗里。

但我还能听见她,用海鸥的嗓音

欢迎我,穿过

泥炭渣和马铃薯的一百码地

气呼呼的,气鼓鼓的

因为有太多问题

没得到回答。




在他死后


结果他扔出去的

炸弹

扶起了楼房:

他泼洒的硫酸

让盲人痛苦地

睁开眼睛。

从他污染的水里

渔夫们拖出了

能够得奖的大鱼

我们惊叹着

坐在树荫下享受

它来自他种下的恶毒的语言

政府决定

每到他的诞辰

人民应该

举行两分钟的喧哗。




确切的证据


我已经无法描绘你

这要难于第一次把一个东西

放在它已经在的地方。

如果我能用光做梯子,

或者,用一把真的梳子

梳理梦中女孩的头发,

或者,把桌子倒进罐子……

我不擅长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肯定

我会爱你爱到我的永远。




喂鸭子


有一只踏上了我的脚指。

其他鸭子,在我转瞬即逝的手扔出面包之后

划着水花匆忙离开;她不一样,

用上鸭子的静止,得到的比其他鸭子更多。

看不见的嗡鸣含着一只甲虫

轰隆驶过;邻家渴望的公牛

跨越五片田地吹起喇叭。一个充满着

别的夜晚的夜晚,静静地开始死去。

我永恒的手

向我伪善的鸭子投去她面包的福佑。

我想着,“先肥起来的先死”

直到我的姿势张大起来,跨越渐暗的大地。




怀念


暴风雨之夜

我花园中最大的树上

最高的树枝断了。

它还在原处。尽管叶子

已经枯黑,周围青葱的

活着的树枝,不想让它落下去。


王 敖 / 译




托多罗夫:什 么 是 诗 学?


诗学


“诗学”这个词,按照传统留下来的意思,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其次,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如《雨果的诗学》;第三,它涉及一种文学流派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规则,以及当时必须遵循的实用惯例的总体。这里,我们只讨论此词的第一种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的“诗学”要求自己设计出一套能同时表现所有文学作品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的范畴。个别作品只是这些范畴的具体说明,它只是一个例子而不是最终的定项。例如:诗学要建立一种描写理论,阐明描写的全部共性和使之各个有别的原因,但它并不关心某篇具体文章的描写方法。范畴一经建立,诗学就有可能给我们遇到的不同范畴下定义了,尽管这类范畴也许目前还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潜在作品比实际存在的具体作品更成为诗学的研究对象。


这样,就确立了诗学的科学目标:一门科学的对象不是个别的事实,而是那些能总结出来的规律。与所有想建立当时被不确定地称之为“文学学”的企图相反,诗学并不以“正确”解释过去的作品为己任,而是以创立分析这些作品的工具为目标。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已经存在的原文学作品的总和,而是作为能产生无数作品的原理的文学理论。因此,诗学是一门理论科学,经验论的研究滋养和丰富了它,却不能构成它。


诗学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学,换句话说,它应将这个称为“文学”的社会学现象置于一个内在的、理论的实体之中(亦可指明并不存在这种实体),还应说明文学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有何特征,以便说明要了解的对象。这是一种理论工作的产物,因此就不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同时是起点和终点。“诗学理论家”的全部工作都应贡献给以定义来解释清楚这个答案,而定义工作则是永远都不会完结的。


其次,诗学应为描述一篇文学作品提供工具:区分作品意义的水平,识别构成作品的因素,描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借助于这些最根本的区分,即可着手研究范畴的多少固定的外形,即典型研究或文类研究,同时也要进行连续规律的研究,那就是文学史。


与相邻实用学科的关系:


阅读的任务是描述某一特定作品的体系。它使用诗学所创立的工具,但不是简单的使用。其目的与诗学不同,是阐明某篇具体本文的意义,这是诗学范畴所未能完全说明的。


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本身,诗学对象是一篇文学理论,但两者常依据同样概念。这两门科学同属符号学范圈,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能指系统。


诗学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学或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帮助,正是在人类学范围内提出了美学价值问题,它与文化进化的全过程密切相关。


诗学的历史:


尽管诗学只是在近期才成为一门理论学科,但它的发展却已有久远的历史。对于文学的理论反思似乎与文学自身是相分离的,这种现象也许可通过文学作品倾向于以自身为目标来解释。在西方,人们习惯于将诗学的开端定在古希腊,但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中国和印度也形成了这种对理论的反思。


亚里士多德留下了第一部系统的论著,从历史重要性来看,任何其他文学理论都不能与他的《诗学》相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学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文章的反复阐释。他的论著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些备课笔记。其中还有脱字和难以理解的段落。但亚里士多德是明确地以建立一种普遍文学理论为目标的。他仅对文学中的两种文类加以详述,即悲剧与史诗。


亚里士多德并未立即发生影响。下一世纪的主要作品都未引用他的作品。如无名作者所写的《论崇高》,贺拉斯的《诗艺》等。中世纪人们主要追随的是贺拉斯而非亚里士多德,当时的许多论著使《诗艺》提出的规律得到了系统化。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亚里士多德著作才成为引证的经典。当时更新的中心在意大利。以后,特别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这个中心移到了德国和英国,随着人们称之为象征主义的运动一起,中心又移到了法国,而象征主义的原理则首先是由美国的爱伦•坡提出的。


对于文学理论的反思,后来就再也不像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那样具有独立性了。从拉丁语世界的古代起,对诗的描写就被并入了修辞学,人们不再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特征。诗人们自己也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实践当作一种典范,而不去寻找能描写所有事实的一致点。然而,从18世纪开始,诗学变成了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在德国),它对文本的具体功能已完全失去了兴趣。


最近M.H.阿勃拉姆斯发表了他的《各种诗学理论中的类型学》。此文同时介绍了这些理论产生的时间。他的根据是他称为文学过程的四个建设性因素,即作者、读者、作品、世界。各种理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上述四因素中的一种。最早的理论研究是讨论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即模仿理论;17和18世纪,建立了一些对作品和读者间的关系更感兴趣的学说,即一些实用理论。如浪漫主义强调作者,强调作者个人的才华,这也涉及表现理论;象征主义开创了客体理论的纪元,这类理论只研究作品本身。当然,这样区分理论,不免过于简单,这与诗学的实际演变过程只是大致相符而已。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不能不说既是模仿的,又是客体的。


由于批评的进化,20世纪以来,诗学在一些国家就作为一门独立理论学科而出现。我们可以通过形式主义(在俄国)、形态学(在法国)、新批评(在英、美)和结构分析(在法国)观察到这种进化。


1915至1939年间,俄国形式主义使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12位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拒绝把文学视为非文学的另一类别,不管这种类别属性如何(如作者自传,当代社会哲学或宗教理论);形式主义致力于研究文学特有的东西(“文学性”)。雅可布森1919年提出了整个诗学的出发点,即:“假如文学研究想要成为科学,那就得把方法论看作它的唯一角色”。这种研究将不针对个别作品,而是针对叙述的、文体的、节奏的、声音的结构,也不因此排除对文学进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德国形态学派的活动处于1925至1955年间。这个学派一方面重新继承了哥德的遗产,对于他的文学论述和对自然科学的论述都同样重视;另一方面,在克罗齐和沃斯勒的影响下对历史主义又有所拒绝。形态学派从历史观点上有别于雷•斯皮查,或稍后的斯泰格与奥尔巴赫的文体学研究,它致力于描述文学理论的类型和“形式”,而不是一个作家的“文体”。这里应提到安德列•约利斯关于基本类型(意识、谜语、谚语、传说等)、华则尔关于言语语调(客观叙述、自由间接文体)、米勒关于时间性、莱默尔关于叙述组成部分的研究,凯瑟尔的著作综合了以上研究成果,但他的重点转变了(转向每一艺术作品的“内在”阅读),他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材料。


新批评派的原义比现在人们对它的普遍理解要窄得多。盎格鲁-撒克逊批评的一大部分(包括新批评)是与总体理论明显对立的,因而也就与排斥具体文本解释的诗学相对立。无论如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文学中的意义的假设,以及故事叙述者的问题,稍后,诗的意象问题成了研究中心,这与类别问题,如模糊、反讽悖论的分类相关。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是受到了双重影响的结果:间接影响是俄国的形式主义,直接影响是新批评派。


在法国,历史主义与新闻印象派的统治使诗学的发展长期受阻(尽管瓦来里曾宣布过这种计划)。直到1960年起才出现了最初的结构分析的尝试。这是在人类学、语言学方面的结构主义和某种文学哲学方法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其形式表现为对修辞法、韵律学重新感兴趣以及对叙述或文本结构的探索。这项研究总是与罗兰•巴特紧相联结。孟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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