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奥波德·西达尔·塞恩霍尔《我赞颂你的黑色的美的热烈歌声》
如果说，与抒情相关的表现理论，试图通过人的内在情感的主观表现来解释艺术，那么，与叙事相关的再现理论则试图通过艺术所再现的外部世界来解释艺术。恰如抒情诗与表现理论关系密切一样，叙事与再现理论关系密切。
生活中很多讲故事的人喜欢用这样的话开头：“在我生活的村子”或是“在我生活的街道”。这是典型的想在故事中营造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的例子。许多小说也故意营造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直接说明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地点。在历史小说中，人物甚至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的批评家，一般而言，面对一篇说明了真实的场景与年代的小说，人们很难不去将小说与现实联系起来。熟悉鲁迅生平的人，都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找到他的故乡浙江绍兴这一城市（他的许多小说发生的地点都名为S城，很容易使人想到即是故乡绍兴）与周围的城镇。拿《孔乙己》里写的鲁镇来说，喝的黄酒，吃的盐煮笋、茴香豆都很容易使人想到绍兴附近一个真实的镇。从绍兴现今的咸亨酒店那每日来自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络绎不绝的、踏破门槛的旅游者即可看出，小说的读者乐于在现实中发现小说的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场景。这或许也是小说阅读的一种乐趣。在现实生活中到达小说描写的地方一游，或者干脆认识小说作者描写的小说主人公的模型，对一般的读者而言，是极有吸引力的事。正因为如此，鲁迅和沈从文用自己小说中的水乡世界和湘西世界，甚至为故乡的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确实，小说的魅力之一，即在于它和现实似真非真的关系。有多少人能够拒绝到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一游的诱惑呢？甚至会有旅游者对你说，在湘西的某个地方，他碰见了一个“翠翠”。
再现与希腊人古老的艺术理论——艺术摹仿现实（自然）——一脉相承，是西方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艺理论。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三种床（理式的床、现实的床和画家的床）的理论。在这三种床中，只有第一种床，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为个别的床的道理和规律；而木匠所造的床，虽根据床的理式，却只摹仿到某些方面，受到时间、空间、材料、用途种种有限事物的限制，这种床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也得不到真理，只是一种“摹本”和“幻相”。至于画家所画的床，所摹仿的只是床的外形，不是床的实体，所以更不能体现真理，只能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两层”。这样，在柏拉图的思想里，模仿诗人，包括荷马都只能得到影像，并不曾得到真理。他说：“模仿者对于自己摹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 因为诗人的摹仿本性，柏拉图贬低诗人。关于诗人的摹仿本性，柏拉图有个很著名的关于镜子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愿意拿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你就能最快地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很快地制作出太阳和天空中的一切，很快地制作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别的动物、用具、植物和所有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 与柏拉图因为诗人的摹仿本性贬低诗人不同，亚里士多德则因为诗人的摹仿本性而肯定诗人。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与那种主张艺术应该像镜子一样逼真地再现现实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他关于诗人应当写“可能发生的事”的著名理论看来，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眼光改变所谓真实的“现实”。这样一来，“再现”考察的就不是故事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真实性的对应关系，而是故事内在的逻辑。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只猴子翻一个跟斗就能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你肯定是不相信的。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信服这种“奇迹”在这部小说中还不算什么，而且你觉得这种描述在整部小说中是真实的。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