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列那狐·第二歌》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他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而作为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的创作者，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他在1773年写了一部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从此蜚声德国文坛。1774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名声大噪。

1788年回到魏玛后只任剧院监督，政治上倾向保守，艺术上追求和谐、宁静的古典美。1794年与席勒交往后，随着欧洲民主、民族运动的高涨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他的思想和创作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飞跃，完成了《浮士德》等代表作。

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发过革命掀起了全欧洲性的革命0，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动遍及全欧。这些情况促使歌德的眼光突破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甚至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新思潮。这些都有助于他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大约从40岁起，歌德的身体就变得僵硬和难以行动。他受到严重的椎间盘损伤和多根胸椎变形之苦。

1795年他开始了与席勒的友谊。席勒最初是作为历史学教授来到耶拿的。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805年席勒去世。

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粒小珍珠，曾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青年人而喜爱。明白这部小说的创作缘由，会使人更加喜爱这部作品和他的作者。

24岁的歌德因公去维兹拉，在出席一次舞会的途中、偶然认识了一个叫夏绿蒂的少女，一见钟情。夏绿蒂是歌德的朋友凯士特南的未婚妻，时年15岁，而凯士特南却31岁。歌德对夏绿蒂十分倾倒，便不顾一切地向她表白了爱情。这使夏绿蒂惊惶失措，她把歌德的表白告诉了未婚夫，凯士特南对此表现的无所谓。歌德知道这个情况，感到十分震惊，为了自己，也为了夏绿蒂，他立即逃回法兰克福，斩断了这不合适的情丝。几个月以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叶尔查林，因为爱上别人的妻子，受不了社会舆论的指责自杀了。歌德知道这件事后，感触很深，使用叶尔查林作原型写了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使他名噪一时。

《浮士德》是歌德的一部代表作，他写这部巨著，前后曾用了60年之久。《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8年法军入侵的时候，第二部则完成于1831年8月31日，是时他已83岁高龄。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歌德出生于1749年8月28日，逝世于1832年3月22日，他对世界文学宝库的巨大贡献，使他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每年逢他的生日，各国文艺界都举行纪念活动。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

金圣叹在评杜甫《赠李白》时提到：“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尽管他自称“解”本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但从概念的直接渊源说仍应是乐府的“解”，即诗歌作品的段落，只不过他将一篇作品划分为若干“解”，不是根据音乐的段落而是根据诗的结构罢了，“解”作为表示段落单位的量词是相同的。所以张潮序《而庵诗话》甚至说“其所谓解，当即古文家所谓段落者是”。总之，无论金圣叹如何强调识解数的重要，“分解”本身并不是什么独家发明。那么他为何津津乐道、反复申说不已呢？原来，他极力要阐明的分解是专门针对七言近体提出的，这从尤侗“腰断唐诗”的讥讽也能得到证实。他论古诗虽也分解，但不像论七律那样矜为自得，他显然认为自己发现了唐人七律写作的一个绝大秘密。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质言之就是上下四句分成两解，各自起意，这的确是不同于前人起承转合之说的一种新思维。他断言近体诗“三四自来无不承一二却从横枝矗出两句之理。若五六，便可全弃上文，径作横枝矗出，但问七八之肯承认不肯承认耳”。上下两部分中，上四句比较简单，下四句则变化复杂。关键是在颈联两句，因为“五六乃作诗之换笔时也”，而诗的情绪也渐至高潮，所谓“作诗至五六，笑则始尽其乐，哭则始尽其哀”。从声韵上说，“诗至五六，始发亮音”；从结构上说，五六又是结的开始，“五六特为生起七八，非与三四同写景物也。”他甚至发现“唐律诗后解七八，多有'此’字者，此之为言，即上五六二句也”，意谓收束五六两句。为论证这一点，他竟举出五十一首唐诗为例！本来，他认为自己的分解理论是有着古老的实践依据的，但遗憾的是时人却并不理解这一点：“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于是他只好采用实证的方法来说明分解理论决不是武断古人文字，而是本着严肃态度加以总结、有充分的实证依据的，“设使有一丝毫不出于古人之心田者，矢死不可以搀入也”。

从金圣叹的具体批评不难看出，分解理论确实是经验性的，如他夫子自道，“只以眼前几篇烂熟诗验之”。比如论“三四多作侧卸”，他在致顾慈旭（掌丸）书中举杜甫七律27联，致尤侗书中举唐诗58联为证；论“三四侧卸作一拗句”，在致周荃书中举19例，致顾予鼎书中举23例为证；论三四两句写一景，在致张伦书中举65例为证，都是通过分析、印证前人作品而获得的结论。他试图以实证知识表明，唐诗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追问，其中究竟贯穿着什么样的原理呢？这正是金圣叹分解的理由，也是令他感到很难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他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形式多方加以譬说。

唐人已矣，他们如何作诗，不得起而问之。起码从文献所载李贺、贾岛作诗的逸话来看，先得一句一联而后足成的情形是不鲜见的。纪昀即曾指出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得江路西南尹》已开九僧、四灵先炼腹联，后装头尾一派。所以项安世《跋林和靖手书所作三十联》有“唐人作诗先作联，一联一句各几年”之说，方回也断言“晚唐诗多先锻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专讲起承转合的范德机则认为唐人虽有此例而不足为唐人病：“绝句则先得后两句，律诗则先得中四句。当以神气为主，全篇浑成，无饾饤之迹，唐人间有此法”。谢榛更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承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因而主张“意随笔生，不假布置”，有时“作诗先以一联为主，更思一联配之，俾其相称，纵不佳，姑存以为筌句”，而有时“诗以两联为主，起结辅之，浑然一气。或以起句为主，此顺流之势，兴在一时”；甚至“诗以一句为主，落于某韵，意随字生，岂必先立意哉？杨仲弘所谓得句意在其中是也”。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唐宋诗，就得出一个很独到的结论：“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这种情形显然是金圣叹没有虑及的，事实上他也不曾对唐诗作过广泛的研究，只不过习见近人专做中两联之弊，力图破此习气而已。在金圣叹之前，王世懋《艺圃撷余》已指出：

今人作诗，多从中对联起，往往得联多而韵不协，势既不能易韵以就我，又不忍以长物弃之，因就一题，衍为众律。然联虽旁出，意尽联中，而起结之意，每苦无余。于是别生支节而傅会，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

可见这是有目皆睹的世俗现状，决非金圣叹煞有介事。然而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默认了这一事实，即使像王世懋这样目光犀利的批评家，也只是指出病状，剖析病理，并没有提出诊疗方法。唯独金圣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分解说的治疗途径，表现出优秀批评家特有的穿透力和高超见识。分解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路径，他希望人们通过分解来认识唐诗结构的有机性，所谓“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体之严，直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便可成句皆与改换”。他在《秋兴八首》的批语中曾最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唐制八句，原只二句起，二句承，二句转，二句合，为一定之律。徒以前后二联可以不拘，而中四句必以属对工緻为选。因而后人互相沿袭，徒竞纤巧，无关义旨。至近代作诗，竟以中四句为身，而头上倒装两句为起，尾上再添两句为结。夫人莫不幼而闻，长而以为固然，自是提笔摇头，初学吟哦，以及倨坐撚髭，自雄诗伯，无不以此为断断不易之体。抑岂知三四只专承一二，而一二用意高拔，比三四较严；五六转出七八，而七八含蓄渊深，比五六更切。宁可以起结二字抹却古人无数心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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