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诗10首

在那些英语课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值得回味。大约每周一次，并且几乎总是出其不意地，学校校长会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麦克拉弗蒂先生是一位真正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但他也同时是一位不能自拔的教师。他原本应该整天待在校长办公室里处理各种事务，但是他却穿着一身花呢西装和锃亮的雕花皮鞋巡行于各走廊，找机会打断哪个人的话，以便参与进去，稍微过一过他如此怀念的教师瘾。“很好，同学们。”他会一边激动地喊道，一边匆匆越过教室地板来认领同学们，把他们当成他自己的学生。然后他会说“很好，希尼先生！”以便解除我对他们的责任，或毋宁说，以便指派我在一次几乎总是固定不变的双人表演中充当他的配角。“希尼先生，”他会继续说，“他们在你课堂上勤奋吗？”“是的，麦克拉弗蒂先生。”我会回答。“你有教他们欣赏诗歌吗？”“啊，是的，”我会回答，“我有的。”“你看到他们有任何提高吗？”对此，正确的答案是：“当然看到。”接着便是高潮，他会把注意力刻意地从同学们身上转到我身上，问道：“希尼先生，当你在报纸上看到橄榄球队的照片，你总是能够一眼就从球员脸上认出谁曾学习过诗歌，对吗？”而我会尽职地、始终如一地回答：“对，麦克拉弗蒂先生，我确实知道。”于是麦克拉弗蒂会得意地点点头，然后转向班上：“你们看到了吧，同学们，好好学习，别到头来落得跟其他人一样，在某个街角瞎扯！很好，希尼先生！”然后他会带着他那股盛气凌人的活力走开，其令人难忘和成问题就如同诗歌本身。

当我说“成问题”，我无非是要说，诗歌是不能像定理那样被证明的。麦克拉弗蒂之所以能够提出诗歌可以明显地使一个人变得更好而一走了之不受质疑，是因为我随时准备好跟他一唱一和。况且不管怎样，班上的学生都知道整场演出是一个假面舞会。但恰恰是这个虚构、反讽和有异想天开的脚本的假面舞会，才能够使我们抽离自身并进一步贴近我们自己。艺术的悖论在于，艺术全是编造的，然而它们使我们可以了解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或我们可能是谁、我们可能是什么的真相。事实上，麦克拉弗蒂先生关于诗歌人性化力量的夸张说法，既诱人又滑稽，因为这幅漫画是根据西方两千五百年美学理论和教育理论绘制的。从柏拉图到现在，从雅典学院到你当地小学家长与老师的见面会，都一直存在着一场关于想象性写作在课程大纲中的地位、意义和选择的辩论，以及关于这样的作品对于培养好公民的感受力和行为到底是否有作用的辩论。事实上，麦克拉弗蒂的表演本身就是对这个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中一个中心理念的戏仿或夸张，这个理念就是，在善与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而研究美即是积极地促进美德。当然，这种对艺术价值的独特捍卫，在20世纪受到纳粹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的灾难性削弱：问题在于，如果某个最有教养的民族中某些最有教养的人可以授权大规模杀人又在同一个晚上去听一场莫扎特音乐会，那么献身于美和欣赏美又有什么善可言呢？然而，如果说期望诗歌和音乐做太多事情是狂妄和危险的，那么忽略它们所能做的，则是对它们的一种贬损，也是一种回避。

它们所能做的，不仅得到麦克拉弗蒂先生的证明，而且得到莎士比亚的凯列班的证明。在《暴风雨》中，凯列班对爱丽尔的音乐对他产生的作用的描述，可作为对诗歌本身的作用的赞歌。你记得那些对白：凯列班告诉斯丹法诺和特林鸩罗别担心那来自他们头顶上的天空的神秘旋律，并说：

别害怕；这小岛充满喧嚣，

声音和甜蜜的曲调，使人愉悦，没有害处。

有时候一千件弹拨的乐器

会在我耳边奏响，有时候歌声

如果我是在长睡之后醒来听到

会使我又睡去。

“声音和甜蜜的曲调，使人愉悦，没有害处”：作为对诗歌和整体文学的善的描述，这就够了。对声音的体验，并不要求把凯列班变成另一种生物，或该体验对他的行为发生持续的作用。文学或音乐的善，首先存在于它自身，而文学和音乐的首要原则，是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谣曲》的“序”中所称的“那伟大而根本的快乐原则”，也就是语言本身引发我们说出“这对我有益”的那种快乐。

因此，诸如我们今晚在此举行就职典礼的这个大学教授职位的其中一个职能，乃是推广这一独特的善的体验。这样一个职位的拥有者的一个职能，乃是大致以麦克拉弗蒂先生进入我的教室那样的方式进入大学，利用该场合来加强这样一个信念，也即相信“精神才智的伟大工作”的基本效用。

Ⅱ

诗人的重要表白，常常源自他们生命中的危机时刻；他们就他们所承受或解决的问题提供的说法，首先以个人和迫切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这些有关艺术或生活的特殊表达方式变成了熟悉的参照点，甚至有可能获得治病救人的力量。

就拿济慈来说吧，他在给弟弟乔治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把他对自己的诗歌命运的看法，简化为一个关于把才智培养成灵魂的寓言：需要的是一所学校，而那所学校就是痛苦世界。这份神圣文本意想不到地发端于济慈本人的一个迫切需要，就是需要使他那本质上是兴高采烈的性情去配合他觉得是可怖的环境。或拿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来说吧，他有一个令人精神一爽的信念，认为诗人是“一个偷空气的人”，因此绝不是国家官方所要求的意义上的“工人”，他的工作只是饰带制造者那种意义上的工作，也即制造一种设计，它是“空气、孔眼和逃学”；或者是甜甜圈烘烤师傅，也即制造古怪的洞而不是有用的生面团。曼德尔施塔姆那不顾后果的卓越性，乃是诗歌的自由的表白，超过任何可能在讲台上说的东西；并且，当然，它要付出相应的高昂代价，那不是一般的学院正统观念拿得出来的。

尽管如此，如果要在教育系统内实施诗歌教育，那么这种诗歌教育偶尔由诗人自己来实施，也就讲得通了；只要他们承认他们作为教育家的职能与他们作为艺术家的职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那就没有害处，甚至可能有很多好的东西从他们的参与中流出。而不管怎样，如同在教学领域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诗人教授的性格和他使学生参与进去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先天才能或后天智慧。教学既是神秘性的，又是技术性的，教学者的气质、其才智的出众或其一般的可信性，既与诗人教授的影响力有关，也与其诗歌本身的信誉程度或固有品质有关。

诗人的一大优势，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可能拥有一种信得过的个人语言——显然，我不是指色彩缤纷的“诗意”语言，而是指在专业用语与个人用语之间将没有差距：相当于诗人在酒吧角落对一首刚刚发表于《爱尔兰时报》诗的优劣评头品足时讲话的方式也是他在教室对学生讲话的方式。一般来说，既要对作品的技术层面有敏感性，又要结合一种更务实的承认，承认诗歌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结合一种期待，期待一位诗人或一首诗应体现一定程度的机锋和常识。此外，与一般可能有的假设相反，诗人很可能对花哨的东西、焦点柔化的“感觉”和夸夸其谈的雄辩一点也不买账；他们知道傲慢无礼、膨胀和自欺的危险，这是因为他们的本职很容易犯这些倾向，同时，他们已预先做好准备，随时检视如果不是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也是在别人的作品中的这些缺点。

诗人还较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表明诗歌传统活生生的本质和“正典”的通俗性生命。如今，本科生都被过早地告知，要把诗歌遗产视为一种压迫性的强加，以及要怀疑它在性别领域潜存的歧视，怀疑它在阶级和权力领域的特权化和边缘化。所有这些怀疑如果是由一个正在接受如此去怀疑的教育的人来行使，那是很有益的，但这种怀疑如果是在没有任何文化根基的人身上引发，那将对文化记忆造成可悲的破坏。另一方面，当一位诗人凭记忆或出于偏见或出于纯粹的欣赏而引用“正典”，则“正典”就会以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显露出来。简单地说，我相信一个出于专业上的爱而引经据典的闷蛋，要比一个出于理论而进行颠覆的“揭开真相”的闷蛋更有利于社会生活。

然而，不混淆艺术性与教育性，乃是对作为教授的诗人的主要告诫。这种混淆导致的最恶劣后果，乃是诗人在与学生相处时所表现的傲慢而荒唐可笑的行为：诗人以为诗艺的卓绝可成为其在课室里不顾礼节和不加准备的理由，这不仅是对人性的冒犯，也是对专业必要性的冒犯。我看过不少有才能的男女，他们是如此包裹在“我”的闪亮盔甲里，以致完全无法跟面前的听众沟通。这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白痴状态和浪费机会的个案，但是当诗人教授的地位赋予他们的权威被他们用于压制那些有潜力者和用于摧毁新手读者或新手作者的信心，那就令人痛心了。无论学生是什么年龄，也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小学教室或研究生诗歌研讨班——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契约要求施教者身上那个获授权的人维持某种平等关系和提供某种保护。我们都被正确地警告在这些环境下要小心各种形式的性骚扰，但可能也存在着一种职业骚扰，也即学生的希望和抱负受到难以想象的攻击。当然，对学生的才能给予公平而诚实的评估——不管是好是坏——是必须传达出来的，但这种传达必须带着尊敬，必须照顾到学生的情绪承受力。

在这学期开始之际，我想对我的诗歌研讨班学生说的是：我将参与你们作为作者的能力，但是你们作为作者的命运则是你们自己的事——毕竟，你们将在期末获得评分，因此就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关系之性质的一个提醒物，这关系严格地说，是教学的。话虽这么说，但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也为了保护他们，我承认，一旦我与某个学生因我对其潜质或成绩的尊敬——或相反——而建立个人关系，则我们一方就会影响另一方对诗歌命运的意识，不管这影响多么一闪即逝。而这可能会变成某种非常正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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