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慈诗5首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叶芝的诗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影响，演变出其独特的风格。叶芝的艺术代表着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叶芝早年的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便属于此风格。然而进入不惑之年后，在现代主义诗人艾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参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切身经验的影响下，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了。
当你年老
当你年老，灰白，睡意正浓，
在火炉边打盹，取下这本书，
慢慢阅读，梦见你眼中一度
发出之柔光，以及深深暗影；
多少人爱你愉悦丰采的时光，
爱你的美，以或真或假之情，
祇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心灵，
爱你变化的容颜蕴藏的忧伤；
并且俯身红光闪闪的栏栅边，
带点哀伤，喃喃低语，爱怎样
逃逸，逡巡于头顶的高山上
且将他的脸隐匿于群星之间。
他想要天国的绸缎
假如我有天国的锦缎，
绣满金光和银光，
那用夜和光和微光
织就的蓝和灰和黑色的锦缎，
我将把它们铺在你脚下：
但我很穷，只有梦；
我把我的梦铺在你脚下；
轻轻踩啊，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
酒歌
酒从唇间进，
爱从眼波起；
吾人老死前，
惟知此真理。
我举杯就唇，
我看你，我叹息。
活生生的美
我请求——因为灯芯和油都已耗尽
而且血液的通路都已冻结——
我这颗不满足的心且满足于
那用青铜模子铸造出来的，
或者显形于眩眼的大理石中的美，
显形，但当我们消逝后又再度消逝，
比一个幽灵，更加不关心
我们的孤寂。噢心啊，我们已老；
活生生的美是给更年轻的人的：
我们无法支付它狂野泪水的贡礼。
在杨柳园畔
在杨柳园畔，我的爱人和我相见，
她移动雪白的小脚，行过杨柳园。
她叫我平心对爱情，如同叶生树上，
但我年轻又愚蠢，不愿从她的思想。
在河边地上，我的爱人和我并站，
她把她雪白的手，搁在我斜肩上。
她叫我从容对人生，如同草生堰上，
但我年轻又愚蠢，到如今泪满衣裳。
陈 黎、张 芬 龄 / 译
诗人从事的必要诗歌教学，常常源自他们生命中的危机时刻；他们就他们所承受或解决的问题提供的说法，首先以个人和迫切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这些有关艺术或生活的特殊表达方式变成了熟悉的参照点，甚至有可能获得治病救人的力量。
就拿济慈来说吧，他在给弟弟乔治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把他对自己的诗歌命运的看法，简化为一个关于把才智培养成灵魂的寓言：需要一所学校，而那所学校就是痛苦世界。这份神圣文本意想不到地发端于济慈本人一个迫切需要，就是需要使他那本质上是兴高采烈的性情配合他觉得是可怖的环境。或拿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来说吧，他有一个令人精神一爽的信念，认为诗人是“一个偷空气的人”，因此绝不是国家官方所要求的意义上的“工人”，他的工作只是饰带制造者那种意义上的工作，也即制造一种设计，它是“空气、孔眼和逃学”，或者是甜甜圈烘烤师傅，制造古怪的洞而不是有用的生面团。曼德尔施塔姆那不顾后果的卓越性，乃是诗歌的自由的表白，超过任何可能在讲台上说的东西；并且，当然，它要付出相应的高昂代价，那不是一般的学院正统观念拿得出来的。
尽管如此，如果要在教育系统内实施诗教，那么这种诗教偶尔由诗人自己来实施，也就讲得通了；只要他们承认他们作为教育家的职能与他们作为艺术家的职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那就没有害处，甚至可能有很多好的东西从他们的参与中流出。而不管怎样，如同在教育领域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诗人教授的性格和他或她使学生参与进去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先天的才能或后天的知慧。教学既是神秘性的，又是技术性的，教学者的气质、其才智的出众或其一般的可信性，既与诗人教授的影响有关，也与其诗歌本身的信誉程度和固有价值有关。
诗人的一大优势，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或她很可能拥有信得过的个人语言——显然，我不是指色彩缤纷的“诗意”的语言，而指的是在专业用语与个人用语之间不应该有差距：相当于诗人在酒吧角落对一首刚刚发表于《爱尔兰时报》上的诗的缺陷或优长评头品足时的用语，也是他在教室对学生讲话的用语。一般来说，既要对作品的技术层面予以专业关注，又要结合一种更务实的承认，承认诗歌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结合一种期待，期待一位诗人或一首诗应体现一定程度的机锋和常识。此外，与一般可能有的假设相反，诗人很可能对任性的东西、焦点模糊的“感觉”和夸夸其谈的雄辩一点也不买账；他们知道自大和膨胀和自欺的危险，这是因为他们的本职很容易有这些倾向，因此，他们已预先做好准备，随时检视自己包括别人的作品中的这些缺点。
诗人还较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表露诗歌传统活生生的本质和“正典”的通俗性生命。如今，本科生都被过早地告知，要把诗歌遗产视为一种压迫性的强加，以及要怀疑它在性别领域潜存的歧视，怀疑它在阶级领域和权力领域的特权化和边缘化。所有这些怀疑如果是由一个正在接受如此去怀疑的教育的人来行使，那是很有益的，但这种怀疑如果是在没有任何文化根基的人身上引发，那将对文化记忆造成可悲的破坏。另一方面，当一位诗人凭记忆或出于偏见或出于纯粹的欣赏而引用“正典”，则“正典”就会以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显露出来。简单地说，一个出于专业上的爱而引经据典的闷蛋，要比一个出于理论而进行颠覆的“摘下面具”的闷蛋更有利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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