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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诗15首

俄罗斯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原姓“戈连科”。1889年6月23日生于敖德萨，父亲是海军舰队机械工程师，母亲受过良好教育。11岁时随全家搬往彼得堡近郊，就读于皇村中学。1905年父母离异后，她曾在基辅就学。11岁时，安娜·戈连科就知道她将会成为诗人，但她的父亲不希望他的姓氏和诗歌有任何联系，因此她只好将姓氏改为有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彼得堡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结婚，并加入“阿克梅”诗派。191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引起人们注意，两年后出版的《念珠》令更多的人倾倒，此后还出版有《车前草》《耶稣纪元》等诗集。诗人的早期诗以简约克制的形式，坦露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情感，受到广大读者喜爱。30年代中后期，她在沉默多年后又开始了创作，诗风愈加简练、凝重，开始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量。1940年完成以儿子被捕、监禁为题材的长诗《安魂曲》（生前未能公开问世），1946受到粗暴批判，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此后在艰难环境下默默写作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成为她一生的艺术总结。阿赫玛托娃一生不幸，她曾这样祈求——“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而命运也就这样造就了她。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不止一人这样说过：纵然在20年代后阿赫玛托娃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作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并注定会受到一代代人的喜爱。但阿赫玛托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她注定要被诗歌“留下来”，要活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程度，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辉的命运。

在20世纪早期俄国诗人中，也许只有勃洛克是她在年轻时曾崇拜过的。在一首诗中，她描述过当她拜访诗人时那种几乎不敢正视对方眼睛的感觉。当然，勃洛克也曾写下一首《美是可怕的，他们将告诉你》，诗中描绘“一条西班牙披巾在你的肩上”（实际上阿赫玛托娃压根儿没有这条异国情调的披巾），以致后来再见面时，勃洛克的第一句话即是：“你的西班牙披巾哪里去了？”

在晚年的回忆中，阿赫玛托娃还谈到另一次相遇，一次她搭乘邮车经过莫斯科，突然间，像梦一样，勃洛克出现在站台上，她惊讶地喊他的名字，“他回头看，既然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位善于提问的高手，他问‘谁与你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就我一人’，火车就开出去了。”

而这就是命运——它给阿赫玛托娃留下的总是丧失、缺憾、追忆和怀念。日丹诺夫骂得很“对”：阿赫玛托娃是“旧世界的代表人物”，她的诗是一种“来自遥远过去的幽灵”，它总是与苏维埃现实“格格不入”。这样的批判恰恰从反面揭示了阿赫玛托娃的意义所在：她是一位为“记忆”而准备的诗人。正是凭着这种诗的记忆，她创造了某种甚至比人类的记忆更为长久的东西。

阿赫玛托娃喜欢那些能够抗拒诱惑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正好相反，他们渴望尝试一切，然后才加以拒斥；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每迈出一步，都会使自己陷入难堪，二者均不善于在物质层面保持正确。阿赫玛托娃却只看重事物的正确性：没有任何诱惑，唯有高傲、纯洁的悲剧体验，呈示于苦修之境（“兔笼里的苦修”，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刻薄地开玩笑说，但他身上其实也有这种气质，所以他们从未有过激烈的争执）。而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在不同时期始终认可的两位大诗人——恰恰也只把诗歌视为一种正确性的意识，并且出色地展现了所谓的自重。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表现力，在阿赫玛托娃看来，乃是恶俗的趣味。除此之外，她显然妒忌帕斯捷尔纳克的荣誉，也曾公开承认羡慕他的命运。

但这并未影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热情书信，以及阿赫玛托娃两首优秀的诗作：一首是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赠诗（《他，把自己比作长有一双马眼睛的人》，1936），另一首——纪念他的死。她还为他写过一首四行短诗（《这里的一切理应属于你》，1958），表达自己的同情，却因为生硬教训的音调而稍显傲慢：“请向他人赠以世界的玩物——名声，/走回家去，什么都别等。”问题是，他何必向他人赠以世界的玩物？他可未曾得到过多少名声，只是荣获了应得的；阿赫玛托娃获得的声誉远胜于别人，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她为之着迷的东西。“被名声压扁的可怜女人！”——楚科夫斯基于1922年写道。“走回家去，什么都别等”，听起来就像是“待在家，向谁都别敞开，哪儿都别去”……至于她每每以年长自居，倒不难理解；不过，多数情况下，她又非常善于隐藏这一点。

相对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更直露。有好几次（在索性不再节制的最后岁月里），他未能禁住诱惑，公开刺伤了阿赫玛托娃。她则在言谈中掩饰着对他那几个女人的嫌恶——为的是，但愿不破坏“文学的良好风尚”，不参与迫害或者不让人怀疑，她好像——是她！——对某人有醋意……阿赫玛托娃通常很少正面评价诗人们的妻子：她们所有人——从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的夫人）直到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都会引起她一成不变的反感。娜杰日塔·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是例外，其余诗人们，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来——都不走运。但即使在此背景下，说起从未对她做过恶事的奥丽嘉·伊文斯卡娅，阿赫玛托娃的固执和厌恨之深，也令人瞠目结舌。我们倾向于认为，绝非伊文斯卡娅的出现导致了诗人之间关系变冷，但正是这种起初被掩盖的、连阿赫玛托娃本人也未充分意识到冷淡，激起了她对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一位恋人的极端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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