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莱亚诗5首

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来势十分凶猛，而且绵延不绝，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思想资源的狭窄与贫乏。换言之，面对强势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文人在思想上除了复古一途，几乎无路可走。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先是李东阳提倡学习唐诗的格调，模仿唐诗的句法体制，以他为首形成“茶陵诗派”。随即“前七子”、“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一个为时长久、影响广泛的诗文拟古运动。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流行，从主导的倾向看，运动倡导者的本意是要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提倡汉唐诗文讽喻、干预现实的精神，试图在明代文学（主要是诗文写作）中培植刚健有力的风骨。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明代既缺乏如同汉唐相对宽松的政治及社会环境，文人在文化箝制、生命威胁而又思想资源短缺的背景之下，其忧生惧祸的心态与汉唐文人发扬张皇的意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时空距离，于是对前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蜕变为格调的模仿及语言的因袭。因为这种模仿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严重脱离了当代的语言环境及真实的情感表达，只是一味模仿古人，缺乏生命活力与创造精神，因此对于明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明代一波又一波的文学复古浪潮，只是制造出一批面目声气貌似古人的“假古董”。

从文学内部看，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发展一直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因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体在“唱主角”，即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将具体的文体形态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则它们分别各有其萌生、发展、成熟、极盛、蜕变、衰落的过程。中国的古代诗歌，走过了先秦四言、汉魏五七言古诗、乐府歌行，经过南朝永明体而发展到唐代形成格律诗，在古律分途的道路上取得辉煌的成绩，从而使诗歌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巅峰。宋诗又加以变化，在趣味与意境上别开境界。经过唐宋诗家的连续不懈努力，古代诗歌的各类体式已经齐备，诗歌艺术大致开拓殆尽。明清诗人众多，但是在诗歌艺术上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散文是记事抒情最重要的文体，亦最富生命力，它的发展也历经曲折。先秦诸子散文及司马迁史传散文，确立了古文记事抒情的典范，在体式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汉代以后由于辞赋的濡染而注重华辞丽藻，南朝以后受到骈俪风气的影响出现骈文，唐宋古文、骈文与辞赋交错发展，相互影响，各有其成就。明清以后，总体上它们趋于衰落，逐步被边缘化了。

明代的复古运动，提倡学习秦汉古文、盛唐诗歌，其实质是要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以振兴明代文学的精神，改善明代文学的品质。从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看，这种提倡无可非议。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政治上被严密管制、文人精神遭受压抑、学术空疏而又沉闷的社会，能否真正继承前代文学优秀的传统？于是明代文坛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文坛领袖愈是感觉到当前文学的弊病，愈是要大力提倡复古。它成了明代文学中一个不断重复的“梦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种局面直到明代后期才受到严重的质疑，并被完全打破，于是出现了文学革新的思潮。文学革新思潮兴起于嘉靖、万历之际，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则为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与先导。李贽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个儒家意识形态的叛逆者，在学术上属于“泰州学派”。他说“以率真之性，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强调每个人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价值。李贽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说“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焚书·答耿中丞》）。他又倡导“童心说”，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抨击明代社会弥漫的虚假风气，说童心既被障蔽，“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而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矣”，进而针对文坛复古思潮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童心说》）徐渭则讽刺那些模拟复古的诗作“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虽极工毕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徐文长集·叶子肃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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