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雷拉《哀歌》

我们说古英语文学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产物，因为它包括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来自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岛以前、仍居住在欧洲大陆北部时口头流传的有关日耳曼各部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是日耳曼民族的共同财富，它们深入人心，在人们记忆中扎下了根，因此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不列颠岛上，在那里经过古英语诗人的充分利用和艺术加工，变成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史诗和抒情诗篇。例如，史诗（或称英雄叙事诗）《贝奥武甫》以及个人抒情短诗《行吟者的悲叹》《漂泊者》《航海者》《远行客》和《废墟》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这一类的作品最初都创作于基督教输入不列颠岛以前。基督教传入后，它们经过基督教诗人的传抄和改动，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基督教的色彩，流露出一些宗教思想和感情。批评家把这个特点叫作“古英语诗歌的基督教成分”（Christian element in Old English poetry）。和上面这一类诗歌相联系，但时代上却远远迟于上述作品的诗篇是两首战歌，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抗击丹麦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它们是《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 ）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 Maldon ）。这是两首英雄叙事诗，洋溢着日耳曼部落战争的英勇精神。

古英语时期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基督教传播到不列颠岛上。这主要归功于爱尔兰的僧侣和罗马教士奥古斯丁（Augustine，公元604年逝世），以及他手下的40名传教士的努力。爱尔兰僧侣在不列颠岛北部、罗马教士在岛的南部进行传教活动，建立修道院，接受新教徒，影响了日耳曼民族的精神生活，提高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文化素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可以说是英国人民的启蒙时期。基督教传教士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修道院就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学校。修道院的僧侣（修道士）除教育人民读书识字外，还从事抄写、记录、著述、创作等活动，因此教会建立的修道院既是文化教育基地，也是文学创作中心。基督教对英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早的英国文学作品就是修道院中的僧侣创作的。他们除了抄写和改动日耳曼民族异教的民间文学、赋予它基督教成分外，还创作了大量基督教题材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尽管采用了日耳曼民族文学的诗歌形式——押头韵的长诗行（alliterative long line），尽管也反映出部落社会的组织形态、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却受到西方古典文学（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字的优美、润饰和精致上，也表现在社会风俗的较高程度的文雅和礼貌方面。古英语时期英国文学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使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与日耳曼民族文学传统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然，这个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经过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改造，已和希伯来宗教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西方文学传统。古英语时期的作家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进一步使这个传统和日耳曼民族文学传统相结合，这样就发展了西方文学传统，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古英语诗歌的绝大部分取材于希伯来、希腊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圣经故事、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基督教圣徒和殉教烈士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等，为古英语诗人（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皈依基督教后在修道院中潜心创作的诗人）提供了大量的投合他们志趣的素材：英雄的受难、离乡背井的远航、对上帝和君主的忠诚、为正义事业的战斗和献身，以及对尘世间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的认识，等等。总的来说，古英语的宗教诗歌作品在创造性和诗歌语言的优美方面略逊于那些传统的民间文学诗歌作品，但是它们却洋溢着基督教的宗教热情，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反映古老的日耳曼部落社会风俗习惯的段落，也像早期史诗作品那样具有生动和有力的叙述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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