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立克《给少女们的忠告》

赫立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十七世纪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推崇本·琼生，诗歌受到古典诗人的影响。1648年他出版了唯一的诗集《金苹果园》，诗集后附有一批宗教诗歌《圣诗》，共有400多首。这些诗作大多活泼迷人，有着精美的艺术性和装饰风格。诗歌主题丰富，内容多样，如描写乡村节日，庆贺丰收，表达对美好快乐的生活的向往等等。《给少女们的忠告》是他广为流传的一首诗，讲青春易逝，时光难再，应及时享受人生。

To the Virgins, to Make Much of Time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The glorious lamp of heaven, the sun,

The higher he's a-getting,

The sooner will his race be run,

And nearer he's to setting.

That age is best which is the first,

When youth and blood are warmer;

But being spent, the worse, and worst

Times still succeed the former.

Then be not coy , but use your time,

And while ye may, go marry;

For having lost but once your prime ,

You may forever tarry .

罗伯特·赫里克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著作颇为丰富，现存诗歌约1 200余首，分别收在《圣曲》和《西方乐士》两部(后合为一部出版)诗集中。诗集中有些诗已成为英国诗歌不朽的名篇，如《给少女们的忠告》、《致水仙》、《咏花》等，这些诗被当时著名音乐家洛斯谱成乐曲后，几个世纪来一直在民间广为传唱。

他的抒情诗《给少女们的忠告》，是一首典型的表现“及时行乐”主题的力作。但是其思想和艺术技巧都显得尤为独特。

“及时行乐”主题的诗作自古就有。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强调现世生活意义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从而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尽管仍是“及时行乐”的主题，但思想却显得更为深沉，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反对教会神权、反对禁欲主义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表现手法也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17世纪，一些诗人的表现手法已经显得十分新颖奇特。

赫里克的这首《给少女们的忠告》表现出了一种博学才智。在这首诗中，前面的两个诗节分别用了鲜花和太阳等两个自然意象作为喻体，烘托其后的“青春易逝，抓住时光”的道理。

在第一个诗节中，“含苞的玫瑰”作为美和爱的象征，极为妥帖、形象。“采摘要趁年少”与我国唐代诗歌《金缕衣》一诗中的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颇为相似，都是以鲜花的意象作为喻体，来表现“及时行乐”的道理。

第二诗节的主要意象是太阳，这盏天庭的华灯，尽管灿烂辉煌，但是，当它越升越高的时候，也意味着离终点越来越近。

所以，在第三诗节中，诗人认为青春是人生最美的时光，“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犹如含苞的玫瑰和初升的太阳。然而，如果虚度年华，待到玫瑰凋谢枯萎，朝阳沉落西山之时，唯有遗憾。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文艺复兴美术的开创者，文艺复兴初期杰出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还是一名有成就的企业家。他在西方绘画史上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

乔托是佛罗伦萨画派的第一人。他出生在佛罗伦萨北郊，距佛罗伦萨22.4公里，一个叫维斯宾亚诺小村庄。他的教名为安吉奥洛托或安姆勃罗乔托，乔托是其绰号。他的父亲是个贫苦的农民（一说是铁匠），小乔托是父亲的助手，帮着放牧家中的一群山羊。据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史学家瓦萨里的记载，小乔托性格开朗、聪明活泼、机智幽默，而且喜欢画画，也善于观察。牧羊时，他经常“利用羊群吃草的时间，把自然景物和突然萌发的奇思妙想画在岩石和沙地上，显然，他生来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终于有一天，伯乐出现了，他就是契马布埃。乔托10岁（一说13岁）时的一天，契马布埃有事从佛罗伦萨前往维斯宾亚诺，正好与小乔托相遇。当时，小乔托正在用一块尖石在平整的岩石上认真地画他的小山羊。看着这只画得栩栩如生的小羊，契马布埃非常惊讶这个孩童的天赋。于是，他停住脚步，问小乔托是否愿意跟他去学画画。小乔托高兴地点头答应。当下，契马布埃找到乔托的父亲，得到应允后，便收小乔托当学徒，将他带到了佛罗伦萨。小乔托就这样在契马布埃的画坊中开始了学习（当时的艺术家都是在师父的画坊中完成学业的，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的末期），就此走上了艺术之路，开始了其艺术生涯。

乔托来到佛罗伦萨，有两方面对他影响最大。一方面，佛罗伦萨沸腾的城市生活为乔托发展艺术才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乔托来到佛罗伦萨学徒之时，正值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艺术萌芽期。此时的佛罗伦萨“像喝了一杯烈酒那样突然振奋起来”  ，经济迅速起飞。我们引用乔凡尼·威兰尼《年代记》中的一组数字，便知当时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状况：

毛纺织业行会的作坊约有200座或更多，它们生产700，000—800，000匹呢绒，价值约1，200，000金佛罗琳以上。（这笔钱）有三分之一多留在本城作为劳工的报酬，业主的利润还不计算在内。有30，000人靠这行业生活……舶来毛呢加工业行会的货栈（亦即加工作坊）约有20座，专门贩运法国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粗呢以进行加工。他们每年进口10，000匹以上的粗呢，加工后在佛罗伦萨出售的呢绒约值300，000佛罗琳，尚不包括由佛罗伦萨重新出口的加工毛呢……银钱兑换商的银行约有80座。佛罗伦萨每年铸成的金币总数达350，000佛罗琳，有时可达400，000佛罗琳……律师联合会（亦即律师业行会）有80多名会员，公证人约有600名。医生和外科医生约有60人，经营香料的商店约有100座……商人和呢绒商贩数目众多；鞋铺，包括制作睡鞋和木鞋的商铺，多得难以统计……这时期在佛罗伦萨共有146间面包店。从磨粉税款总数和面包店主提供的消息来看，城内每天约需140大包（每包合16.59蒲式耳）谷物……根据各城门税收统计我们知道，每年运进佛罗伦萨的酒类约有55，000桶，在丰收年头还可多增10，000桶……每年城市需用4，000头牛和牛犊，60，000只肉羊和绵羊，20，000头公山羊和母山羊，以及30，000头猪……在每年7月，经圣·弗律阿诺城门运入的西瓜约有4，000个，全部在城内销售。 

佛罗伦萨政治的发展与经济的起飞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它们彼此推动，共同形成了文艺复兴文化的社会基础。13世纪，佛罗伦萨在经济方面一跃而居全意大利甚至全欧之首；在政治方面，已建立起了人民集团当政的独立自主共和国，而且七大行会直接掌握政府，使共和国成为西欧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政权。正如布克哈特所言：“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势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  马基雅维里也赞扬这个国家说：

佛罗伦萨人在民政、军政等方面作了这些安排之后，取得自主。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取得想象不到的伟大力量和极高威望。它不但变成托斯卡纳地区的首领，而且成了全意大利第一流的大城市之一。 

正是在这个国家里，公民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是这样评价佛罗伦萨政权的：

对一切公民都存在同等的自由；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同样存在着获得公职和升任的希望，只要他们具有勤勉和自然的禀赋，过着严肃认真而令人尊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政府要求它的公民既有德又有才……当担任公职之路向自由的人民敞开之时，它会多么有力地唤起公民的各种才能。因为人民一旦拥有在政治上享受荣誉的希望，他们便会意气风发，把自己提到更高的水平。 

行会直接掌握的新政府却极有利于新经济的发展，佛罗伦萨的舶来毛呢加工业和银行业之跃居全欧首位便发生于新政府建立以后的20年间，而1289年之取消农奴制，也是新政府的一大功绩。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掌握城市政权，13—14世纪，佛罗伦萨终于孕育出足以摆脱中世纪思想桎梏的新文化——人文主义。促进新文化诞生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经济发展中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市民上层，乃至掌权者对新文化的支持。他们修建公共建筑，如教堂、修道院、育婴堂、医院、政府官邸、街道广场等；他们更资助学者和艺术家；他们还开办学校，资助教育；甚至立下了“佛罗伦萨将通过自己的大学及其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大增其声誉和财富”的宏愿。另一方面是广大市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在乔凡尼·威兰尼的《年代记》中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当时市民受教育的情况：

1336—1338年，佛罗伦萨读书上学的男女儿童约有8，000—10，000名，学习珠算和算术的儿童约有1，000—1，200名，而在4所较大学堂学习文法和逻辑的约有500—600名。据统计，全城儿童共三万人，入学率已达50％—60％。市民识字率至少在1/4—1/3。 

无论市民的上层还是中层基本全都识字，而且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市民阶级的下层识字者也占多数，只有在像梳毛工人这样干苦活、卖力气的劳苦大众中才有较多的文盲。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力求摆脱文盲困境、刻苦自学之人。正是

在佛罗伦萨这种开放宽容、雅俗共赏的文化气氛中，佛罗伦萨的文化生活也更加活泼和多样。不同层次、不同传统的文化在新文化的熔炉中兼收并蓄且相得益彰。 

乔托从农村来到大都市。佛罗伦萨繁荣的经济、沸腾的政治生活、朝气蓬勃的文化气氛，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也深深吸引着他，影响着他。正处在新文化起点上的佛罗伦萨城，也正需要像乔托这样未受中世纪旧传统艺术影响的来自基层的有纯正艺术禀赋的青年。或者说，佛罗伦萨向这个牧羊少年敞开了艺术大门，为他在乡间田野磨炼出来的写实、摹生的本领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老师契马布埃对乔托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或者说，是他艺术发展的引路人。

契马布埃“是西欧新旧绘画传统的一条分水岭，是活动于意大利拜占庭艺术风格由繁盛期转向衰落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  。据说，契马布埃是他的诨名，意大利语之意为“牛头形”，后被人误以为是他的正规姓氏而流传下来。契马布埃于1240年生于佛罗伦萨，自幼聪明过人，很早就被其父送到圣玛利亚·诺威拉教堂读书识字。学习期间，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书本和小纸片上画人、马、房子等自己看到又感兴趣的东西。当时有不少拜占庭的画师在教堂作画，契马布埃经常逃学到教堂看他们作画。其父顺其自然，让他跟着这些画师学画。虽然契马布埃模仿希腊画师的绘画方法，但他不墨守成规，对绘画技术进行不少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拜占庭绘画中那种呆滞、僵化的艺术风格。瓦萨里在《名人传》中提到了他不少具有创新的绘画作品。例如，他为圣十字教堂绘制的木版画《圣法兰西斯》，该画由20幅小画面组成，逼真地再现了圣徒法兰西斯的一生。“契马布埃在这幅画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画面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在当时实属创举。”  他为圣三一教堂绘制的《圣母子》，画面上圣母怀抱着圣婴，身旁还围着许多可爱的天使。瓦萨里在谈到这幅画的时候说：“契马布埃在创作过程中一丝不苟，终于绘出了一幅让人赞叹的圣母，展示了他的卓越创造力。”  在谈到圣三一教堂中契马布埃的《圣母领报》，瓦萨里评价道：

画中人物都有真人一般大。从这一作品看，契马布埃彻底抛弃了旧风格，原来希腊风格（这里指的是拜占庭风格——引者）的镶嵌画和绘画中常见的粗线条和轮廓都消失了，他画中人物的衣褶、服饰等显得更细腻、自然、柔软和富有动感。 

瓦萨里还较详细地介绍了契马布埃的在阿西西圣法兰西斯教堂表现圣母生平的画作。该画取材于《旧约》，表现的是圣母和基督的事迹。在对这些画的评价中，瓦萨里多次使用了“尽心竭力”、“巧夺天工”、“精美绝伦”、“令人惊叹”、“耳目一新”等赞美之词。有的画作在介绍完毕后，瓦萨里还着重描述了该画所引起的轰动。例如，他对契马布埃在圣玛利亚·诺威拉教堂创作的木版画《圣母》是这样描写的：

画中人物的尺寸要比以往所有绘画中的人像大，虽然画中的天使仍旧是拜占庭风格的，但从一些方面来看，契马布埃已开始尝试现代的艺术技巧和方法。当时的人因为很少看到如此优美的作品，所以对这幅画非常推崇。他们把这幅画从契马布埃的寓所送往教堂，一路上，吹号打鼓，举行盛大的游行仪式。契马布埃本人自然也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丰富的报酬。 

在提到契马布埃的崇高声望和他著名的画作时，瓦萨里还讲述了一件事。有一次安茹的老查理国王正好路过佛罗伦萨。为了款待老国王，佛罗伦萨人准备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带他去参观契马布埃的一幅画。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幅画的庐山真面目，所以，佛罗伦萨人也成群结队地前往参观，一路上欢歌笑语，好不热闹。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当时人们对契马布埃画作的推崇和对他本人的热爱。在提到契马布埃的创新精神时，瓦萨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契马布埃在阿西西圣法兰西斯教堂对湿壁画  的勇敢尝试；另一个是在比萨圣法兰西斯教堂的蛋彩木版画《基督受难十字架》中加以文字说明的创新。后者画面的内容是：众天使围在基督的身边哭泣；他们的手中还有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就写在基督头部四周，并朝向圣母的耳部；基督右侧是哭泣的圣母，左侧是悲痛欲绝的施洗者约翰；写给圣母的文字是“圣母，这是你的儿子”；写给约翰的文字是“这是你的母亲”；离画面中心较远的一个天使手中的字是“从这时起，这个门徒接受了她”。瓦萨里认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契马布埃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艺术道路。他在画上添加文字，帮助观者领会画中的含义——这显然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奇妙创举。 

这些创新和绘画技法使“淹没很久的绘画艺术又一次焕发了青春”  ，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乔托的老师。

乔托是幸运的。因为据说契马布埃是个极为高傲和自信的人。如果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或者说其作品受到别人的质疑，他便会疯了一般，立即将作品毁掉。他收乔托做徒弟，正是看中了乔托的天赋。乔托是幸运的。因为当时的学徒，一般都会做一些杂活，有些帮助老师研磨颜料，还有一些学业不错的学生可以在老师大致画好的图画上画一些局部。而乔托不仅仅在老师——契马布埃的绘画作坊中接受指导，感受老师的画风，学习老师的画技，也经常帮老师作画。老师外出作画，也常把他带在身边。有一次他跟随老师到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作画。据记载，该教堂的一幅《圣法兰西斯接受基督受难记号》就出自乔托之手。乔托在实践中的学习和创作对乔托的迅速成长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90年，乔托离开契马布埃的绘画作坊，结束了他的学徒生活，前往罗马。如果把在此以前的时期称为乔托艺术生涯的初期阶段，那么，1290年以后，乔托的创作就进入了发展期。

罗马城是古代欧洲的艺术中心，其艺术的特点可以说是集罗马和希腊艺术于一身。中世纪时期，作为基督教的中心，罗马又发展起了基督教艺术，并成为拜占庭艺术在西方的中心。中世纪末期，罗马又融入了哥特艺术的因素，成了多种艺术融合之地。另外，此时的教皇和教廷为了使罗马在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竞争中获得威望，也积极加入了文化竞争之中。他们倡导学术，资助教育，鼓励文学艺术，建筑教堂。有的教皇甚至有了“人文主义教皇”的声誉。于是，罗马也成了艺术家们的向往之地，聚集了众多的艺术家。乔托到罗马，首先是饱览罗马的古典艺术，其次就是向各位艺术家学习，以获众彩之长。在众多的师长中，乔托最钟情于彼特罗·卡瓦里尼。

卡瓦里尼“是一个不平凡的画家，他不仅摆脱了拜占庭旧框框的束缚，而且是第一个转向希腊罗马雕塑，并从中寻求借鉴的画家”。卡瓦里尼的画作“……衣服上不再有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对称的、描金的褶裥。人物和他们的衣服是立体的，很有质感……”  从斯佩泽尔对卡瓦里尼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卡瓦里尼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画家。这种敢于对拜占庭艺术推陈出新，突破拜占庭绘画长期因袭的程式化路数的创新，赋予了画中人物体积感和重量感，从而使画中人物真实了起来。画技方面的创新体现在采用了明暗对比而突出了空间感。卡瓦里尼的创新精神无疑感染了乔托，他的新技法也使乔托受益匪浅。有人曾把卡瓦里尼和乔托的作品作过对照，认为它们确有某些亲缘关系。可见，即使乔托没有直接拜卡瓦里尼为师，肯定也受过他的教导和熏陶。

乔托在罗马生活了近10年（1290—1300）。罗马成了他事业的起点。在罗马期间，他为圣玛丽亚大教堂工作。但他留在罗马比较有名的是他为圣彼得教堂柱廊大厅做的《纳韦切拉》（船名）的镶嵌画，内容是基督和载有圣徒的大船。该画因后来大厅被毁，只保留了一些局部。另外，1300年，他还为纪念卜尼法斯八世主持罗马大庆典创作了一组壁画，现今这幅画也只保留了一个不完整的片段。

在罗马期间，乔托已小有名气，拥有了自己的绘画作坊，招收了徒弟；有不少顾客上门求画，作坊订单日增。他也因此财源不断，还购置了家产。他不仅事业有成，还喜结良缘，娶丘塔·迪·拉波·德尔·佩拉为妻。他们有四男、四女共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叫法兰西斯的儿子继承父业，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大女儿嘉德丽娜的丈夫也是一名画家。乔托的外孙，嘉德丽娜的儿子，也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画家，绰号“小乔托”。

此后，乔托回到了佛罗伦萨，买房安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再之后，乔托的事业轨迹大概是这样的：在佛罗伦萨完成了木版画《站在维尔尼亚巨石上的圣法兰西斯》，后来这幅画被送到比萨（现在在罗浮宫）。在比萨公墓园内墙壁上完成了6幅湿壁画《耐心的约伯》。其中一幅“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些村民正把丢失了牛的坏消息告诉约伯的情景，并把约伯因丢失牛和遭受其他不幸时所表现出的失魂落魄和悲哀神情刻画得无以复加。此外，画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仆人，站在众叛亲离、痛苦不堪的主任约伯的身边，一手拿着一根扇形树枝驱赶主人身上的苍蝇，另一只手捏着鼻子躲避着主人身上散发出的臭味。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对人物神态的刻画也让人拍案叫绝” 。可惜这些画都没有保存下来。

据瓦萨里记载，这幅湿壁画的成功，使乔托的声名大振，从而引出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5—1303）邀请乔托到教廷画画的故事。当时卜尼法斯八世教皇正想请人作圣彼得大教堂的装饰湿壁画，听说乔托画技高超，便派使臣前去邀请。使臣听说还有其他一些壁画大师，便顺路拜访，还接受了他们的一些交教皇审查的样板画作。随后，使臣来到佛罗伦萨乔托的绘画作坊，见到主人，说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教皇希望亲眼看见他的绘画风格。最后，使臣硬要乔托向其他画家一样，交一幅样板画，好回去向教皇交差。一向有礼貌的乔托什么话也没有说，顺手拿来纸张和画笔，将笔蘸满红颜料，只见他将胳膊紧靠身体，手腕一翻，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圆圈。他将纸交给教皇的使臣，笑着说：“这就是你要的样板画，拿去请教皇审查吧！”使臣非常生气地说：“难道这就是你的样板画，我可要回去向教皇复命的！”乔托耸耸肩，再也没说什么。使臣感到受了愚弄，悻悻而去。教皇看到这个圆圈，听到使臣说乔托画这个圈的过程，便意识到乔托的画技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画家。据说，这个故事传开后，便形成了讽刺蠢人的一句谚语：“你比乔托的圆还圆”。之后，乔托受邀来到罗马，为圣彼得大教堂唱诗室绘制了5幅湿壁画，还为藏器室绘制了大型湿壁画。教皇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付给他600个金杜卡特。接着，乔托又完成了圣彼得大教堂四壁的湿壁画，其中最优美的一幅是约4.2米高的巨幅天使像。他还接受红衣主教斯特发内斯基的订单，完成了镶嵌画《暴风雨中的小舟》，此画被不少风雅人士称为“绝世奇作”  。随后，他又在圣多米尼克修会的米涅瓦教堂绘制了一幅备受称颂的蛋彩画  《基督受难十字架》。

1303—1306年，乔托来到帕多瓦。在这里，他为阿雷纳小礼拜堂绘制了38幅反映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生平的连环壁画。之后，乔托回到佛罗伦萨，但不久就应邀又回到帕多瓦，为圣安东尼大教堂绘制精美的湿壁画。之后，乔托应卡内先生之邀，来到威罗纳，为卡内先生宫邸制作了壁画，并为卡内先生画了肖像画。接着，他又来到费拉拉，为该城的艾斯特家族宫邸和圣阿格斯蒂诺教堂绘制壁画。正在流放中的但丁听说乔托在费拉拉的消息，便赶往前去。乔托热情地接待了但丁。两相仰慕之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来到但丁的放逐城市拉文那。乔托应但丁之请为费拉拉圣法兰西斯教堂制作了精美的湿壁画。

之后，乔托又到了乌尔比诺、阿雷佐，均留下了作品。在阿雷佐的作品有湿壁画《圣马丁》，大幅蛋彩画《基督受难十字架》。大约在1307年，乔托回到了佛罗伦萨，但还不时外出作画。大约在1326年，乔托应邀来到那不勒斯，为王家教堂做了不少装饰画。这里也留下了关于乔托很有意思的故事。据说，那不勒斯王经常在乔托工作的时候去找他谈话，看他作画。乔托的精妙绘画和幽默有趣都给国王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有一天，国王说，要使乔托成为那不勒斯第一人（国王），对此，乔托机智地回答：“正是为了成为那不勒斯的第一人，我才寄寓王宫篱下”。还有一天，国王看到乔托大热天还在作画，就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停下来歇一会儿”。乔托幽默地答道：“如果我是你，我当然会的。”

离开那不勒斯之后，乔托又在加埃塔的伦齐亚塔教堂，里米尼的法兰西斯教堂、圣卡塔尔多教堂，拉文那的圣乔万尼教堂留下了他的画作。

之后，乔托又回到佛罗伦萨，这期间的画作有巴尔吉小教堂的以圣法兰西斯事迹为内容的壁画，佩鲁茨比小教堂的关于施洗者约翰和神学家约翰的生平事迹的画作。1310年，他为全体圣徒教堂绘制了祭坛画《庄严的圣母子》，即《宝座上的圣母》、《荣登宝座的圣母》。1317年，他又为圣十字教堂中的4座礼拜堂绘制了多幅壁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圣徒法兰西斯生平事迹的、表现施洗者约翰生平的、赞扬使徒们殉道事迹的和描绘圣母升天的。在圣十字教堂，乔托完成的作品有蛋彩画《圣母加冕》，壁画《基督受难十字架》、《圣母领报》、《十字架树》、《圣路易的故事》、《最后的晚餐》。除上述作品之外，还有为佛罗伦萨圭尔夫党宫绘制的以基督教发展史为内容的壁画和教皇克莱芒四世肖像画。

在完成了佛罗伦萨的工作后，乔托又到阿雷佐，为那里的教区教堂圣法兰西斯礼拜堂绘制了装饰湿壁画，还在一个圆柱上绘制了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的肖像。他还在阿雷佐城外的阿雷佐大教堂中的小礼拜堂绘制了《遭受乱石袭击的圣斯蒂芬》。接着，他又赶到阿西西，用了近3年的时间完成了老师契马布埃曾在1296年绘制但未完成的圣法兰西斯组画。该组画被认为“代表了意大利13世纪艺术的最高成就”。 

除了绘画，乔托在建筑方面也颇有造诣，最主要的成就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钟楼。1314年，佛罗伦萨大教堂钟楼即将开工建设，市政府任命乔托为该项工程的总负责人，并授予其“大师”的称号。乔托主持设计了这座美丽的钟楼。该钟楼高为89米，共五层，乔托只完成了第一层和第二层便去世了。这两层为无窗闭合式结构，四面均是由乔托设计的浮雕。浮雕的内容是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生活的，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狩猎、农耕、纺织、航行、天文、医学、绘画、辩论等。

1337年1月8日，乔托在佛罗伦萨去世。在一生4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勤奋创作，勇于创新，将哥特、罗马因素融于自己对宗教和自然的感悟中，并以探索空间的新技法将画面的二度空间变为三度空间，使自己的作品冲破了中世纪传统艺术的束缚，呈现出近代新艺术的萌芽。正像刘人岛所评价的：“乔托的绘画中至少糅合了三种因素，契马布埃绘画中的空间意识和雕塑特征，哥特式美术的特点及古罗马艺术的体量感和力度。以上三种因素为乔托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然而，乔托的艺术不是以上三种因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他出神入化地将三种因素融会贯通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艺术灵感和对大自然的潜心感悟，在艺术上大胆革新，努力寻找新的艺术之路，最后所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乔托的‘新风格’。”  他的这种新风格，把欧洲艺术从中世纪引入了文艺复兴时代。因此，乔托备受当时人文主义学者的赞扬。但丁在神曲中说：

人类力量空虚的光荣啊！他的绿色即便不被粗暴的后代超过，也在那枝头驻得多么短促啊。契马布埃想在绘画上立于不败之地，可是现在得到采声的却是乔托，因此，那另一个的名声默默无闻了。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称赞他为“卓越的天才”，“把埋没了许多世纪的美术带进了人间”。现代美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发展史》中说“意大利艺术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那就是佛罗伦萨画家乔托·迪·邦多纳”，“从他那个时代以后，首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在别的国家，艺术史成了伟大艺术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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