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德·比尚诗2首赏析

Pizan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克里斯蒂娜·德·比尚（比桑、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法国女诗人。生于威尼斯。因父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占星家，故其少年在法国宫廷度过。十五岁时，与宫廷秘书艾蒂安·迪·卡斯特尔(Étienne du Castel)结婚。十年后丈夫去世，为谋生计，开始写作，主要写抒情诗。1415年后入修道院。作品有《爱神书简》(1399年)、《妇人城》(1405年)、《三德书》(1406年)。除表达自己的哀伤外，还悲叹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苦难，反映了贞德的英勇业绩。写于1404年的《仁智君主查理五世德政言行录》是关于查理五世宫廷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回旋诗:如果我经常去教堂

如果我经常去教堂，

那是为了看美人，

她像初开的玫瑰，鲜艳异常。

这有什么好说，真是浪费时光，

怎么会有这么多流言产生，

如果我经常去教堂。

我走大路，闯小巷，

全是为了看美人，

只有傻子说我蠢，

如果我经常去教堂。

胡小跃 / 译

费德利科·安达哈兹德在《维纳斯之国》中写过这样一句话：“16世纪乃是女人的天下，一百年前，克里斯蒂·德·庇桑播下的种子已经在整个欧洲开花结果。”这里的庇桑，即比尚，她播下的种子，不仅是一颗关于女性尊严的种子，还是一颗关于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种子。比尚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极端地将男性视作女性尊严的敌人，也没有将解脱的希望寄托在一切向男性看齐、成为独立于男性的女性，而是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真正平等在于实质上的和睦相处。这种进步观点，与而今流行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颇为吻合。我们现在就通过赏析这首《回旋诗》，来领略一下比尚的这种精神风采。

比尚在诗歌中设定了“我”、“美人”以及旁人三类人物。“我”是抒情主人公，是明白晓畅地与读者进行对话的角色。“我”诉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我”陷入了爱河，热烈地爱上了一位像初开的玫瑰般艳丽的“美人”。“美人”是一位基督徒，经常去教堂。于是，为了看到“美人”，“我”也经常去教堂。在教堂里，“我”的心神并没有集中在牧师的布道上，也没有虔诚地祈祷和忏悔，而是密切地关注“美人”的一颦一笑。“我”为了“美人”这般失魂落魄，旁人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很快，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说“我”傻，认为“我”不值得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倾情。但是“我”，走自己的路，继续自己的爱，让旁人说去吧。

关于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可以从人物的角度依次进行分析。

首先，从旁人的角度而言，他们的流言蜚语，他们对于“我”的行为的不值，隐射出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心智肤浅，虚荣懒惰，没有能力学习，也没有能力生活，只能依靠男性而存在。当时流传的《玫瑰传奇》中，就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蔑视女性的思想。比尚在其专著《妇女之城》中指出，女性的缺点和错误，多半来自男性的恶毒，以及他们对女性的憎恶。比如说，男性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风流账记在女性的头上，认为是女性诱惑了自己。长此以往，年轻貌美的女性便被迫背上了情欲的象征、罪恶的源泉的黑锅。事实上，女性的美貌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罪恶在于被美貌吸引的灵魂。女性的无知也并不源于先天的缺陷，而源于被剥夺学习机会的社会。

其次，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作为一位男性，对“美人”的肯定和尊重，显现出不同于当时盛行的男权主义思想的一面。“我”不顾旁人的非议(“走大路，闯小巷”)，高度赞美女性(“她像初开的玫瑰“)，倾心爱慕女性(旁人都认为他是“傻子”)。“我”的“傻”，就在于“我”对待女性的态度与众不同。这个“我”，是比尚心目中的有美德的男性，是能够与女性平等相处、和谐共存的男性。

最后，从“美人”的角度而言，她的美丽，象征着女性独特的品德与光辉。比尚认为，一个人伟大与否，不在于性别，而在于行为是否高尚。女人作为一种性别并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那些做了错事的女人和男人。尽管翻开历史，大多数女性的声音沉寂在男性纷纷扰扰的世界里，但还是有一部分女性竭尽全力亮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从遥远的阿玛宗女人国里的女人们，到同时代的圣女贞德，她们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女性的能力。“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女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被牺牲掉的性别。比尚用一生的勤奋笔耕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成为光彩夺目的人物。而她的写作活动，也纯粹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和创作热情，是从自身出发的行为，正如她主张女性穿着华美并非为了吸引男性，而是为了愉悦自己一般。

我们不知道“美人”是否接受了“我”的追求。按照比尚一贯的思想，无论“美人”的选择是什么，她都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男女两性生存于同一片天空之下，为什么不能相互珍惜、相濡以沫?比尚在后来的专著《女性的三个美德》中，不再从女性的角度，而是从两性和谐相处的角度来阐发女性的存在，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要以和为贵、以大局为重。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体现了比尚向男权社会妥协的一面，但这未尝不是比尚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选择的一条相对比较好、比较能够实现的出路。( 蔡海燕 )

谣曲:当我看见这些情人

当我看见这些情人

互相之间显得那样

卿卿我我，密不可分，

交换着美妙甜蜜的目光，

开怀地笑，管自己逛，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我的心啊差点要裂。

因为，我想起了，由于他们，

我心中的那个情郎。

我无法离开他，我渴盼

他来到我的身旁;

可亲爱温柔的情郎

如此遥远，我哀伤至极，

我的心啊差点要裂。

我的心将萎靡不振，

深陷于这剧烈的哀伤，

悲叹一声接着一声。

直至他回到我的身旁，

给我带来欢乐的情郎。

可这折磨人的痛苦步步紧逼，

我的心啊差点要裂。

君王啊，我无法不声不响，

当我看见别人成对成双，

互相带来欢乐和欣喜，

我的心啊差点要裂。

胡小跃 / 译

克里斯蒂娜·德·比尚，声名鹊起于关于《玫瑰传奇》的辩论，所撰写的长达125节的《妇女之城》由于内容涉及男女天赋平等及反对贬抑女性等颇具现实意义的观点，被誉为历史上第一部妇女权利辩护书。

然而，《谣曲：当我看见这些情人》一诗却体现了此中世纪“女勇士”感情细腻温婉的另一面。比尚的一生可谓孤独的一生。她自幼生活在查理五世的宫廷里，受过良好教育，14岁结婚，25岁守寡。为了供奉母亲，扶持两个幼弟，她努力写作，被称为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靠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她代表了法国女性独立自强的一面，或许有了比尚似的先驱，法国才会在4个世纪后诞生了更为惊世骇俗的波伏瓦。但如此的独立自强似乎总与面对命运的孤独哀伤并驾齐驱。诸如本诗类寄托哀思的诗虽然只占了其著作的一小部分，但却体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独身女人内心散发出来的真正的让人爱恋的哀伤。

诗歌起首诗节就点明了萦绕于诗歌内部的哀伤情绪：“我的心啊差点要裂。”因为“当我看见这些情人/互相之间显得那样/卿卿我我，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别人的“密不可分”让诗人在艳羡之余无法不想起心中的“那个情郎”。从彼景到此思，诗人睹他人哀自身之过渡可谓清新自然，由衷而发。但“亲爱温柔的情郎/如此遥远”，故诗人不由得不“哀伤至极”。在紧接下来的诗节中，诗人将此哀伤进一步深化，似乎只有“给我带来欢乐的情郎”的回来才能将诗人彻底从“萎靡不振”、“悲叹一声接着一声”的情感低谷中释放出来。可是现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别人成对成双”，诗人只感觉那一份别离却无法相见的痛苦“步步紧逼”，让她不由地发出“君王啊，我无法不声不响”的哀叹。真可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此种相思和李煜《乌夜啼》的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境。此情此景可谓有感而发，充分体现了谣曲富于抒情的特点。诗人的情感从羡慕，到回忆，到“渴盼”，到“哀伤至极”，到“萎靡不振”，直至最后的情不自禁的呼告，一路走来，可谓婉转起伏，感人至深。而每一小节最后反复出现的诗行“我的心啊差点要裂”更是如咏叹调的主旋律般使诗歌极富音乐感，将相思却又不能相见的无奈思绪无形中流诸笔端。诗歌起首于情人间卿卿我我的场面，又结束于爱人们成双成对的场景，可谓由景至情、由情返景、首尾呼应、情景交融。故比尚的诗歌注重诗歌结构的精致，颇为符合当时宫中盛行的贵族诗，但比尚的诗歌不仅拥有形式美，其语言的简单、直白和口语化使她的诗受众颇广。从另一方面讲，语言的简练也使诗歌更能表达那一份呼之欲出的真挚情感，故比尚的诗歌可以被称为是“生活在市井中的贵族”。

总的说来，此诗体现了诗人与爱情分离时那一份内在的煎熬和忧郁。比尚是孤独的，她曾经这样写道：“我是孤独的，我甘愿孤独，我心上人离我而去，使我坠入寂寞，我赋诗作词是为了忘却痛苦和寂寞，但越唱，我的眼泪越往下落。”或许诗人写此诗的目的也正是为了那一份或许可以忘却的寂寞，但如果这一份寂寞能被忘却，就不会有比尚另一首一连列举了24个孤零零处境的名谣：《我孤零零》。比尚的晚年虽不如早她两个世纪的女词人李清照来得悲惨，但她们的孤苦悲哀可谓不相伯仲，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何畅 )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她极力反对中世纪艺术中对女性的污蔑和偏见，她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有诗歌、小说、史诗、传记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女性问题等诸多方面，是中世纪法国宫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到很多国家，影响甚远，尤其是她的妇女观，对法国宫廷女性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上层女性产生很大影响。她在中世纪法国以写作为生，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圣女贞德的传说》。她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被当代人视作女权主义的先锋。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城。她的父亲托马斯是一位占星家，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议员。在克里斯蒂娜出生之后，父亲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邀请来到巴黎，担任国王宫廷里的占星家。克里斯蒂娜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她有机会博览宫廷图书馆大量古典文学的手稿，因此，她对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了解，并且掌握了很好的语言才能。

15岁时，克里斯蒂娜和宫廷法院的一位秘书结了婚，育有一子一女。1390年她的丈夫跟随国王访问博韦，意外染病而亡。丈夫死后给他留下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还有一大堆债务，而她继承丈夫的遗产又遇到很大的困难，3 年后她开始创作爱情歌谣来补贴家用，宫廷中一位富有者被她作品中的女性想象和柔情深深吸引，后来他对克里斯蒂娜给予了资助。从1393 年到1412 年，克里斯蒂娜的创作非常旺盛，写出了300 多首爱情歌谣和短诗。

1401 年到1402 年间，克里斯蒂娜参与了当时文坛上的一场争论。这场论争是关于13 世纪法国作家约翰·德·蒙的《玫瑰传奇》。《玫瑰传奇》讽刺了庸俗的宫廷爱情，并且把女性看做是罪魁祸首。克里斯蒂娜强烈反对作者使用的语言，因为它们充满了对女性的污蔑。这场争论由于克里斯蒂娜的参与而超出了文学语言的层面，成了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争论。通过争论，克里斯蒂娜树立自己知识女性的形象，她的影响也超出了宫廷的范围。在当时的一首民歌中，她被比作缪斯九女神的最流利者。

1405年，克里斯蒂娜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妇女城》。这本书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教育女性如何通过自我学习而反抗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圣女贞德的传说》写于1429年，颂扬了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她在这部作品中暗示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终结。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著有《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The Treasure of the City of Ladies》等书，后者的中译本新近问世，更名为《淑女的美德》，原书中的“city”一词被省去，作者的政治意涵也就被弱化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孤自创建了一座新的城邦，她对淑女德性的讨论完全是在那座城邦的基础上展开的。她是一个建国者，其著作堪称“建国文献”。

《妇女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被誉为即是“文艺复兴时期为女性的权利与地位勇敢呐喊的第一力作”，又是“代表女性文学文本性质的开篇之作”。该书反对仇女观点，反对关于女性的“天然”低劣性的观点。皮桑专门讨论了历史和神话中所记载的那些出色的女性的“天然”优越性。她的观点虽然有一点本质主义的味道，但是质疑了当时的所谓“客观真理”。[2]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对政治问题的关切还体现在她的另外一部纯粹政治性的作品上，那就是《论政治体》（Book of the Body Politic）。不难发现，“Body Politic”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措辞，它尤其因为霍布斯而更加广为人知。这部书已经收入近人编修的”剑桥政治典籍文丛”之中。此书谈不上大制作，也没什么创见，但中规中矩，颇能反映作者对古代与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学典籍的纯正学养。

她在世及过世后的一个世纪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在道德、教育、统治的艺术、战争的行为及查理五世的生平和时代诸方面都有精彩的描写和论述。她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位维护正义的战士。她是法国早期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也是欧洲第一位专职写作的女作家。20世纪以来，她还被当作早期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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