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兰德《哀悼玛丽雅·泰莱希雅女皇 1780年11月29日》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德国作家。1733年12月5日生于比贝腊赫一个牧师之家。1747至1749年在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修道院学校学习。1749年在埃尔富特大学学哲学。1750年与莎菲·封·古特曼相爱，同年转图宾根大学学法律。1752年应博德默之邀到苏黎世,1754年先在苏黎世，1759年又在伯尔尼当家庭教师1760年回比贝腊赫任市政官员，1769年任埃尔富特大学哲学教授。1772年被聘到魏玛宫廷任卡尔·奥古斯特亲王的教师。1773至1810年主编刊物《德意志信使》。80年代和90年代从事希腊、罗马文学的翻译工作。1813年1月20日在魏玛逝世。

维兰德是德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小说家兼诗人。《哀悼玛丽雅·泰莱希雅女皇》是维兰德成熟期的一首诗作。玛丽雅·泰莱希雅(1717—1780)是奥地利女皇，在位时曾经在军政、国政方面实行过一系列改革，如推行重商主义，取消国内关税，改革币制，开垦荒地，改革教育和法律，以及取消酷刑等，是奥地利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开明君主。1780年11月29日，玛丽雅·泰莱希雅女皇逝世。兰维德写了这首悼诗来表达他对开明君主制的向往和拥护。

诗歌一开篇，诗人就营造了一种充满了浓厚哀伤的葬礼的氛围。“德意志竖琴”和“高卢吉他”所弹奏的低沉哀婉的乐曲，“竞相”飘向女皇的棺木，“琴声嘀嗒”，“哭声悲恸”，女皇的灵魂和袅袅升起的香烟一起升向天庭。第二至第四诗节，诗人塑造了一个缪斯的形象。“缪斯含着泪水默默地”向女皇“神圣的鬼魂”“最后告别”。诗人说，缪斯曾经为女皇“歌唱圣母的痛苦”。在女皇去世的“死一般沉寂的午夜”，缪斯悲恸之极，“披散着头发”，“没有花环”，来到女皇的陵墓前，她“颤抖着挨近”女皇的“床边”。缪斯看到了很多“热泪纵横”的人们，听见很多“哀叹”和“痛苦”的呻吟。开明的女皇是他们的“母亲和慰勉”，给了他们安宁的生活，他们就是女皇的子民们，他们是女皇的“心肝”和“遗孤”。在这“低沉不安的叹息声”里，缪斯听到了天使的言语。第五诗节，诗人让缪斯下场，天使登场，并引出了天使的话。天使歌颂女皇“鲜有头戴王冠的男人”堪与她媲美，歌颂“她王政的永恒丰碑”，歌颂她让她的国家“放射出光辉”，歌颂她的帝国将“共存共荣，永世长存”。第六、七诗节诗人继续歌颂作为女基督徒的女皇“那充满虔诚的心”，“默默无闻”地完成功德。她是如此的忠诚于上帝，以至于她等不及在“众人簇拥”下送她往“天使的王国”，而是迫不及待地“自己却奔向她所挚爱的上帝”。最后两个诗行，诗人要祭奠女皇的众人停止叹息，要他们为“新的保护人而欣喜”。因为为了“减轻你们的痛苦”，“巩固你们的幸福”，女皇已经把“仁慈和伟大思想传给儿女”。她的生命虽然逝去了，但是她会继续活在她的子民——“那些伟大的儿子”和“那些美丽的/女儿”心里。她的人格以及思想所塑造的形象将永远供奉“在记忆的庙堂”，并“在人世间永远放射慈善的光芒”。

这是一首即事诗，它写作的动机不是发自诗人内心的不可遏制的表达欲望，而是来自外在的客观需求，也就是说，女皇的去世给了诗人一个写诗的机缘。这种机缘是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对写这种诗的诗人来说，写诗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诗中表达的情感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但是维兰德这首诗改变了即事诗毫无真实情感程式化的特点，全诗充满了对女皇真挚的爱戴和对其伟大的功绩、虔诚的信仰的崇敬，是即事诗中难得的佳作。( 凌 喆 )

维兰德的创作大致可分为早期、成熟期、晚期三个阶段。他早年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宗教感情，是虔诚主义教育和博德默直接影响的结果。克洛卜施托克是他学习的榜样，他第一部作品教诲诗《事物的性质》（1751）受了《救世主》的影响。《被考验的亚伯拉罕》（1753）是博德默直接指教的产物。1753年女友莎菲与拉罗施结婚，他情绪沮丧，写了《一个基督徒的感受》（1753），诗中主张禁欲，激烈反对一切爱情诗。

到伯尔尼后，维兰德逐渐脱离博德默的影响，思想上开始“返俗”。他的悲剧《约翰娜·格莱夫人》（1758）标志这一转变的开始。回到比贝腊赫，维兰德的创作进入成熟期，他接受了舍夫茨伯里和伏尔泰的唯物主义思想，转向现实生活。这时他学习的榜样是莎士比亚，并把后者的22个剧本译成德文，编为《莎士比亚戏剧集》 [1]  （1762～1766）。他第一部成功之作是《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这是一部“教育小说”（或称“发展小说”），为这种体裁日后在德语文学中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小说描写了主人阿迦通（意即“好人”）从脱离现实的理想世界转向现实生活，并决心为公众事业献身的发展过程，带有自传的性质。这里，维兰德提出了“和谐的人”的思想，认为只有感情和理智心灵和头脑达到和谐的人才是“好人”，只有“好人”才会有“好的时代”。这一思想是维兰德这个时期作品的基本主题，也是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此外，他在比贝腊赫还写了《自然战胜狂热的幻想或罗沙瓦的堂·西尔维奥历险记》（1764）、《滑稽故事集》（1765）以及史诗《摩沙里昂或格拉采女神的哲学》（1768）等。在《滑稽故事集》中有一些迎合宫廷趣味的香艳情节，宣扬享乐的人生哲学，引起了“格廷根林苑派”年轻诗人强烈的反感。

在任哲学教授以后，维兰德研究了人类历史以及卢梭的学说，集中思考帝王将相在历史上起过的和可能起的作用。小说《金镜》（1772）以东方国家为背景，对德国的时弊作了大胆揭露，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在魏玛写过一些供宫廷消遣的作品，其中包括剧本《阿尔采斯特》（1773）。这个剧遭到歌德的猛烈攻击，此事与格廷根林苑派以维兰德为敌都反映了维兰德与“狂飙突进”之间的矛盾。维兰德虽不反对这场新起的文学运动，但他乐于留在原来的立场。他在《德意志信使》上发表了小说阿布德拉城居民的故事（1774），以德国早期市民文学的“愚人文学”的形式，借用古希腊的背景和人物，对18世纪德国小市民的庸俗市侩习气进行尖锐讽刺。小说的主人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发现那里的居民象过去一样的狭隘、自私、愚蠢，为区区小事争执不已。

《奥伯龙》（1780）是一部童话故事集，取材于《一千零一夜》以及其他传说故事。这已是维兰德成熟期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进入晚期，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翻译。他翻译了贺拉斯、卢奇安、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并编订自己的全集《手订全集》（1794～1802），共39卷，另有6卷补遗。

维兰德是德国启蒙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他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已是“狂飙突进”运动席卷德国文坛的时刻。维兰德一生仰仗宫廷生活，作品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宫廷贵族的趣味，因而在他反映了市民阶级理想的作品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掺杂了贵族思想的成分。他一生写了大量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是启蒙运动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小说对日后德国小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他的小说哲学议论多于人物与环境的艺术描写，读起来显得枯燥乏味。小说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古代外国，异国情调和古色古香的气氛冲淡了作品中包含的现实意义。

推荐阅读：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