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埋的巨人｜赛博故乡
“究竟哪里才是故乡？为什么要回去？在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中，我们几乎已经肯定，‘故乡’对于现代人来说，恐怕将愈发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这种心理总要投射到一定的地点之上，但一个能让你产生故乡感的地方，它不一定就是法定的故乡，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实存的地点。故乡已经成为一个流动的概念，正如我们当代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不再是在单一的根基之上结构清楚的层级发展，而是以一种不断蔓延的状态，在复杂结构中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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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埋的巨人
摄影并文 ｜ 宋璐
197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我出生之前他们刚刚结束了黑龙江农场十年的插队生活，父亲被调到河北邯郸工作。母亲在北京生下我后去了内蒙古集宁市，第二年又从集宁调到邯郸与父亲团聚，我被留在了北京的姥爷家里。
四岁的时候，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父母把我从北京接到邯郸与他们一起生活。直到1990年，一条关于“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政策出台，我们一家才又回到了北京。
至今为止我生命中五分之四的时间都在北京度过，特别是从1990年返京后，曾笃定地认为这座城市是我的故乡，从未再到别处生活，长大后也没有外出求学、工作的经历，更没有“返乡”的概念。
但近些年，我却越来越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不曾再度离开的故乡正在远去，逐渐消失在了迷雾里。
故乡的消失首先是物理上的。
我出生时，姥爷家在西二环内长椿街一带的胡同里，那是一个旧式的大杂院，与另外几户亲戚、邻居合住，姥姥和姥爷住在一进院门左手的两间平房里，我生命初始的四年时光也是在这两间平房里度过的。
胡同大杂院如今的模样
随后，在我离开北京的八年里，因为老城改造等原因，姥爷的家像是追随着这座城市的扩张般一路向西，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从二环内搬到二环外，再到三环。1990年我随父母举家迁回北京时，搬进了姥爷家附近紧邻西三环的一处新建小区，如今周边这些车流密集、楼宇林立的地段，彼时还只是一片片农田和菜地。
我同父母迁回北京后，在西三环的居住地
上世纪90年代末，我读高中，座位临窗，上课时经常从窗口望着不远处正在兴建的北京西站主楼的脚手架出神。几年前，突然听闻高中一位好友离世，上学时他就坐在我的后面，我们经常在那个窗口前讨论关于未来的幻想。哀叹间很多往事浮上心头，却发现那所高中已经停办多年，校舍另作它用。当初从窗口望着出神的那座建筑，如今已经是北京重要的铁路运输枢纽，每年有多少人在这里踏上离乡或者返乡的路途。
2018年的冬天，我参加过一个摄影工作坊，由于选题的缘故，又回到了四岁前居住的那片胡同，去寻找幼年生活的街巷。儿时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只残存着一些场景和碎片：夏日夜晚躺在婴儿车里，在院门口大树下乘凉时吹过的微风；喂隔壁邻居养的兔子吃胡萝卜时，手指被咬得生疼的感觉；偶尔来小住的太姥姥慈祥的目光和小脚；家附近煤气站工人们装卸煤气罐的身影……
有一天，舅舅竟然找出那个二环内大杂院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在那扇深色的木门前站着两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舅舅说那两个老人是我的太姥姥、太姥爷。我问他家门口那条街的名字，年逾七十的舅舅毫不迟疑地回答：“前老来街。”
在辨认、徘徊了很久很久之后，我不得不面对当初的那个院子、那两间平房和那条小街已经彻底消失的现实，没有留下丝毫印记。在周边几经询问之后，发现甚至那条街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记得，即便在搜索引擎里也找不到半点相关资讯。一段生活经历、一个曾经存在的地方，因为时代的变化和记忆的缺失被悄然抹去，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我站在出生四十年后那个寒冬的深夜里，唏嘘不已，恍惚间一度怀疑那条街是否真的存在过，或只是童年留下的一个梦境？
从2007年至今，我居住过的地方从东二环到东三环，再到东五环，不断往外迁移。
故乡的消失也是情感上的。
出生四年后的朝夕相处，使我和姥爷之间建立了深厚而不可替代的情感与眷顾，也使他成为我对“家”这个概念的全部依托，甚至超越了父母。
在邯郸生活时，年幼的我心里充满“异乡感”，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个城市住在父母家里，而不是和姥爷一起住在自己家。每逢年节假日，都期盼尽快“回家”与姥姥、姥爷团聚。那时邯郸到北京只能乘坐绿皮火车，车次分为“普通”“直快”“特快”三种，分别需要乘坐11小时、9小时、7小时，对应着7元、9元、11元的三个价位。作为当时月收入几十元的工薪家庭，这个票价不算便宜，但父亲说，每次带我回北京，只要能买到都是买“特快”票。
姥爷年轻时头脑灵活，踏实肯干，性格风趣幽默，高中毕业后进入纸张印刷行业，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便经常因公出国考察。作为一个兄弟姐妹共有九人的庞大家族的长兄，他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顾家的意识，每次出国归来都会给所有人带礼物，给我和表弟、表妹带各种零食和玩具。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第一次坐国际航班时没舍得吃飞机上的餐食，特意带回来给我。
从记事时起，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那只黑色的手提包里随时可能变出各种不同的惊喜，家人遇到的所有问题他都能妥善的解决，所有需求他都能满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不认为有一天他会变老，我同样认为不会改变的还有每年除夕的家族聚会。
每年除夕是家族传统最具仪式感的体现，姥爷的弟弟、妹妹都会携家人子女前来相聚，吃年夜饭、看春晚、打牌喝酒、谈天说地。每次看着姥爷忙前忙后，作为主厨亲自张罗一桌人的饭菜，习惯性的因为菜量的多少与姥姥“拌几句嘴”，入席后和晚辈喝上两杯，都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是情感上一种最深的依赖。
我曾一厢情愿的以为这样的景象将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2013年春节前，姥姥突然病重住院。某天晚上姥爷在医院的病床边握着姥姥的手坐了很久，我开车送他回家时，车厢里只有沉默，凌晨的时候传来姥姥离去的消息。所有后事的操办，母亲都没让姥爷参与。
接下来的几个除夕虽然依旧保留着家族聚餐的传统，但一切已经不同，在随后的几年里，姥爷这一代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陆续有人离去，除夕聚会已经逐渐成为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今年春节前一周，姥爷摔了一跤，虽然没有任何外伤，但精神却一下低迷了，去看望他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眼神中的某种力量似乎被瓦解了。然而仅仅一年多之前，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术后住院康复期间擅自把身上的管全拔掉了，对劝阻他医生、护士说自己没事，令人无可奈何。那时他那么倔，倔得毫不听话，倔得气人，但也倔得令人安心。
2021年除夕来临的时候，姥爷突发高烧打乱了一切安排，病房、卧室、120、急诊、ICU、家人焦急的面容、每天打给医生的电话和无眠的夜晚构成了假期的前半部分。当一切归于平静后，我在父母家里住了几年来最长的天数，并想象，50年后这里又是哪里。
如今不管是否情愿，我都明白，一直以来在情感上的依赖——正在逐渐且不可逆转地消亡。那个在我心中曾经无所不能的男人，在衰老面前无能为力。
近一年多，我搬到了东五环外居住，附近是城乡结合部，到处游走时可以看到大量村庄正在消失（那又是谁的故乡），大批楼盘不断兴起（那又会成为谁的故乡），一种“壮丽的远景”对曾经的存在和记忆下了逐客令，整座城市一边向内吞噬，一边向外扩张。在时代的洪流里，即便不曾离开，故乡也逐渐在远离自己，但我仍一直试图证明它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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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宋璐，自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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