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 叶子鹏：建党百年，我选择成为一名党校教员

编者按

清华求学数年间，在考试周期间的坚强求生，在学生节与DDL之间的痛并快乐，在毕业论文与工作申请间多线作战，当离开清华的时候，这些毕业生留下了怎样的故事？他们走上职场后获得了怎样有趣的经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学长学姐们讲述最真实的生涯故事，分享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有益于国与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我看来，这样的庆典也为今年高校的毕业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红色印记。

2017年2月27日，《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印发，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实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支持培养计划。2018年，清华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了党的建设专业（方向），我也因此有幸成为咱们学校第一批党的建设方向博士生。

来到清华园，我被学校浓郁的家国情怀和集体氛围所感染，在学校“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就业引导下，我也一直在思考究竟如何既能立足我的专业优势、发挥学术专长，又能“有益于国与群”，实实在在地投身国家重点单位、最大限度地服务公共部门。

我的具体研究领域就是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完备的党校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特色和独特优势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建立起覆盖广泛、组织完备的党校体系。注重发挥党校在全党工作中的作用，也被诸多国际上的学者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武器”。

我们党作为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格外重要，在现如今的国内外大背景中更是如此；而要形成统一、团结、一致的局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和渠道就是通过作为“红色殿堂、理论高地、干部摇篮”的党校体系对各级党的干部进行系统化教育、集中化培训，不断提高党的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不断提升党的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进而才能使全党保持步调一致。

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党校是公共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横跨学术与政治两端，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对于全国所有一线公共部门的辐射性。所有一线的干部，“热运行”中的“冷思考”和“急行军”中的“踱方步”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也因而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所有一线公共部门的问题与举措、困难和创新。前往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希望能够用学术讲政治，讲清讲透理论思考中与实践探索中的焦点、堵点、痛点、难点，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基层公共部门。百年大党“再赶考”，迈向下一个百年，需要一批投身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和干部培训事业的年轻人，我决定成为其中的一员。

“结硬寨，打呆仗”

“党校不是世外桃源，党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听到的、看到的问题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会在党校汇聚。”习近平总书记曾担任过多年的中央党校校长，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针见血。这也成为我下定决心前往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后在校理论学习和研究锻炼上的鞭策。

于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就聚焦到了我所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类型学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中国本土民主形态和政党制度的话语建构。

当前，国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崛起”的巨大成就和巨大变革之间正相关性的阐释仍然不够充分，在此基础上本土民主形态和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仍处于相对弱势状态。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曾经的“学步阶段”中一直受惑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思维惯性，难以逃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中找到原因，但也确实反映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理论自觉和制度自信方面的“势差”，常常不自主地使用西方所谓的理论试图嵌套和解释中国的实际，而这反过来又不仅限制着“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还可能对中国道路发展的实际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系统性地反思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党研究在议题的框定、相关概念以及研究范式的使用、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西方化”倾向，彻底摒除“历史终结”的所谓政治正确教条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实现将政治发展普遍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认识论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话语自立、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

为此，我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相关经典文献，跟随学科方向的导师们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我还在学校、学院的支持下公派前往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去深入了解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话语视角与话语现状。在校期间，我几乎做到了雷打不动，每天都能保证在图书馆近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末乃至毕业季都仍然如此。现如今有时伏案久了，我还经常会恍然自己似乎仍坐在李文正那个能闻到陈年书籍淡淡纸张气味和抬头就能看见湛蓝西操的座位上。

除了在学术研究上以“结硬寨，打呆仗”来要求自己，我想，党校教员的工作其实与清华大学传统的辅导员工作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是在做思想“熔炉工”的工作，都要解决“思想上的疙瘩”。在校期间，我也以同样的态度积极继承学校“又红又专”的“双肩挑”传统，积极参与到清华大学思政育人的社会工作中去。从积极参与学校博士生讲师团的工作，到负责马克思主义学院研团总支，再到担任学校“林枫计划”（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生因材施教计划）的辅导员，在不同的社工岗位上，我不断摸索尝试，希望找寻一条能够让思想政治工作“如盐在水”，而不是推向反面的“如鲠在喉”的方法，找寻一条能够更好地让正向、正面、正气的思想入脑、入心、入行的方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研究生工作组2019年春季学期年度总结会合影 

“不在太空遨游，多问街头巷尾”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马克思终其一生，并不喜欢在“太空遨游”，他更关注发生在街头巷尾的故事，更关心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更关注人民的呐喊和呼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初出茅庐，而我即将面对的学员却是久经锤炼，他们的身后有着广袤大地上最一手的治理经验；我未曾做过大的决策，却要和领导干部讲如何决策。除了需要对于理论前沿问题的总结和思考，万万离不开来自实践层面的经验。

2018年的夏天，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毕业班全体同学回复勉励寄语，强调了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无论继续深造，还是踏上工作岗位，都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运用这一科学武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为祖国和人民矢志奋斗的信念，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 

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服务于改革发展的实践科学。2018年底，我和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基层党建服务队，号召大家发挥理论专长，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连队，带去党建理论知识、带回党建实践问题，开展专业党建研究、推动典型党建宣传，通过这个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当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校期间，我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基层公共部门发展研究会和清华大学学生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会的副会长，加入了“唐仲英计划”（清华大学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与有着脚沾泥土的地气、眼睛向下的意气和走出舒适圈的勇气的朋辈们一同，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基层实际。我想，只有真正眼睛向下，踏踏实实走进基层火热一线，助力基层发展、改善基层生态、焕新基层面貌，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才能真切体会骨头之硬、改革之难、创新之可贵，才能读懂脚下这本幅员辽阔又瞬息万变的“无字之书”。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基层党建服务队青年党员前往延安调研学习

“白天听学讲，晚上读写想”

正式入职中央党校已逾两月。

在教研部的安排下，我先后担任学校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研修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教学组下班教师，所做的工作要与学员“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运动、同封闭。对于我这样的党校“新兵”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一方面我能够以学员的视角去旁听学校主体班班次教学计划中的各类课程，去学习前辈教员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另一方面我能够与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学员深入交流，去了解学员真正关心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难题。希望能够早点找到站上讲台把理论“落细落小”，让思想“绵绵用力”的方法。

与此同时，党校组织部为我们新入职的教职工安排了长周期的“研读工程”。“研读工程”的第一份书目就是九卷本的《毛泽东年谱》。虽然之前在校期间也曾阅读过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和部分文集，但“年谱”还是第一次。“年谱”的学习远比我想象中“辽阔”，仿若在读一本第三人称的日记，让我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余，也更多地了解“历史的细节”，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胸中日月”与“人间天地”。我通常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阅读，晚上的时间相对整块，也很静谧，适合阅读、写作和思考。

白天是在教学楼里的课桌前听讲、学习、交流，夜间是在住处的台灯下阅读、写作和思考。在北京西郊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让我想起早些年曾读过的1996年出版的那本《杂览主义》中“书生心绪”一辑中的一段话：

“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叶子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作宣讲交流 

叶子鹏，中共党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届党的建设方向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担任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研修班教学组下班教师。毕业荣获清华大学毕业生启航奖金奖。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