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陈集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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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档案……

陈集益 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高中毕业后曾四处打工，做过多种苦力，2002年起“北漂”至今。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写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大家》《天涯》等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有作品收入多种选本，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12-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野猪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长翅膀的人》。

…微言碎语……

吴秉杰

陈集益创作的特点是：其作品中现实性与寓言性的暗合和联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提供的，是流动的生活及其多面性使人产生的联想，而不是模仿前人，刻意地要把它固定下来。其奇特的想象力，总是能和许多具体、精准的生活描写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在当代青年作家中也是至为难得的。

牛玉秋

在陈集益的小说中有两个没有出场的重要角色，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他的小说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是历史记忆，一个是现实感受。在历史记忆这部分，比如说“父亲系列”，里边有集权政治强权的阴影。对于权力的记忆，以及强权之下引起的压抑、恐惧、卑躬屈膝等情绪在他的小说里边，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现实系列”部分，他所感到就是金钱的强力挤压，表达出他们这一代被挤压、被撕裂的感受。

李云雷

对于陈集益来说，乡村的记忆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仍然与他血肉相连的，那些记忆中的人与事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仍然在时时噬咬着他的心，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的写作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复仇”，是他试图摆脱精神创伤的努力与挣扎，于是在他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便是一个充满着压抑、残酷、疯狂氛围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真实”的往事，也是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投影。

赵月斌

他的小说是无弦琴，是第六根指头，是那种踪影无定的不明飞行物，有点剑走偏锋、我行我素的味道。虽也秉承现实主义路线，却又让你如同遭遇梦魇，那种恐怖的气氛，那种癫狂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它们既有反常的一面，也有写实的一面，几乎每一篇都能看出作者在别有用心地越位或出轨——实际上，集益一直都游走于梦境和现实之间，又不时混淆、模糊了两者的边界，只是表面上有所偏重而已。

谢宗玉

陈集益的小说走的虽然是荒诞的路子，但他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从写实开始。由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最后到荒诞主义。过渡得悄无声息，天衣无缝。甚至大多数读者会干脆认为他就是现实主义。事实上，他的确能把现实主义的细枝末节巧妙地聚拢在荒诞主义的主题之下。这种功夫，是国内八九十年代那种一味蹈高骛远的新先锋派作家所不具有的。正是通过这种功夫，集益兄在新世纪的中国，引领着一种新的先锋小说潮流。

马宏伟

陈集益如此善于描写人性的阴暗面，作品色调也是阴暗的，仿佛他手中的笔来自撒旦的国度。但是他的作品却也是深刻的，他用现代小说的写作手法揭示出现代人类的脆弱与困境，死亡的背后显示出作者对现代都市生活状态和复杂人性的深沉思索。陈集益正是要读者在死亡的烈焰中作一番炼狱之旅，强迫你张开双眼，直面现代生活的真实。

刘涛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表达时代的阴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的描述，写实的表达，似乎比较危险，也难以被接受。那么，卡夫卡的变形和荒诞就成为了集益的修辞，先锋文学的元素在他那里却变成了批判现实的手段。他的作品就是一把一把插在大地上的刀子，这些刀子插中了时代的问题，触到了时代的神经。

肖涛

初次读陈集益的小说，即能感觉到一种生猛。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条活体动物被剥皮后，沾着泥沙跳进你的视野。就是这感觉。这并非意味着陈集益具有暴力倾向，但也不妨认为陈集益的小说充满了欲要炸裂的雄力。

罗四鸰

与故事的沉痛相反，《城门洞开》采用了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轻松幽默，充满肆无忌惮的讽刺，将父亲的心态变化以及村民的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将故事内蕴的悲怆隐痛与外在黑色幽默同时发挥到极致，而作者的悲悯却溢于字里行间、哭笑之中。陈集益的“吴村小说”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农村小说中的翘楚，真实真挚，在不动声色之中让人惊心动魄又黯然神伤。

黄盼盼

父亲在陈集益小说中是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他笔下的父亲可悲又可笑，极度荒诞又无比真实，写活了一段段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痛苦的心灵史。《哭泣事件》以凌厉的现实主义态度讲故事，以深刻的荒诞主义作底子，咋一看，很底层小说，再一看，又漂浮着卡夫卡式的荒诞魅影。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陈集益

　　我又有两三年时间没有写作了，每次停顿后，恢复写作都会遭遇困难。这时候，我都要找出几本书重读。这其中包括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塞万提斯、君特•格拉斯、哈谢克、果戈里、布尔加科夫、余华等人的书。我喜欢找带点儿胡思乱想、构思奇妙、有幽默感的书来读。其实我的书柜里没有多少书，我喜欢的这些作家的书我也没有买全。既然这样，当我决定重读他们，倒也快捷。根据以往经验，我在重读一遍后，基本能找到叙事的冲动。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是看了这些书学习写作的，他们可以说是我的师傅；原因之二是我本人就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不喜欢被规矩约束的人。

　　我曾在《插在地上的刀子》一文中“供述”我的写作起因。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深，一是崔健，一是卡夫卡。我形容崔健是我的文学启蒙，“教会我如何面对我们这个时代，还教会我如何去看待这个时代”；卡夫卡则教会了我如何写小说。——其实我还应该谈及余华的，谈及他可能更完整。因为崔健和卡夫卡影响我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也就是精神资源，而余华对我的影响是写作技巧上的习得。他的小说对我有范文的作用。因而，余华的小说我是经常放在书桌上的，当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会拿起来翻翻。比如，他是如何做到小说中读不到浙江方言，但是小说氛围具有明显的江南气息的；比如，他是如何让情节夸张至戏谑而又不失其真的，读者为何要信服他的这种夸张呢？甚至也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在小说中不出现脏话的。不写脏话怎么骂人呢？总之，就这么具体。

　　余华除了写小说，还发表了不少随笔、演讲稿、访谈录，还有前言后记之类，平时只要看到，我都会认真读。不得不说，他的随笔写得非常漂亮。从他的随笔中，我知道音乐与文学如何建立联系，知道高超的小说家如何心理描写，等等。虽然余华早期写下的一些文论，到了他年纪大了以后，他自己把自己推翻了（比如关于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以至于把我搞得有点晕头转向，但是我依然喜欢他。比如有一年，他推出一个“推土机”理论，我就觉得挺牛的。在这个“推土机”理论出现之前，我一直在写那种很笨重的中篇小说，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看到这个理论后，我就跟得到了某种鼓动似的，以至于我的中篇小说在情节推进上一点都不想偷懒，字数都在3万字到6万字之间。

　　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不是说余华的改变，他的改变简直有点大。而是我自己。我本来是个边缘作家，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也准备一直边缘下去，保持个性。可是由于虚荣心作怪，还有工作环境的改变，让我一下子变得功利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在那时虽然发表了不少小说，可是我的小说几乎没有被选刊选载，也没有进入年选、排行榜之类，本来我对这东西看得很轻，可是这时候我恰恰进了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这家保守且平庸的杂志，对编辑的考评只有一项标准：你一年内编发的作品，被选刊选了几个，入年选几个，得奖几个，被著名评论家评述几个？然后按此领赏。我是个应变能力很差的人，为了在这个集体里混得有点面子，时时刻刻把这个标准放在第一位；而那些作者呢，他们也是如此看重这个，常常盼着能被选载得奖之类，以至于我也渐渐往这个套子里钻。比如，编发什么样子的稿件比较受外界关注呢，把握什么分寸不会触及宗教政治呢，等等。最终，我在业余时间准备写点自己的文字时，脑子就有点不对劲了。

　　上述一段可能有“自己拉不出屎怨茅坑”之嫌。但是必须承认，功利思想对意志不坚定的我的创作伤害至深。意识到这种伤害后，我就写不出小说了，不是写不出，而是写之前会过于纠结。这就好比一个天真的小孩，趴在河边玩沙子，他用沙子堆砌了一座城堡，他乐在其中。可是有一个大人走过来，告诉他，你这样堆砌城堡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早晨河水上涨会把它冲垮，你如果要想城堡不被冲垮，最好用石头给它垒一道堤坝。小孩堆砌沙子本来没有目的，更没有想到涨潮，但是大人的话也的确有道理，于是他开始给城堡垒堤坝，垒完堤坝，又觉得石头也会被冲垮，最好往石头缝里灌点水泥……

　　这件事让我明白：每个人的写作是极脆弱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就格外爱惜起自己的才华来。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也不再刻意阅读什么选刊、年选、走红作家、获奖作品。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想写作也是这样的。我很庆幸，我的写作已经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在我的书桌上，趣味相投的“老朋友”们又回来了（当然也有新朋友加入，比如拉什迪、科塔萨尔、胡安•鲁尔福），看到他们，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谦虚，虔诚，心悦诚服，又野心勃勃。

精彩　　　回顾

卷　首

《人民文学》2015·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刊以专号发表相关作品，向抗击外侮、浴血奋战的伟大先辈、民族英雄庄重致敬。

　　八年抗战，在国力民情积贫积弱的背景上，像是给中华民族的一剂猛药，我方散沙抱团、勇士群起，敌方兽性毕露、败类显形。侵略与反侵略之间无从存在灰色地带，正义与非正义只能二元对立。多年之后的故意扭曲、狡辩和模糊，无疑是变态的持续轻侮和侵略。在这样的历史问题上，并无现实的余地可留。我们常说，对文学来讲，题材以及题材是否重大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对文学要求的是挖掘人的复杂性和表述复杂性的能力，进而更加体恤生命的不易、追望灵魂的安妥。但是战事挑起方、掳掠者的反人性、夺生命的事实，让这一类写作不容在题材选择上有明显遗漏——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实验与毒气战等等等等，我们是否该认真去写，立场应该在哪儿，是人便知。

　　纪念是为了警策现实和未来，记述是为了抵抗健忘，写作终归是为了内心安详。七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表达：表达家仇国恨，表达侠骨柔肠，表达沉痛、表达内伤，表达豪壮、表达欣快……属于文学表达的深广度和真切性，还远远不够。那能够扎根于中国本土、活现着民族精神、饱含着人类关切，能够代表一个国度的战争史诗的分量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令我们翘首企盼的时日真是太久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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