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方库贝尔塔：让相册成为纪念碑
点击上方蓝字一键轻松关注
2012年，方库贝尔塔及其团队在摄影术发明者之一尼瑟福尔·尼埃普斯的出生地、法国小镇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的社区里实施了《相册纪念碑》(Monumentalbum)艺术项目，它由艺术家和当地广大居民合力完成，通过收集当地巨量的家庭照片，以照片马赛克(photo mosaic，即数字照片拼贴)的方式建立视觉关联，最终输出成大幅图像张贴在社区的公共空间里。这一项目是作为艺术的摄影介入社区，与当地人产生关系，参与推动社区变革值得参考的样本。——编者
让相册成为纪念碑
本文来自《中国摄影》2020年3月刊专题“我们如何有关系”
文/胡安·方库贝尔塔 翻译/何博
相册能从它的骨灰里复生吗?有可能在它被淘汰之前为其建起纪念碑吗?我希望尝试为这些问题寻找积极的答案——在其所处的公共空间语境下展示它们:我于2010年到2012年之间实施了基于同一个“创作手法”(modus operandi)类比设计的两个项目(即《摩尔人妇女的钟》和《相册纪念碑》——编者注)。
《摩尔人妇女的钟》(The Bell of the Moorish Woman)开启了一种能因地制宜应用于其他社会背景中的工作方式。2011年，法国索恩河畔沙隆尼埃普斯博物馆教育部门框架下的“越过展墙:行动在图像社会中”(Beyond the Walls:Taking Action in the Society of the Image)计划中，我接到了一个要在索恩河畔沙隆(法国东部城市，其城市博物馆藏有大量关于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文献资料)的列索贝潘(Les Aubépins)社区完成的项目，此项目要与这一计划的理念相一致:“超越展墙的艺术介入将引入新的再现方式以及公共空间新的利用方式(市政交通、医院、监狱、高速公路服务区、购物中心等)。它们将成为代表博物馆建立一个‘不一样的’社区环境的、出人意料的城市事件。”带着这样的承诺，我们感觉自己已经被纳入了一支摄影武装突击队，随时准备渗透到敌军阵线的后方......
索恩河畔沙隆是一个位于法国勃艮第地区、拥有将近五万人口的城市，它以自己是摄影术诞生地而自豪。其特殊位置吸引了许多工厂来此落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柯达公司(它终究在2000年关门了)。列索贝潘是沙隆的8个外围邻城之一，有三千多居民，位于这座城市的北边。从前，这一地区交错分布着一户式住家的小房子和用于开掘黏土的庞大车轨。它的西北边与圣戈班公司(Saint-Gobain SEVA)巨大的工业设施毗邻，这些曾被用来专门制造玻璃的设施如今专注于工业配件的生产;而南边则挨着为各支兵团提供燃料的卡诺兵营(Carnot barracks)。二战以后，人口的增长拉动了建造社会高层住宅的需求。1952年，市议会批准了一个区域改造的城市化计划。建筑师F.杰罗德(F.Jerrold)设计了列索贝潘花园城市，5到12层的建筑分布在一个由景观建筑师亨利·巴斯基耶(Henri Pasquier)设计的宽阔的城市公用场地之上。两个曾经的黏土挖掘“洞口”现在被改造成了优美的池塘。建筑建造分为三个阶段:1954年到1961年之间建成了1384座住宅;1956年，开始建设花园;1958年第一批居民入住。当时，它作为整体性社会建筑的成功典范被赞赏
一开始，这些住宅被视为沙隆市最为现代的建筑:它们都有厕所和盥洗室，由暖气供暖，每栋楼里还有垃圾回收系统。另外，这一区域还有两个学校以及为本地商家建造的购物商场。
然而不久之后，现实就击碎了幻想，并赶走了田园诗般居住区的美梦。在列索贝潘社区，现代建筑的乌托邦发人深省。它远离市中心，因其周边环境而蒙羞，缺少服务设施，且存在其他问题，被这一区域吸引而来的人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郊区痼疾”。尽管如此，不能用一种千篇一律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社区，因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然存在着一户式的小型房屋，它们比公寓修得早，且被其居住者所拥有;另一方面，大型建筑里还有供出租的寓所。因此，住房供给的差异体现了集体和个人、租户和房主以及房屋外在观感同内部实际大小的差异等之间的对立。列索贝潘建筑里的公寓都非常小，它们不能很好地隔音和保温，其建造质量也非常一般。渐渐地，列索贝潘住宅里的阶级结构具备了原住居民家族及底层无产阶级相混合的人口特征。在那里，有许多单亲家庭，许多孤寡老人，高百分比的移民群体以及非常多的待业青年。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个特殊现象:不同的建筑各自构筑起异于其他建筑的王国，同一座建筑里存在着归属感，但这种归属感并不属于整个社区，这种局面无益于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总的来说，这些建筑是危险的混合物，它们制造着麻烦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
一幅照片马赛克从布置到呈现
列索贝潘的公寓都得益于官方的保护，它们都由公共发展与建设局(OPAC,Publ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fice)负责管理。我们的项目在当地开展时，这个组织正在启动一个耗资7800万欧元的大型工程(其中6800万来自索恩-卢瓦尔的OPAC，100万来自索恩河畔沙隆以及大沙隆城市圈)，旨在修建一百座新的单元式、带有附加设施的房屋，并更新全部已有的住宅。我们的新项目不能够依靠简单的臆想就使用“摩尔人妇女的钟”模式中已有的策略(大量地收集家庭照片以及强调它们在照片马赛克中的象征作用)。萨哈萨拉本身就有一个古乐节作为前提，而列索贝潘却有变成马蜂窝的危险。在索恩河畔沙隆，异常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局面是一个主要的挑战，我们的项目需要一个在社会和文化斡旋方面具有专业水准的团队，我们还应该在与当地居民接洽之时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谦卑。显然，尽管我们会陈述我们的良好意图，他们中的多数还是会质疑甚至会在OPAC(此机构曾公开地赞同我们的活动)的支持下，对来自市政机构(博物馆)的活动产生敌视心理。
在这种情形下，《相册纪念碑》必须依靠社区工程和集体的创造实践(这将继续进行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而不仅仅是为最后的艺术作品给出一个具体的表述。工作团队由博物馆教育部门的领导卡罗琳·罗森特(Caroline Lossent)和负责田野调查工作的劳伦特·福列特(Laurent Folleat)领衔。我们通过当地的组织机构与居民进行沟通:群众社团、体育俱乐部(法式滚球俱乐部尤其积极和包容)、学校，尤其是社区中心。这些中心的使命是鼓励“团结，相互合作和知识共享”。在这个案例中，这些中心不只是居民聚会的场所，还为他们提供家庭和内务辅导服务、培训课程(语言、算术、摄影、烹饪等)、儿童演出、音乐会以及其他文化和休闲活动。一切都是免费的，并且还有点心和开胃食物等小惊喜。社区中心是我们宣传的主要平台。我们在那里组织了宣讲会，会上我解释了这个项目的意图并邀请在场观众参与进来，提供他们的家庭照片并在他们的亲友邻里之间充当这一项目的发言人。这一“渗透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另一方面，我们联系了每栋楼的负责人，在他们的陪同下挨家挨户拜访，却几乎没什么成果。我们换了一个方法:寻求同待业青年的合作。一个名曰“本地使命”的机构正在帮助他们训练技能和找工作。他们加入我们的项目后，我们为其提供了一项相关培训:他们会应对各种技术层面的锻炼(这些是他们培训中的实践部分)，并向他们的朋友提出倡议。我们从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里获益，然而这个小组最终还是失去动力而解散了。当然，自我检讨让我们可以从这场经历及其动态之中习得经验。
我们最活跃热情的“中介”常常是“激进主义”社区居民，他们自己发起了一个游说运动，鼓励其他人参加。最终，我们设法收集到了刚好超过13000张照片。有的时候，我们将与同一相册主人的对话进行了录音，他们讲述与照片相关的故事，并说明了拥有这些记忆宝库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本地居民的收藏勾勒出了在被重新规划组织之前，当地生活的发展面貌;而后来者的照片则对原来的地点做出了当下的叙述。有时候，走进人们的家里是惊喜的一个真正来源，比如玛丽-路易丝·伯纳黛特(Marie-Louise Bonnetête)夫人的“阿里巴巴的洞穴”留给我们的惊喜。这位失去丈夫的女性的公寓墙上布满了她自己的照片和纪念物:她居住的整个家就是一个相册。所有这些物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档案库的实体，后来被放置在了博物馆中。
下一步，要准备大约20幅照片马赛克，它们有招贴广告大小并会被张贴在每栋楼、购物中心和社区中心的入口处。我们安排每栋楼的范例作品中放上了该楼住户的照片，以此拉紧邻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挑选所有的范例照片时，我们试着涉及本地区生活的不同方面:公共活动、居家场景、家庭庆典、工作情形等。似乎我们把家庭相册中这些预先定义好的快照集中起来，得益于不同家庭之所为:他们给所有收纳照片的盒子都贴上了标签。我们任由故事进行，只是大量增加了主人公。成果是一本展示于户外的相册，它会检视整个社区，并可以构想成一个扩大版的家庭。在每一个地方，张贴这些作品都制造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洋溢着喜庆:楼栋前办起了小型自助餐，组织者、参与者和好奇的人们聚在了一起，同时照片马赛克被涂上胶水粘贴了起来。由于这些海报作品是铺开的，所以其中的马赛克小方格变得可见了，几千张重叠的照片营造出一种“神灵显现”的效果:对于家庭照片的认同，对成为主角的自豪，从私人到公共畅快的宣泄，对分享故事和主观想法的满足，解释被这些照片所见证的生活片段的欲望。最重要的在于，通过创造一种和谐的活力以及在居民中建立起联系(在很多时候，他们被忽视了)，这些展示于公共空间的照片马赛克将有助于塑造一种社区意识。
但并非所有人都加入到这场集体的宣泄中。在一些大楼里，几伙青年抵制了海报作品。他们把海报撕下来或者破坏它们，以此来煽动这一项目的捍卫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本地区的几个问题之一:一些青年宣称他们所居住的大楼未经他们允许不得被改变。换句话说，由于控制着他们声称所拥有的某些地方，他们需要得到尊重。尽管有暴力行为以及这一态度暗含的对抗实质，我们之间最终进行了会谈、对话和协商。一些照片马赛克被毁了，但我们只能把这视为把事情做圆满和拉紧联系所要付出的代价。
意料之外的，作为这些工作的证明，一张照片马赛克被保留在了它最开始所在的公共空间里:这是一张购物中心里的照片马赛克。店主们和居民正式要求这一照片马赛克应该被“留下”，然而组织者倾向于支持将其撤下以便更好地进行未来重建。一年之后，这张照片马赛克依然在原处，保持着极好的品相。而对此的解释亦非微不足道:这一参与式的项目依赖于居民的贡献，他们把自己的家庭照片托付给我们，这样它们就可以被展示给所有的街坊邻居。与组织者的观点相对立，这张照片应该被永久保存这一事实，必须被理解成可以得到社区认可的行为:保存这样一张象征意义与众不同的照片，可以看成保留在本地区进行的艺术项目痕迹的一种渴望。因为，尽管它在构成上同其他由私人照片组成的照片马赛克一致，但它展示的是这个地区里的一条平实的街道(而非家庭成员的肖像)。这条诗意的、团结的街道对应着列索贝潘社区本身，而把小家庭和原初小街的理念重新融入到当下的城市语境中，通过多层住宅的形式来实施管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图的局部）
两项更进一步的措施完善了这一项目。在教育方面是“相册公寓”(Appartalbum)计划—利用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公寓作为整个“相册纪念碑”活动的展示中心。在那里，我们展出了一些被使用过的家庭相册的复制品以及从我们收集到的图片库里选出的一个主题选集，我们还放映了纪录片和一个讲述如何制作照片马赛克的电影。一位当地的文化讲解员为参观者答疑解惑。在传播推广方面，我们获得了当地报纸《索恩-卢瓦尔日报》(Le Journal de Saône-et-Loire)的帮助:官方的开幕式之前，从2012年12月到来年6月，每周都会有一期专栏，刊登一张来自不同家庭的照片并对其内容进行介绍。此举使我们得以与读者分享这些丰富的藏品。最后，一个专题性的报纸副刊在开幕式当天免费发行。它也是此次项目的图录，并记述了项目的进程。该日报还提供了与城市其他区域的信息联系:“相册纪念碑”的确是为列索贝潘的居民创作，而且被他们所创作的，同样是为了索恩河畔沙隆的其他居民所做。这一积极行动旨在提升本地区照片在整座城市居民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还鼓励索恩河畔沙隆的居民去参观这个户外展览，驱散他们对自己所在社区街坊的偏见。
我们不把《相册纪念碑》这一经历看作一个成功的故事，而是将其视为面对困难而进行学习的一种尝试。也许艺术注定会失败，但它的失败是有所裨益的。列索贝潘地区是许多次尝试的地点，这些尝试都是在多重压力下进行的:其一，存在着居住区/城市的结构以及中心/边缘的辩证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确保行动策略不能是家长式的，要尽可能确保它们会被社区接受，并同社区自己的利益相结合。其二，不同家庭之间存在着摩擦，家庭和个人或者几代人之间也有隔阂，这在底层和边缘人群中更甚。为何冲突总是被禁止呈现?为何我们如此执迷于一个美好世界的幻象?为何相册不能进行颠覆从而进入治疗与安抚之中?而且，总结下来，相册是一个雷区，是围绕记忆的深层次问题，是针对“遗忘”和“认同与差异之间冲突”所必须的调和。根本上看，我们与照片的关系仍旧至关重要，因为它应对的那些自摄影诞生以来便密切相关的，关于真实、身份认同、证据、记忆以及档案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
总之，《相册纪念碑》可被看作一种行为方式和一种可见性。照片对于成为艺术作品并没有多强烈的愿望，它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一种使人兴奋和凝聚的工具。自社区艺术的理论产生以来，一个大问题出现了:是否一个社区里存在着一个特有的公共话题?究竟是什么把社区成员凝聚在一起?至少在列索贝潘，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将完全不同的照片组织在一起，使它们一张张衔接成牢不可分的合成体。这就是一个有助于铸造一个社区共同体的象征游戏。那么，让我们不要急于为家庭相册写下墓志铭:它已经显示出其自身是个卓有成效的界面。我们不能丢弃它在艺术上和社会、政治层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指向了一个更加改良的社会福祉。
关于照片马赛克
照片马赛克这一当下已很常见的技术在方库贝尔塔的《谷歌照片》(Googlegrams，2005)系列里已经被使用过，而在2010年，方库贝尔塔于西班牙小村萨哈萨拉(Sajazarra)完成在地艺术项目《摩尔人妇女的钟》亦运用了这一方法。原文中，方库贝尔塔对照片马赛克有专门的解释。因其不在所选正文内，故在此处列出:
“作为再现体系的马赛克与数字照片具有相同的构建程序:只需用像素来代替马赛克瓷砖。照片马赛克意味着一个额外的操作方式:一个居于马赛克和照片蒙太奇之间的流程。在传统的马赛克工艺中，每一块瓷砖都是一个图形单位，一个简单的、无意义的色点。而照片马赛克则由照片组成，这些照片可以非常小，但依旧保留了其独立的图像力量;通过这种排列方式，它们获得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意义。这一成果提供了两个感受层次:有一定距离的远观和凑近细看。有一定距离时，原始照片无法辨识，而近看时，它的纹理就变成了上千张照片组成的网格，其数量不下于原作可以容纳的体量。
“照片马赛克的观念出现在1970年代，主要归结于宝丽来SX-70和即时显影的商业摄影体系。之后，具有观念主义倾向的艺术家们开始制作拼贴作品，在其中，全景碎裂成大量的照片，并通过在构图和透视方面激活‘格式塔’的感知效应而被重构。例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就普及了取材于私人生活(关于亲友、私人圈子以及假期的肖像等)的作品。在这层外衣之下，其内核是通过将不同视角引入图像，对再现的规律进行分析，就像20世纪初立体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数字技术为有效地运用照片马赛克创作提供了可能性。1996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研究所的学生罗伯特·西尔维斯(Robert Silvers)设计了第一款自动的照片马赛克软件。一张范例图片被分解成了任意数量的单元格(瓷砖)，软件将每个单元格替换成从一个图片库的目录里找到的照片。其成品是一个由小方格组成的，与原始图像很相似的图样。替换的依据在于这些被替换的单元格的直方图数值(密度和色调)与可获得的照片的相似性。单元格的尺寸越小，密度值和色调值会越相符合，而最终成品在‘锐度’方面就会有更好地品质。”
《相册纪念碑》中的照片马赛克作品像一个大众记忆的档案一般供当地人和其他有兴趣的人免费参观，它们表现出分享经验和记忆的，消除私人和家庭空间的界限，拓宽社区圈子的意愿。《相册纪念碑》起到了“社会神经元”(social synapse)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记忆的丰富性，还表达了对失去记忆的抗争。基于这种集体抗争的影响，必然值得为其树立一座纪念碑。
本文所有图片由胡安·方库贝尔塔提供。
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更新
点击下方封面图购买本期杂志
☟
《中国摄影》2020年3期封面
点击订阅全年杂志
☟
精彩文章回顾
新刊（语音导读）丨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
我们如何有关系丨3月刊专题亮点推荐（语音导读）
被称作摄影家，我心中有愧
做 有 品 格 的 摄 影 杂 志
微信号：cphoto1957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