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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在中国的观看、再现与表达

唐昕 中国摄影杂志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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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老罐子,2019 蔡东东


摄影在中国的观看、再现与表达

泰康摄影收藏的本土化路径

文/唐昕

 

泰康空间是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非营利当代艺术机构,于2003年开馆,目前坐落在北京东北部的草场地艺术区。泰康空间坚持“追溯与激励”的机构理念,即“站在当下看历史,面向未来”,通过聚焦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展览、收藏、研究与出版,深入探索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变迁。

 

剃头匠,1870年代,蛋白照片,27×20cm 阿芳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在这样的机构理念之下,泰康空间确立了“1942年以来看当代”的阶段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将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直至改革开放的红色时期艺术,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当代艺术,联系起来研究。我们试图通过日常的机构实践以及收藏,去追踪红色时期和当代之间的复杂联系,以艺术形成一种历史观,这是泰康所追求的,也成为了它的特色。

 

民国母子合影,1930年代,银盐纸基,11×14cm 佚名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泰康收藏也因此在十余年的积累中,逐渐呈现出具有美术史意义的丰富面貌,涵盖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节点性作品和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涉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录像、行为等多种媒介。

 

摄影收藏线索的形成

 

泰康强调媒介研究,摄影恰好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之间,所以我们把摄影从各类艺术创作媒介当中摘取出来,作为媒介个案进行研究,同时将摄影收藏视作媒介个案发展的收藏,不限于当代摄影,而是关注摄影进入中国以来的全部历史。为了推进对中国摄影的研究和收藏,泰康空间从艺术家个案和具体问题着手,自2009年起每年都策划举办专门的展览和特别学术研究项目。摄影逐渐成为泰康学术和收藏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版块,具有清晰的脉络和线索,至今积累了上万件藏品,包括1870年代至今中国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和类型的照片。

 

芭蕉树下,1930年代,银盐纸基,13.9×19.3cm 张印泉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丰富和清晰的线索是在收藏过程中不断调整逐渐形成的。泰康最初从创作媒介的角度切入去收藏摄影,围绕摄影作为艺术创作媒介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去寻找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有意思的作品。这个角度对于任何美术史和摄影史研究者,或者艺术家、策展人等,都容易切入。但摄影与其他媒介非常不同,作为工业文明的科技产物,带有非常强烈的科技属性。如果说其他艺术门类(国画、油画等)都是“没用的”,那么摄影的功能性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有体现,它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于新闻、医学、天文、军事、科学、商业等领域。泰康的收藏也逐渐将艺术创作媒介中的摄影作为其中一个小类别,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关于历史文献价值的摄影收藏。

 

明确定位于本土摄影史的收藏

 

1839年,摄影术在西方诞生,这是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当时在西方也是新鲜事物,是“高科技”,时髦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的智能手机、互联网带给人的惊奇,成为西方人看世界的另一只眼睛。

 

狮子,1930年代,银盐纸基,20.6×31.5cm 郎静山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鸦片战争以后摄影进入中国,由香港、广州等口岸一路进入内陆,至今大概180年。摄影在中国的缘起、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整体脉络非常清晰。与亚洲其他国家,与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发展相比,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摄影发展的道路有很大差异,是非常独特的一条线索。

 

与西方一样,早期一些有影响力、有科学意识,且有消费能力的人成为中国国内最早的摄影消费者,推广并关注摄影的使用,其中很多人成为国内最早的摄影推动者。随着社会风云激荡,摄影被极大地卷入社会变革中,反映社会秩序的变化,记录政治事件,表达意识形态。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摄影对各个方面都有所记录和反映,这就是泰康摄影收藏强调的文献价值的部分。因此收藏和研究20世纪中国摄影,不能脱离社会不同时期的变化,摄影生态的变化,以及对人包括各种摄影拍摄者的影响。

 

风景,1940年代,20.2×13.3cm 吴中行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从脉络来说,泰康摄影收藏明确定位于摄影进入中国的发展史,无论是艺术审美类收藏,还是社会文献类收藏,都以摄影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展开。19世纪中后期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时,是西方人将摄影带入中国,所以中国早期摄影作品多是关于西方人拍摄的中国的影像。西方摄影师在中国开办照相馆,雇佣中国人做助手或学徒,学得好的自立门户,开办自己的照相馆,形成早期中国照相馆的开端。

 

中国人站到了照相机的后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虽然从道具到技术都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异,但却是巨大的变化。外国人透过镜头看到的是西方先进文明俯视下的远东“异域风情”。中国人站在照相机的后面,开始了自己对自己的观看、审视,拍出来的照片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成为中国摄影新阶段的开始。


 北京,1976 年4月4日,艺术微喷,40×40cm 吴鹏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清末,社会上很多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工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对西方的科技非常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摄影也被列为可用之术。这种当时国际上的“高科技”,在彼时技术落后的中国尤显突出,政治领袖、社会精英、权贵、军事家、艺术家都对它非常敏感,把玩琢磨。当然,相机一旦被艺术家掌握,非常明确、自觉地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创作就开始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家对摄影的使用和讨论,跟西方的讨论具有同步性,很多摄影家非常频繁地参加西方摄影沙龙活动,作品量也很大。

 

陈宝生,马的系列,1980年代,银盐纸基,19.2×26cm ©泰康收藏TAIKANG COLLECTION


1930年代末期,因为战争的影响,中国摄影史主体进入对社会变革的记录时期,跟西方摄影史的分野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个阶段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中国特色,被普遍叙述为工具论的时期,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

 

改革开放之后,就进入到了当代摄影阶段。

 

泰康摄影收藏跨越和涵盖了上述几个阶段。因为聚焦中国摄影史,泰康摄影收藏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色。

 

研究和收藏中的问题意识

 

泰康的收藏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们强调问题意识,立足于“点”,由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观看和研究。

 

“色相留真 • 百花齐放:吴印咸摄影回顾展第二回展”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0,北京


2009年至2011年,泰康空间做了吴印咸的四次回顾性个展。吴印咸是红色摄影创作体系的重要代表艺术家,他的很多作品隐含着传统文人对山水,或是风景的情怀,跟传统审美相连通。他以艺术家的素养,开始了革命摄影生涯,对中国革命摄影标准的建立、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由此开始追问:这个标准是怎么形成的呢?在吴印咸系列回顾展之后,我们还相继策划了一些红色摄影的展览项目,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几个相互递进的问题展开:关于红色摄影历史,是否可以找到埋在下面、没有被发掘出来的一条隐性的线索,也就是艺术家的个体审美线索;显性的问题是革命对摄影的需要,这种需求及其生产机制如何形成,并作用于每个拍摄个体,同样值得深入理解;宏观需要与个体审美创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华北农村 1947-1948”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2,北京


在2012年的展览“华北农村1947-1948”中,有来自革命队伍的中国摄影家拍摄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美国人类学家拍的纪实性作品,比较中国和美国摄影家拍摄的影像,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完成的摄影非常不同。这几乎是那个时代世界摄影的普遍特点,摄影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会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存在。所以,不能因为跟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而简单否定这个阶段的国内摄影,也就是不能用所谓工具论简单定义这个阶段的摄影。


“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5,北京 


2015年的展览“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从沙飞、吴印咸、罗光达在1938年和1939年拍摄的三幅白求恩大夫的手术照片谈起。我们跟随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照片在之后70年中的经久使用,看红色摄影体系标准形成的过程中经典影像如何形成、如何被使用,以及对主流摄影体系的作用和影响。

 

摄影在20世纪,如同铭刻着大量时代信息的传单,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是摄影及其生态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围绕泰康摄影收藏中的肖像摄影,2017年的展览“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中,有一整面展墙都悬挂着毛泽东的照片,其中多数是吴印咸拍摄的。这些照片在当时传递出延安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意义重大。那时候看到照片的人们,无论识字不识字,都能透过这样一张张照片产生想象和联想。拍摄的目的就是围绕着让看照片的人能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展开的。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到底什么样的摄影是有用的摄影。1941年延安开始文艺整风,不仅摄影,对其他文艺作品都有同样的要求。通过文学、戏剧等创作,传递出一个个信号。这些信号需要在接收信号的人群当中产生想要的图景,所以要规划传出的信号。于是慢慢地形成了后来的主流文艺标准。中国红色摄影的早期标准也许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印咸等人所拍摄的每一张作品,对于如何确立标准,都起到案例性的示范作用并能引起讨论。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建立和形成的摄影标准,不仅与摄影的使用者、生产者、艺术家相关,同时也与广大的摄影读者相关。

 

“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7,北京


经过几十年天天看这样的照片,广大摄影读者中形成了群众信服的非常固化的摄影标准,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所以1980年代有人开始随心所欲地拍摄的时候,例如韩磊、张海儿将镜头对准身边形形色色甚至奇奇怪怪的人,很多读者一下子不能接受,之前几十年建立的审美标准告诉他们摄影不应该这样拍。那些“乱拍”的人成了新的先锋,挑战的不仅仅是固有的拍摄观念,还有大量的摄影阅读者,突破的是已有关于摄影定义的边界。

 

艾米莉和施国斌(广州),2009,激光数码输出,100×66.67cm 张海儿 ©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从那一时刻起,摄影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新阶段。当摄影可以“乱拍”,变得更加丰富时,也步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当代摄影时期。商业力量的影响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传播发生变化和读者观念更新,在这个几乎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的时刻,拍摄者们面对固有摄影标准、西方新的摄影理念,如何找到自己的摄影信念,成为一个新的决定性的挑战。

 

蔡东东,舀,2010年,数码微喷,17x143cm  ©泰康收藏TAIKANG COLLECTION


通过这些研究性的展览以及相关的出版、研讨,我们一直在思考泰康摄影收藏如何能从宏观上反映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如何反映摄影媒介本身的特点,反映摄影如何被艺术家使用,又如何投射出社会变革的图景。泰康要收藏的是摄影——这一只“工业之眼”在中国的观看、再现与表达。正是在这样不断提问,追寻答案,一路不停修正思路的过程中,泰康摄影收藏走到了今天。

 

图片均由泰康空间提供

唐昕为策展人、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

本文来自《中国摄影》2020年4月专题“重心归位— 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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