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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疫情和社媒时代摄影的两难状态丨“#ICP关怀：全球危机的全球影像”展览观后》
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2020年11月刊“现场”栏目
2020年1月，当国际摄影中心（ICP）在纽约下城新址重新开放后不久，因疫情又于3月13日关闭。该中心新任展览部主任大卫·卡帕尼（David Company）临危受命，恰巧在此时从伦敦来到纽约。凭借着长期对摄影的深入研究和写作、策划过许多摄影展览以及摄影实践和教学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敏感地意识到，社媒可以是疫情期间的重要交流平台。因此，他提出在网络社交平台Instagram上建立一个#ICPConcerned（#国际摄影中心关怀）标签，以便为全球网民建立一个共享疫情期间拍摄的照片社群。
4月中旬，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在纽约达到1万人时，该标签的上传照片碰巧也达到1万张，而且，如同预料之中，各国网民都在上传照片，截至10月中旬该标签下已接近5万张照片。5月中旬，卡帕尼决定从这些照片中不断挑选1000幅作品，举办一个线上展览，同时，也将入选照片打印成17英寸×22英寸的相片，不装裱直接在展厅墙面上基本按照拍摄时间顺序上下六或七排并置展出。该展览的入选照片在美国11月3日大选结束后截止。
“# 国际摄影中心关怀：全球危机的全球影像”线下展览现场。
入选照片是由国际摄影中心策展部、教学部和开发部等部门的5名评委参与挑选，评选以照片的主题和效果为主要标准，拍摄者包括了不同水平的专业和业余摄影师。大部分的照片是用手机拍摄，也有采用黑白或彩色胶片以及大画幅相机等传统工艺拍摄的作品，约有70个国家投稿者的作品入选，其中包括中国摄影师的作品。
疫情初期的照片反映了人们封锁在家时的焦虑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心情，以及如何富有创意地应对这种困境的不同办法。5月25日，因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盖压在人行道上窒息死亡的事件，引发了美国各地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示威游行，入选照片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许多照片从原本因疫情变得空荡荡的街道背景转变成充满示威者的画面。但也有不少照片是关于世界各地的个人或家庭如何从疫情的悲痛和恐怖中寻找到慰藉和欢乐，还有一些照片是从日常生活的瞬间中捕捉诗意和幽默。
愤怒、痛苦、团结，美国洛杉矶，2020 年6 月5 日。曾泽雷·摩尔- 雅萨基尔 ©Zenzele Moore-Ysaguirre
该展览令人联想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在被炸毁的世贸中心附近苏荷区举办的“这里是纽约：照片的民主”（Here is New York: A Democracy of Photographs）摄影展。该展览是几位民间人士发起，任何人均可提交与“9·11”事件有关的照片参展。结果，约有3000人以底片、幻灯片、相片和数码档案等形式提交了5000多幅照片，经过扫描和输出放大成统一尺寸，并用夹子直接挂在绳子上，分几排在墙上展出，没有图说也没有摄影师的姓名，每幅售价25美元，销售照片的收入捐给为“9·11”罹难者的子女设立的基金。
该展览不仅有专业摄影师的作品，更多是警察、教师、学生、消防队员、建筑工人、家庭主妇以及儿童等普通民众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共同构成了一个让民众能够参与表达甚至宣泄对这场历史性悲剧的不同看法和复杂情绪的展览，大部分照片是关于纽约人如何应对这场悲剧的画面，与媒体上看到的惨烈现场画面形成鲜明对比。在近两个月的展览期间，共有10万多人次参观了展览，该展览曾在美国和欧洲巡回展出，策展人还从中挑选出1000幅制作成画册。摄影作为一个民主和易于复制的媒介，成为了当时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和疗愈的公器。
“不同阶段”系列，在封锁期间，经历了几个情感波动阶段之后，我把房间变成了暗箱相机，用来将外面世界投射到我的卧室里，法国巴黎，2020 年4 月22 日。卡特兰·萨拉 © Katalin Szaraz当“9·11”事件发生的时代，小型数码相机和手机开始替代传统相机而变得流行，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尚未出现。展览“这里是纽约”表明，只要人们手里拥有便携式数码相机，就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专业摄影记者到达现场前，从不同角度拍摄到该事件的许多照片。这预示着“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公民记者时代即将出现，也预示着社交媒体出现后摄影作品将在社交网络上并排呈现。国际摄影中心这次展览题为“#国际摄影中心关怀：全球危机的全球影像”（#ICPConcerned: Global Images for Global Crisis），虽然该展览与“这里是纽约”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策展人卡帕尼在虚拟开幕式上指出，该展览强调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全球危机中，各国人民对共同关心主题所拍摄影像的“共时性”，而且，他希望该展览能够突出国际摄影中心名称中的“国际性”，以及创立该中心旨在推动“关怀摄影”的初衷。社交圈，布鲁克林居民聚集在威廉斯堡的多米诺公园，美国纽约，2020年5月22日。泰姬·豪 ©Taj Howe
国际摄影中心创始人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1918 － 2008）首先提出的“关怀摄影师”（concerned photographers）名称，用来形容诸如他的兄弟、已故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 － 1954）等其他许多摄影家用摄影来展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以便利用摄影来教育和改变这个世界。这种“关怀摄影”需要用与被摄者平视而非居高临下的视角来拍摄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灾难事件中的人物。“#国际摄影中心关怀”展正是秉承这个传统而命名，以期通过在社媒上建立一个门户，让各国网民能够分享他们如何利用摄影媒介来拍摄当下的各种危机状况。该展览策展人还表示，他从上传的照片中能够看出，各国人民在疫情中处于不同的处境，以及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对各族裔所造成的不平等待遇和权利。因此，他意识到，我们是在相同的风暴中，但并非在相同的船上。这是他在挑选照片时的深切感受，而且，也成为该展览的指导原则之一。所以，该展览入选照片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政见的参与者对世界各地的疫情、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等事件的不同看法。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区政大厅前，美国纽约，2020 年6 月7 日。 安东尼·菲尔德曼 ©Anthony Fieldman
这令人想起1955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由博物馆时任摄影部主任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 － 1973）策展的“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摄影展。但是“#国际摄影中心关怀”展览的策展人吸取了“人类大家庭”展览遭受批评的经验教训，注意避免将该展览变成以西方摄影师为主的局外人视角，而是邀请世界各地网民包括受害者本人分享他们利用摄影再现对疫情和歧视等主题的看法，或表达自我应对疫情和歧视的感受照片。那么，如何拍摄疫情或歧视等危机现象？摄影媒介是否能够再现疫情或歧视的真相并表达对这些危机的感受？摄影在疫情和社媒时代处于什么状态？国际摄影中心的这次展览能够引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仿曼·雷1926 年作品《黑与白》，美国，2020 年5 月21 日。克里斯蒂·麦克唐纳 © Christy McDonald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均面临的共时现象，截至10月上旬，世界各国因感染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万，共有约3600万人确诊感染。疫情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均是十分罕见的。但是，由于病毒是肉眼看不见的，而且又具有传染性，这对于业余和专业摄影师如何拍摄和报道疫情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各国不断增长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但很少能看到病人在病房隔离中遭受痛苦和病人死亡的真实画面。这次展览也很少有关于病人的照片，只有关于医护人员的照片和普通人应对疫情的照片。因此，这次关怀摄影展更多是反映疫情对人们的心理所造成的担忧、恐慌、不安和焦虑等情况，不仅有摄影师拍摄在疫情中周围环境和他人的状况，而且有摄影师拍摄自我在居家隔离中的孤独或家人互助的场景。另外，社媒提供了一个能够共同分享这些场景照片的平台，使得分享者和观看者的心理负担均有可能通过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流而暂时得到缓解。15000 多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平抗议种族主义，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德国，2020 年6 月6 日。古赞·穆特 © Guzin Mut
种族歧视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共时性的问题，甚至因为该问题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普遍存在而被认为是另一个疫情。当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国际摄影中心关怀”标签下最早收到的一幅有乔治·弗洛伊德壁画的照片，是发自一位摄影师在肯尼亚街头拍摄到的场景。该事件不仅再次引发美国各大城市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游行，而且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些抗议活动的大量照片出现在该展览中，让人联想到1960年代美国和世界各地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照片。然而，由于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照片不断上传到社媒和网络上形成影像的海洋，如同海浪一样，后来上传的照片不断将先前的照片淹没。在社媒时代，单幅照片很难再像1960年代越战和反战时期能在报纸头版被读者广泛阅读而被记住。当下读者观看照片的方法各异，尤其是在疫情和社媒时代，人们较少从报纸上观看，更多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浏览。因此，除非一幅照片因其主题触及到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核心，而且照片内容令人印象深刻，并能不断在网络上传播，否则，很难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近年来，因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并淹死在土耳其沙滩上的小男孩照片，可能是人们共同记忆中的一个影像之一。乔治·弗洛伊德壁画，肯尼亚，2020年6月3日。 科什·纳萨姆巴 ©Kesh Nthamba
“人类大家庭”展览结束之后，斯泰肯的继任者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1925 － 2007）上任后于1963年策划的第一个展览题为“摄影师与美国风景”（The Photographer and the American Landscape），便试图纠正“人类大家庭”策展人如同杂志图片编辑对待照片的策展方法。萨考斯基将每一幅照片精心装裱和装框，并沿展线将展品单幅或两幅并置地布展在墙面上，以便观众能够集中精力仔细观看每一幅作品。萨考斯基的这种策展方式是要树立摄影作品作为自主的媒介特性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并引导观众欣赏摄影作品自身的魅力。萨考斯基30年不遗余力地推介和倡导欧美摄影师尤其是美国摄影师的作品，促进了摄影作为具有特异性（medium specificity）的独立媒介而能够以单幅形式展示，与绘画和雕塑等其他媒介平起平坐。然而，在社媒时代，除了像杰夫·沃尔（Jeff Wall）和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这类艺术家继续他们自1980年代开始以大的画幅形式单独展示摄影作品的传统之外，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则将作品以一系列小的画幅形式并置展出，而且更多地将摄影媒介与绘画、雕塑及装置等媒介混搭创作，打破了摄影媒介的特异性，而进入到“后媒介状态”中。国际摄影中心这次展览也采用符合社媒时代影像传播的方式，将所有照片并置展出。由于疫情，该展览既有线上展出，也有现场展出。一个少女正在喂奶，其他人等待取水，其中只有少数人有采取保护自己免于感染病毒的措施，委内瑞拉加拉加斯，2020 年 5 月 13 日。亚迪拉·佩雷斯 ©Yadira Perez
这种线上和现场的混合展示方式或许能有更多的观众以不同形式看到该展览，但是，线上的展示方式与现场展览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而且无法取代现场从整体观看展品的体验。这次展览在电脑屏幕上观看是以三张照片同时展示，观者需要用鼠标上下滑动才能浏览。如果在手机屏幕上观看，观者可以用竖屏单幅观看照片和图说，这种观看方式似乎更加私密，观者可以独自观看单幅照片，甚至可以用手指在屏幕上将局部放大细看。如果在一幅照片上停留时间足够长，而且，这幅照片具有足够吸引力，观者与这幅照片之间是能产生互动的。但屏幕上的照片与打印出来的相片又无法比拟，应该说，屏幕上的照片是“影像”（image），因此，国际摄影中心在介绍该展览时，便是将展品称作影像，将摄影者称作“影像制造者”（image-maker）。影像是视觉感知的记录，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只停留在人们的脑海或想象中。“图像”（picture）则比较具体，通常是指绘画、照片和电影中的画面。“相片”（print）最为具体，可以拿在手里观看。影像的内涵和外延最广，不仅包括静态影像，也包括动态影像。因此，现在人们愈来愈多采用“影像”来代替“摄影”，尤其是当摄影媒介融入到当代艺术作品后。拒绝访客，一名男子站在大门前，尼日利亚拉各斯索莫卢，2020 年4 月17 日。奥莫塔约·塔尤德恩 ©Omotayo Tajudeen
国际摄影中心的这次现场展览采用并置方式展出，不仅是因为有上千幅相片需要展出，更多是考虑到将这些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疫情时期记录的影像，加上部分影像制造者关于影像背后故事的声频介绍一道作为视听档案保存下来，留给后世作为资料研究。这种按照时间顺序展示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具有时间跨度的概念，但很难能够让观者看清楚每一幅相片的细节，难免会削弱每一幅影像的力量。
摄影在疫情和社媒时代的这种两难状态似乎是难免的。但是，国际摄影中心的这次展览的确较好地利用了疫情的特殊时机和社媒的传播力度，组织和举办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该展览应该会作为这个全球危机中的全球影像档案文献记录而载入史册。冠状病毒疫情日记：在家网络直播篮球训练取代了现场训练，美国加州奥兰治县，2020年4月10日。 丽莎·陈 ©Lisa Hu Chen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我在伊朗伊斯法罕的家，2020年3月11日。 蕾拉·索塔尼 ©Leila Soltani
随着疫情减弱，我急于摘下口罩，露出口罩在脸上留下的永久痕迹，中国嘉兴，2020年4月22日。马思佳（音译） ©Sijia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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