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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2020年11月刊专题“再见，袁毅平先生”
就像歌曲《东方红》一样，摄影作品《东方红》也同样构成了国人的共同记忆。画面中那夺目的红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被赋予了激昂奋进、斗志勃发的别样意义，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经典之作。如今，这幅作品的作者袁毅平已于2020年9月16日溘然长逝，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朱炯以袁老生前的采访为基础整理了这一张照片从诞生到传播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袁老为人为艺的点滴细节，同时可以管窥摄影在中国的时代变迁。
按题材分类，《东方红》是一幅风光摄影作品。但是与1949年之前中国传统的画意风光摄影不同，这是一幅体现中国摄影文化与中国政治、国家意志的紧密关系的作品。195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袁毅平说:“人人都要向国家献礼。农民用最大的土豆和白菜献礼，工人用产量提升来献礼……”当时他也努力想着如何献礼，这成为拍摄《东方红》的初衷。《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大约延续了两年的时间。袁毅平回忆道，1950年代末，他家住西单，周末在家睡觉。他早上听到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曲之前反复播放《东方红》音乐头三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受此启发，“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是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袁毅平把原来构思好的题目《旭日东升》改为《东方红》。袁老表示他的这次创作是先有了题目，然后拍摄作品。他是将自己对“新生社会主义祖国，正显示着它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 这样比较抽象的内涵通过摄影作品表达出来，完成向党献礼、向国家献礼的愿望。自1959年有了初步的创作动机后，连续三年，袁毅平在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上反复观察，琢磨光影的微妙变化，在变与不变中寻找着独特的拍摄角度、营造着精美的画面构图。他观察日出的变化规律，细心到掌握洒水车的工作时间，尝试利用洒水来增加地面的反光亮度与质感层次;在材料方面，袁毅平也多次采用了135黑白胶卷、135彩色电影胶片进行曝光测试，以准确表现日出的美感。20世纪60年代初，彩色摄影在世界上还不普及。当时中国物质匮乏，彩色胶卷极度稀缺。中国摄影学会的领导陈勃在接待外宾工作中，偶得外宾赠送的几个尚未用完的彩色胶卷，就转送给袁毅平一个刚过有效期一年的120阿克发彩色灯光型负片，这成为袁毅平使用的第一个真正的彩色胶卷。虽然过期，但尤为珍贵。在此之前，他只用过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朋友节约下来的135电影盘片中没有曝光的片头缠装的彩色胶卷。经过对画面内容与构图思考预设之后，他开始等待一抹朝霞的出现。1961年8月22日这一天早上，袁毅平终于在一片瑰丽的朝霞中按下了已装好彩色胶卷的禄莱相机的快门，灯光型胶片的平衡色温使照片获得了一种冷暖色调对比鲜明的朝阳之美。袁老在口述创作历程中说，他在拍摄第一张图片时太过激动，太阳还未升起时就按下了快门，天空不够明亮，含义也不恰当;拍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天空既有太阳的高光点，也有蓝色天空中暖色云彩的丰富层次。地面冷冷地反射着天空的蓝光，寥寥几个行人与自行车在远处点缀。而此时天安门城楼呈剪影状，轮廓鲜明，城楼与华表、广场路灯形成的地平线凹凸起伏。天安门上红日喷薄而出的光芒充满了力量。第四张照片之后就都被袁毅平称为“废片”，因为太阳升高，曝光过度，天空彩霞的颜色变白而显得无趣，地面也被阳光照射而明亮，整个画面一下子就平淡了很多。拍摄完成，袁毅平花了几块钱把胶卷送到新华社暗房冲洗印制，那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加工彩色胶卷的地方。不久，彩色《东方红》照片面世，成为了那个年代受人瞩目的风光摄影作品。袁毅平对摄影瞬间性创作的把握是有新闻摄影生涯的积累和训练的。《东方红》标志着他从新闻摄影拍摄向艺术摄影创作的转型，也意味着袁毅平从摄影师转向一名摄影理论研究者，整个拍摄过程体现了他对摄影艺术“意象经营”创作理论的思考和研究。袁毅平认为“一个客观物象是经过作者改造过的心灵化的艺术意象(即创造的尚在头脑里的艺术形象)......既然作为艺术创作(指摄影艺术)，也有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而且应该遵循艺术创作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在摄影创作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艺术意象的创造。” 《东方红》的创作完成了将“天安门”“日出朝霞”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过程。袁毅平的《东方红》，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风光摄影，而是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讴歌社会主义中国的艺术摄影作品。在获得了摄影界的首肯之后，《东方红》成功地登上了国家影像历史的舞台。照片中鲜明的时代主题和高度的艺术表现力，使得照片立刻上升为如同乐曲《东方红》一般的地位，成为艺术中视觉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的代表。从诞生之日起，这一影像经历了“文革”前后的岁月，不仅不断得到认可并且一直被沿用，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它始终是中国形象的经典影像代表之一。而另一方面，该影像不断地被侵权，涉及侵犯署名权、著作权、经济利益，等等。如此复杂的传播历程，让作者袁毅平无法控制这一影像的命运。1961年第6期的《中国摄影》杂志首次发表《东方红》之后，同年年底，这张照片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并成功入围。12月28日，《东方红》在北京美术展览馆的摄影艺术展览上展出，照片位于第二展室正中央的墙壁上，引人注目。随后，在1962年第1期《中国摄影》杂志中，摄影家吴寅伯、杨子颐、狄祥华、平林纷纷撰写评论，高度评价了《东方红》，多次用“新角度”“有创新”等词汇高度赞扬。特别是提到了作者以“东方红”乐曲为创作灵感，与乐曲一起构成了歌颂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艺术形式。同时，在1960年—1962年《中国摄影》杂志作品大赛中，《东方红》又斩获了一等奖。《东方红》的视觉形象成为当时仅有的几个国家影像传播的形象。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图片社刊印《东方红》照片作为贺年卡，广泛传播。当时该贺年卡售价0.1元人民币，但袁毅平没有保留贺年卡。1966年3月，《东方红》32开正式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由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宣传画出版后，袁毅平没有得到稿费，而是获得了一些印刷品，印刷品当时也都送人了，袁毅平自己手上一张也没有存留。“文革”前《东方红》歌曲唱片封套，使用了《东方红》这张照片，也没有付给袁毅平稿费。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系袁毅平，要出版宣传画。袁毅平将底片寄给了印刷厂进行制版，也就再也没有要回来。因此袁毅平丢失了两张类似的底片中的一张，致使《东方红》的底片成为孤本。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由《中国摄影》编辑部编辑、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作品选》，选取了1949年至1979年期间的144幅摄影作品，《东方红》被刊登在第3页。时隔10年，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编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摄影艺术作品选》，选取了1949年至1989年期间的286幅摄影作品，而《东方红》已从原先第3页的刊登被调至为首页刊登。时至199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40周年(1956年-1996年)的周年纪念刊中，《东方红》依然被刊登在首页之上。“文革”后的1980年代，《东方红》被刊登在各种类别的报纸杂志上，由于不计其数反复刊用，致使一些刊物没有准确地刊登照片的题目和作者姓名。有时袁毅平会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照片以错误的标题被刊登，而且居然没有署名。可惜的是，他没有对报刊进行存档，更不知道自己的图片被刊登了多少次。借助纸媒的广泛传播，《东方红》的确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影像，被直接或转换使用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和角落中，然而影像的题目及背后的作者却早已被抛开。袁毅平为此非常生气，他例举自己亲眼看到《东方红》被变异使用:他曾在苏州一家刺绣店中看到店面里挂着一对绣着《东方红》的枕头套。袁毅平说:“我气得要命，那么严肃的照片，怎么放在枕头上?!”在北京的火车站中，他也多次在广告牌和墙面上看到绘有《东方红》的图像;甚至在教材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图片，但却没有署名，照片的标题还被改成了《天安门》。在传播领域中，《东方红》是一幅通过印刷、绘画甚至刺绣等媒介不断传播的影像。在艺术市场的领域，《东方红》是一张被标注价格的影像。在中国朝着市场化不断前进的进程中，《东方红》带着袁毅平踏上了获取商业价值的道路。在《东方红》的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成为老前辈的袁毅平所持的艺术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地经受着磨练。袁毅平曾于1980年代出访美国，在华盛顿的一个国家博物馆参观了由中国某个对外机构选送来的“中国山水摄影展览”，当美国人表示要购买展览的照片时，中国使馆经外交部指示，中国艺术品不做出售。他对此事的印象极为深刻。但10多年后，西方人终于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1990年代中期，北京798艺术区内出售艺术画册的美国人罗伯特请一名中国人找到袁毅平并拿出了一个将近百人的名单，声称要收购这个名单上所有摄影师的作品，《东方红》就位列其中。当时的袁毅平很是奇怪，问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要买?他喜欢我就送给他，干吗要买啊?” 结果这个“脑子有点毛病”的美国人不要送的，只要买的。于是袁毅平愿意如同其他人一样100元出售一张。最后美国人罗伯特给了1000元拿走了照片。不仅如此，罗伯特还给这张照片定了销售的尺寸76.2cm×91.6cm，版数为8张。袁毅平在照片上签字，写了版号。袁毅平可以从第二张图片开始出售，第一张图片保存在罗伯特自己手中。从此，《东方红》照片的价值和价格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影像的价值和照片的价值，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不仅给袁毅平，也给整个中国摄影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图片社曾将《东方红》视为优美的摄影作品，并曾配以镜框做过几次的销售，《东方红》照片更被精美装裱后悬挂在中国图片社内，成为摄影品质的象征。曾经有顾客表示想购买这张照片，当时由新华社主管的中国图片社中专门负责接待顾客的张明志，也是袁毅平多年的老朋友，就打电话寻问袁毅平是否同意出售，并由张明志做出估价，所得全部收入将交付袁毅平。在袁毅平的口述采访过程中，袁毅平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具体价位与具体销售的次数。他说好像出售了两三次，价格不是一千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在1990年代，一千元与一万元人民币，有着天壤之别。与其说是袁老年岁已大无法回忆起具体的价格，不如说是在袁老的心中对于金钱价格并不那么在意，更在乎的是他自己心目中对照片进行的价值判断的标准。随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涨幅，中国艺术品的升值趋势越加明显，2006年，中国艺术品拍卖掀起了热潮。北京“华辰影像”首次推出影像拍卖专场，华辰影像拍卖部经理李欣和影像顾问曾璜夫妇拜访袁毅平，鼓动他把《东方红》照片拿出来拍卖。袁毅平当下回绝，他明确表示拍卖这样一张照片“总是有点不太好”。袁毅平当时表示，第一确实不想卖，第二爱面子，非常担心照片流拍，“我这个年龄了，不需要钱，万一卖不出去，那多丢人”。李欣很坚决地保证，肯定能拍出去。经过几轮的劝说，一个“保证有买家”的承诺让袁毅平接受了拍卖这一新鲜事物。终于，2006年，《东方红》出现在拍卖图录册中，以4.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卖，超出了估计的价格，开创了中国红色摄影作品拍卖的先河。这一年的华辰影像还成功拍卖了徐肖冰、吴印咸、李振盛、吕相友、翁乃强等人拍摄的毛泽东、“文革”等表现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照片。“华辰影像”拍卖后续于2008年、2009年、2011年共4次成功拍卖了《东方红》，并于2011年在中国艺术市场滑坡的情况下，拍卖出了9.2万的最高价。4次的买方，只有第1次公开了信息，是鼓浪屿摄影博物馆。2011年，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主持“国家典藏”项目，以2万元的价格典藏了10张一套24寸规格的《东方红》照片。与此同时，中国摄影家协会也对这幅作品做了典藏。以上都是中国官方最高级别的收藏，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是不能用经济价格来衡量的。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 1986 年 4 月刊的封面综上，《东方红》照片的价格由什么来确定?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它的价格是否体现了它的价值?当中国国门打开并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时，袁毅平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东方红》照片的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从他的经历可以反映出中国摄影文化在新时代所面临的真实处境。《东方红》照片的收藏市场，虽然是被美国人打开的，但全球化的语境，似乎也没有人可以逃脱。《东方红》照片的价格与市场命运的发展，恰恰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折射。袁毅平于1961年，用那卷过期一年的阿克发灯光型胶片拍摄了《东方红》照片。一卷12张，成功了2张，其他的底片因为影像技术或审美效果没有达到作者自己的要求，在当时就被袁毅平扔掉了。1961年底《中国摄影》杂志上刊登的画面中，热烈温暖的朝霞被蓝色的天空烘托着。1966年上海印制的宣传画，让这幅冷暖结合影调的图像走入千家万户。1979年，《东方红》照片刊登在《中国摄影艺术展》大型画册上，袁毅平提供了仅剩唯一的底片进行制作，经过了近20年空气腐蚀，阿克发底片开始褪色。再到1989年，经历了近30年《东方红》的正片影像，已经成为一幅红色绚烂，反差较大的照片了，这种影像色彩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1990年代袁毅平出售第一张照片给美国人罗伯特时，美国人曾经帮助他做过影像恢复，重新还原出原来的蓝天效果，但是袁毅平自己看了照片，觉得“假得很”。经过多方讨论，袁毅平最终采纳大家的意见，新的《东方红》的影像应该是中国红的颜色，是满天彩霞饱满的红色。2014 年 9 月，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致敬展“往事散记— 袁毅平摄影回顾展”，袁毅平在《东方红》前接受采访。朱炯 摄随着影像数字化的来临，《东方红》照片的制作不再使用底片，而是使用扫描处理过的数字底，这种电子文件不再涉及退化、变色等物质保存变质的问题。2014年6月，“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在中国摄影展览馆展出。我和整个研究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将袁毅平1万多张底片和照片数字化，挑选出200幅作品进行影像修复处理，采用喷墨打印的技术，输出在纯棉美术纸上。《东方红》在数字影像技术体系中呈现出不同于银盐影像体系的视觉感受。2014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展做了“被遗忘的影像记忆—袁毅平致敬展”，88岁的袁毅平老先生亲自到展览现场与公众分享展览和新书。收藏级标准打印的《东方红》照片被悬挂在展厅进门的标题墙上，老老少少的观众们围着袁老签名，采访更是接连不断。从《东方红》照片到《东方红》影像，从胶片时代走入数字时代，作者虽然老了，但照片依旧还焕发着青春的光芒。本文系北京电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袁毅平口述历史与中国摄影五十年发展》(项目编号XGH201510)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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