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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自《中国摄影》2020年12月刊“影廊”栏目
自从人类将狼豢养成狗，人类社会结构中逐渐多出一个新的角色:宠物。
动物被驯化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或食物，并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人类的附属品。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将人与宠物从传统的饲养关系中抽离出来，被驯化的宠物的功用性变得越来越弱，现代人与宠物的关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马克思曾强调研究事物关系应从其本质着手，通过“宠物”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参透人类的社会结构——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于宠物的态度变化而导致弃养、活埋等现象;欧洲将遛狗作为“通行证”，人们为了出门不择手段(乔装打扮成宠物)。宠物已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宠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互相影响、互相博弈。
我通过表现当下人与“宠物”的亲密关系，由此延伸出对现代家庭关系和现代人的消费态度的探讨，最终通过“宠物”来映照我们自身。
拍摄素材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大庆。
文/王翰林
2020年初，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当下这场尚未过去的危机，与人类和动物的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在他那本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所梳理的，病菌通过动物感染人类的案例，贯穿了整个人类驯化动物的漫长历史，也贯穿了大多数瘟疫的源起与变异。大疫当前，当世人的目光聚集到野味屠宰场，反思人类行为的时候，以摄影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艺术家王翰林则把焦点转向了人与宠物的关系。
办公室里正在看主人笔记本的橘猫，上海，2020 王翰林在讨论他这组《动物资本论》之前，需要说点“题外话”作为背景。关于人、动物和图像，我总无端想起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壁画，那个洞穴像琥珀，无意间封存了人类原始阶段的一隅，那些被时间封印在古老岩壁上的形象，一半以上画的是各种动物:牛、马、鹿、狼、熊......发现这些壁画的故事也与动物有关:1940年，多尔多涅省的四名少年带着宠物狗在野外玩耍，狗因为追野兔掉进了洞穴，少年为了救爱狗不惜凿洞涉险，才有了这一惊天发现。做游戏设计的一对中德小夫妻，武汉，2020 王翰林
犀牛、动物百科全书和驱蚊液，上海，2020 王翰林
狼和狗的牙齿，上海，2020 王翰林
艺术史写作者常常把绘画的源头指向这些远古洞穴壁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万五千年前的人类并不关心我们当下认知中所定义的“绘画艺术”。在这么粗粝、宽阔而晦暗的岩壁上画出生动的形象并不容易，何况是数米高的尺寸。如果不是认为十分重要，每天疲于觅食和保命的远古人类大可不必费此周章。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远古人类相信图像中蕴含着一种神力，无论是恐惧、崇拜还是诅咒，画画的人相信把动物画成图画有助于降服它。这些布满岩壁的动物形象，佐证了远古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间相互提防、相互猎杀的漫长历史。
选美比赛上的狗，上海，2020 王翰林
直到可食用作物被发现和驯化，继而能提供相对稳定的蛋白质来源，人类开始寻求定居，驯化动物为人类所用也才成为可能。学者们认为最早被驯化的便是体型较小的狼，使其成为看家护院的狗。无意间把法国少年引向洞窟的那条宠物狗，它的远古祖先也必与此有关，后来人们常在那些原始状态的牛、马、羊的前面加个“野”字，以便于区分于驯化的后者。
合租房里的一对情侣和朋友与自己的宠物互动，上海，2020 王翰林
动物之于人类，从你死我活的搏斗对象，到部分驯化用于役使，部分宰杀用作食物，漫长的农业时代中，关系大抵如此。除了王公贵族私家豢养的异域奇珍作为少数特例，在役使与宰杀之外，动物作为猎奇观赏对象(动物园)和情感寄托对象(宠物)，都是工业化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情。始于1828年的伦敦动物学公园(London Zoological Gardens)是今天动物园(zoo)这个缩写单词的源头，动物对大众而言作为一种知识、奇观和娱乐，大约始于此。动物的观赏化是工业化带来粮食盈余的副产品，而动物的宠物化，大抵也与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更易出现的人类心理症候和情感需求有关，这也正是宠物被定义为“伴侣动物”(companion animal)的原因。动物园与屠宰场，宠物窝与宠物医院，构成了今天都市人的“动物世界”的四个典型场景，野味吃货与铲屎猫奴同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聚落中。
绿鬣蜥与钻戒，上海，2020 王翰林
王翰林的作品便是从后两个场景入手，虽然最开始触动这个创作念头的未必是新冠疫情，但正是这场大流行使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组创作应该指向的问题。当病毒来袭，宠物的命运也在陷入波折中，有的被主人慌不择路地遗弃甚至活埋，有的却成为对抗居家禁令的“通行证”——在欧洲某些国家，遛狗是出门活动的合法借口。这场疫情对亲密关系、距离感、空间感都造成了全面重构，这种重构也成为王翰林这组创作的重要背景。
新疆朋友的斗牛犬，上海，2020
在个人网站上，王翰林如此描述自己的创作特征:“作品关注个人情感的记录，从周遭环境的变化到个人历史的流逝，通过私人意象化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情绪。”这一宣示表明，王翰林的作品在表面的个人化、情感化的背后，依然保留着一种更为宏大而社会化的背景和关切。《动物资本论》项目开始不久，王翰林报名参加了一个叫“武汉再发现”的影像工作坊，与其他参与者着眼于城市、民生等角度的视觉探寻不同，他决定去到这曾经的“风暴眼”寻找那种更隐秘的、由宠物折射出来的人的心理状态。既然宠物最重要的功能是心灵慰藉，那么对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隔离的人群而言，这种诉求的强烈程度，以及对亲密关系重新审视的迫切程度，也必定是突出的。在工作坊的驻地武昌区，王翰林使用了所有能发动的社交资源寻找那些愿意接纳他的宠物主，最终进入他镜头的宠物除了常规的猫猫狗狗，还有大到马，小到蛇、蜥蜴、蜜袋鼯等多种“神奇动物”。而他始终试图捕捉的，不是停留在动物或者人的可见图像，而是一种不可见的关系在生活细枝末节中的显现。这当然并不容易，具象之物时常掩盖弦外之音，视觉的言辞时常止于表象，但正是这种与不可见之物的执着纠缠，驱动着这项未完成的创作。王翰林甚至把范围悄然扩大到当下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化的电子宠物，以及生活空间中那些与动物有关的形象与设定，这也印证了事实上他最终的着眼点并非作为生命体的动物或者人，而是一种情感依赖关系中的人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温情、孤独、自私、孤僻甚至歇斯底里，都以一种静水流深的沉默存在着。郑梓煜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
王翰林
1993年出生于山东日照，中央美术学院摄影艺术研究硕士，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作品关注个人情感的记录，从周遭环境的变化到个人历史的流逝，通过意象化的方式进行表达。作品获得首届1839摄影大奖，入选索尼世界摄影奖、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第七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摄影“毕业季”、三影堂摄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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