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11-14
吴泽源
深焦DeepFocus
拉乌·库塔尔和让·吕克·戈达尔的六个工作日（Day 1－Day 3）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大师，在近几年里纷纷离我们而去。侯麦、夏布洛尔、克里斯·马克、里维特，一个个名字被死神的墨迹描黑，一个个辉煌的生涯被命运画上了休止符。然而拉乌·库塔尔的死讯带给我的冲击，甚至要超过上述几位大师，因为如果非要举出一位定义了新浪潮电影视觉风格的人，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库塔尔。
与新浪潮的革命小将一样，库塔尔在与他们合作时，也几乎是毫无经验的电影新人。他在《筋疲力尽》里创立的全新美学：手持摄影，街头实拍，对人工布光的洁癖式拒斥，激励了一整代想要用最低成本拍出剧情长片的影人，也让老派摄影师对他侧目而视。他随心所欲的画面风格，塑造了新浪潮导演一系列早期杰作的外观与内在气质，从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祖与占》，到雅克·德米的《萝拉》，概莫能外。
然而，就像让-皮埃尔·雷欧虽与戈达尔合作甚多，却依然是特吕弗的安托万一样，库塔尔的名字，也永远跟与他合作过十五部长片的戈达尔挂着钩。但他们究竟是谁成就了谁？我们根本无法说清。如果没碰到戈达尔，库塔尔或许不会在电影史上留下如此耀眼的印记。但如果没有善于随机应变的库塔尔的娇惯与纵容，我们可能也不会看到一个靠处女作就横空出世，并且在之后五十多年里，一直拿自由任性当做自己招牌的戈达尔。 该如何还原这段传奇的合作关系？第一人称的叙述，大概是最显而易见的选择。但作者也不想过度拘泥于史实、档案与学术性评估。
下面这几篇库塔尔的伪日记里，夹杂着真相、野史和蹩脚的胡编乱造。如若为读者带来误导，作者概不负责。
Day 11959年8月26日巴黎 《筋疲力尽》拍摄日志
我第一次见到让-吕克是在1959年。当时，和我相熟的制片人乔治·德·博赫加（Georges de Beauregard）正在为一个新人导演制作处女长片，他想让我为这个新人当摄影师。但这个小我六岁的家伙，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太好：他不想跟我合作，因为他想要那个之前和他一起拍过几部短片的摄影师。他这人很傲慢，说话急促，喜欢打断别人，还在大晚上的室内戴着茶色墨镜，他以为自己是谁！而且他没到三十就开始秃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给这家伙拍了几个试片片段。看完这些片段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改观了。当他听说我跟着法国军队上过印度支那战场时，我甚至感觉自己看到了一束射线从他的墨镜里闪出。他讨厌当下法国电影假模假式的精致外观；他想让自己的电影有着新闻短片一般的真实质感。我对他说，这不刚好是我擅长的事嘛。
我们的电影就这样开拍了。让-吕克说，他要让这部电影的三分之一发生在旅馆房间里。没有奇观，没有激烈的动作场面，只有一个男孩和女孩，瞎聊天，做鬼脸，调情。
这个房间小得很，除了床和洗手间之外，就剩一条狭窄的过道，只容得下我、让-吕克和跟焦员三个人。我们自己的腿都没法在房间里挪地方，更别说在房间里架灯、竖三脚架了。站在房间门口的那位略有拍摄经验的场记被吓呆了：电影可不该这么拍！
但让-吕克和我却没这么觉得。让-吕克，他只拍过几部零成本的业余短片，我呢，之前拍的也大多是纪录片和战地纪实片段。我们对电影的那些条条框框并不了解；再说了，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正在拍的东西，又何必去在意它们呢？ 让-吕克这人，做事毫无规划。演员们在每天早上才能拿到他们当天要说的台词，它们是让-吕克熬了一晚上写出来的。有时候他会心血来潮地给片子加上一大段新戏，其他时候，他却会把我们原本定好的场景全部扔进垃圾桶，这让他显得有点像个白痴。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在私下里，他对自己在做什么很有数。他总是匆匆忙忙，却从来没惊慌失措过。所以我也从不慌乱。 不过，让-吕克还真是爱捉弄人。我一直搞不懂他不在商场里铺轨道，而是让我在轮椅上跟着演员晃来晃去，究竟是为节约时间和成本，还是为了让我看着像个残废。好了不说了，我看到珍·茜宝拿着一摞《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让-保罗·贝尔蒙多一起走过来了，让-吕克这个混蛋也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把我塞进那个该死的购物推车了。
Day 21965年7月2日巴黎 《狂人皮埃罗》拍摄日志我和让-吕克已经合作六年了，但我们在工作之外毫无联系。所以，每当让-吕克叫我出来吃饭时，我就知道他有新片子要找我拍了，因为他这人对吃饭毫无兴趣；要不是为了活着，他可以不吃饭。 这次他在餐馆对我说：“我想出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私奔到了法国南边的蔚蓝海岸；我们会跟着他们，从巴黎拍到尼斯。”我对他说：“让-吕克，你知道我会为你腾出时间的。”然后我们就一言不发，直到我们的盘子里面什么都不剩。 但等我来到《狂人皮埃罗》片场，我才发现我是彻底的上了条贼船。让-吕克这次要用新的彩色宽银幕格式拍摄全片，这相当于为我和他自己主动加了难度。宽银幕摄影器材庞大笨重，彩色胶片感光度低，这些因素都让我们没法像拍《筋疲力尽》和《阿尔法城》时那样就地取材，拿轮椅和小推车糊弄事，而是要在场景里打很多光，老老实实地铺轨道。于是剧组就要养一大批灯光师、器材师和场工，而剧组规模越大，让-吕克就越受束缚，他可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改剧本，即兴发挥了。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让-吕克和女主角安娜·卡丽娜正在闹分手。他们已经离婚了，或许没离，我也不是很清楚。安娜出了轨，让-吕克对此很生气，这我很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让-吕克为什么还要拉上安娜拍这部戏，安娜又为何会答应。大概因为现在的他们，依旧谁都离不开谁吧。然而，他们之间的相处是场灾难。让-吕克想惩罚安娜，所以他把安娜的角色写成了口是心非的薄情女，还借男主角贝尔蒙多之口对她百般贬损。而安娜也不甘示弱，她向片场里的异性送去暧昧眼波，刺激着让-吕克还在灼烧的嫉妒心。我、贝尔蒙多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被夹在了他俩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终于，让-吕克崩溃了。今天白天在夏布洛尔还没装修的新家里，他想拍个惊世骇俗的长镜头，把贝尔蒙多和安娜发现公寓内尸体、击晕安娜的另一位情人、拿着机枪跑路的一系列动作，一镜直落地表现出来。但这个两分多钟的镜头花了我们四五个小时都没拍好：要顾及的动作细节太多，摄影机太大只，而夏布洛尔家的走廊又太狭小。让-吕克沮丧地哭了起来，他夺门而出，去了电梯，留下一屋子的演员和剧组人员面面相觑。我、贝尔蒙多和安娜目瞪口呆地愣了几秒，立刻下楼追赶让-吕克。让-吕克停住了脚步，楼道里一片寂静。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我们回去吧，把那个操蛋的镜头拍完！”于是我们回到屋子里，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个镜头。希望这对让-吕克来说是个好兆头。
Day 31967年9月11日巴黎出城高速公路 《周末》拍摄日志让-吕克最近脾气很差，这都得怪中国人。新发现了毛主席的他，在几个月前拍了部《中国姑娘》，然而中国人却不喜欢《中国姑娘》，这让他脾气很差。 他和我正在拍的这部《周末》，同样让他不太顺心。让-吕克跟这部片的制片人，关系处得很差，他经常把制片人称作“那个混账资本家”。他也看不惯这部片的女主演米蕾叶·达尔克，因为她是由制片人指派给他的，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于是，对于让-吕克来说，拍这部片的乐趣之一，就在于狠狠地捉弄制片人和女演员。让-吕克和整个剧组领着制片人发的薪水，却在开机后的第一周里什么都没干。制片人气得暴跳如雷，想要撤资而去，让-吕克却耍赖地说：“我拍片很快的，把拍摄计划压缩一周，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事儿。而且你如果现在撤资的话，你之前投的钱一分都收不回！” 对于米蕾叶，让-吕克则更加刻薄。《一夜风流》里的克劳黛·考尔白靠秀大腿在公路上拦车，而在《周末》里，让-吕克让米蕾叶靠撅屁股露底裤来拦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喜欢上了用恶作剧羞辱剧组人员，有时候连我都会中招。但起码他总会道歉，他会在事后给女孩送束鲜花，而对我们男人，他则会当面道歉，或者给我们写一封道歉便签。不过在《周末》里让-吕克最想捉弄的，是整个媚俗的法国中产阶级。在他开车带我看景的时候，他经常会嘲笑那些他在公路上遇到的“蠢货”：“这些被旅游广告牵着鼻子走的家伙，拼死拼活地为老板卖命一周，只为了在周末开着车去海边游泳，玩沙子，晒日光浴。他们没想到的是，去往海滩的高速公路上早就挤满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蠢货，所以他们只好在路上堵个半天后掉头回去，为了不在周一早上迟到挨骂。” 又一次的，让-吕克想用一个长镜头，来表现高速公路上长达三百米的拥堵情况。三百米，这家伙倒算得清楚，这刚好是我能从法国找到的同等款式摄影机轨道的总长。但找到轨道后，新的困难又来了：这场堵车戏发生在一个小斜坡上，所以我们必须在轨道下面建支架，让镜头显得平稳。我半开玩笑地嘲弄让-吕克：“你不是从不在意镜头晃不晃吗？”让-吕克像突然犯了面瘫一样，给了我回答：“这个镜头不能晃。这个镜头必须无情。”在《周末》的结尾，让-吕克打出了这么一个字幕卡：“Fin de cinema”，电影已终结。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最爱语出惊人，玩文字游戏了。几天后，我才知道让-吕克是动了真格，因为我和他的场记希夫曼（Suzanne Schiffman）、剪辑师吉勒莫（Agnès Guillemot）一样，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对我说，你该去找点别的工作了，因为我短期之内不会再拍商业片了。他对我说，资本主义是世界的毒瘤，他没法继续拿资本家的钱拍电影。 但我觉得让-吕克错了，剥削他的是那些左翼分子。当我们给高蒙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公司打工时，薪水总是很丰厚；相反，当我们给那些左翼朋友“帮忙”时，基本上一个子都拿不着。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我和特吕弗与科斯塔-加夫拉斯合作了几部片子，还自己导了部越战电影（《和平》），拿了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让-吕克则与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意大利共产党员和英国工人混在一起，拍了些谁都看不懂的电影。我们在这十来年里基本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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