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丑运动”为何在教育界影响最深刻成果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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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以来，国内网络空间家国主题凸显。在中美博弈的时代背景下，香港动乱成为网络故事的主线，隐线就是各种意识形态和中外价值观的对抗。
社交软件主导了我们时代的故事发展脉络。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显著社交现象是，中西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各自的社交软件为旗舰，将无数兵力投放于香港街头。也就是说，英美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价值观平台，为香港街头动乱摇旗呐喊；大陆的微信（WeChat）也满载着十亿人口的爱国主义洪流，同时涌向香港。香港成了一个新媒体时代不同价值观导引的社交软件版块碰撞和决战的地震带。社交软件作为一个全新的民意号召工具和组织形式，在此次动乱中给了我们新的观察窗口。作为软件平台诺亚方舟上的乘客，人们突然深感无力。
但是境内的网络舆情依然有主题在发酵，这就是教育领域的舆情。
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博士ELISABETH BIK在PUBPEER网站上发文，质疑现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论文造假。此后，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实名举报3位科学家学术造假事件，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成为眼下人们关注的热点。在此前，教育领域的揭丑和举报事件，已经爆发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学术造假事件，在近年屡屡成为重大网络舆情主题。在十多年来的网络舆情时代，造假事件断断续续地爆出，但是真正产生巨大影响，还是自源于美国的“Me Too”运动传入中国之后。
人们注意到，在该运动进入中国后，主要是在教育界引爆了一系列的名人丑闻。可以说，虽然这一两年人们不再谈论“Me Too”运动，但是它引发的揭丑运动，却在国内开始萌芽，成为一种权利意识的启蒙运动。我们今天很多揭丑运动，虽然都是网络时代波澜壮阔的网络舆情的涓涓细流，但是针对各界名人的生活作风、学术造假等方面的揭露，常常可以上溯到这场影响深远的“Me Too”运动上来。
挑战性媒体时代的来临营造了社会传播环境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中国的传播格局。今天揭丑运动的持续发展，与传播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今天的媒体几乎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中。在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处于断崖式的衰落状态。各地不断关张的报纸和不断走低的电视开机率成为行业凋敝的注脚。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媒体观察者，我们有必要强调，中国的媒体环境，从未有如今天这样，如此繁荣，而又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具有挑战性。
人们认为的媒体衰落，主要是传统的机构媒体，尤其是传统官办的报纸、电视台、传统互联网呈现的抛物线式的发展轨迹，但是伴随着机构媒体的衰落，是无数自媒体和民营信息分发平台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对于今天的传播格局，比较准确的描述是“新闻受到管控，信息自由流动”，正如新闻记者发表什么有所规训，而网友在论坛、微博、微信等各种平台发表看法则是出于纯粹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社会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媒体没有消失，不过是此消彼长，媒体环境和制度发生了变迁，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大众媒体时代，类似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众媒体时代。也正是在那个时代，由于媒体环境的变化，揭丑运动降临了。
所以我们对于今天的揭丑运动的出现不应感到奇怪。实际上，十多年来的网络舆情，就是在发展中颠簸走过了各种爆料的地雷阵，但是中国社会并未变得人心离散、不可收拾，恰恰相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更加稳步地向前发展。在可见的未来，这场揭丑运动未见平息之势。
我们发现，美国当年的揭丑运动涉及各个领域，而在今天国内，似乎在教育界爆发得更为激烈，似乎也更有“成果”，这是为何？
我们知道，“Me Too”运动本质上是个体针对强权的一场的权利运动，在美国其矛头所向常常是各个领域的名人，尤其是那些垄断了行业命脉、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各界名人，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通过社交媒体爆料，名人接力转发，吸引大众围观，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让污点名人暴露于社会舆论的众目睽睽之下。舆论是盘桓于权力格局之上的超级力量，谁也不敢忽视舆论的威力。英国王室快速切割安德鲁王子的最新案例，可论证舆论力量的最新说服力。我们其实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舆论在诞生之初，就是底层和中产阶层为了制衡特权阶层，借助于大众媒体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权力。
教育如何异化为掌控我们日常的巨大权力？
我们知道，网络舆情对于中国来说，是无数普通网民借助网络围观的舆论力量，对于生活中不公平、不平等现象进行监督和倒逼的一种网络机制和社会制约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舆论压力。它的主要倒逼对象也是各种权力和权力的把持者。
但是权力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已经极大地扩张了。传统的权力主要是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但是在今天，当我们谈论权力的时候，几乎离不开来自生活的最强烈的切身感受。比如数字权力通过手机上的各种APP对我们施加影响，我们在各个超级数字平台上都有一个数字孪生的自己，各种平台也给我们描绘了精确的网络画像。我们生活中已经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掌握巨大权力的各种信息平台，这种超级影响力就是一种新型的权力。
教育在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崛起为一股强大的权力形式。传统的教育，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教书育人，人们对于从事教育事业的群体，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是今天的教育，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我们感受到了严重的压迫，也构成了一种权力形式。
中产阶层的横空出世，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社会现象，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幸福，只有焦虑。因为他们是中产阶层的第一代，地位并没有稳固，所以严重缺乏安全感，需要通过给予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传承他们数十年奋斗获得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实现上述成果的再生产。教育成了他们实现下一代梦想的首选目标，复制他们这一代人通过教育实现命运跃迁的“中国梦”。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又到大学，每一步都需要通过教育的重重关卡，中产的财富也就一路遭到盘剥。再加上中产阶层自我哄抬的学区房的额外成本，教育就这样强化了刻板印象，成为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形式。
不可或缺、无可逃避而又代价高昂，教育就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外在统治物，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座大山。教育界已经跻身社会权力榜，教育名人分享了我们社会的财富、权力、名望等各种重要资源。教育界金字塔尖的少数名人，高踞社会高层，居高临下统摄我们的生活。随着各种教育负面事件、名人腐败事件的接连爆发，教育界的舆情就开始高发了。
教育界的权力缺乏“护城河”
但是上面所述只是说明了教育界舆情爆发的根源，却没办法解释为何揭丑运动在此领域的高发，而且接连拉下如此之多教育名人。其实只要深入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教育在权力场域中的脆弱性。
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各业界都有诸多名人，也有享有一定的权力，但是权力的边际和强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政界的权力的最有力的，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力，是一种通用权力。政界的权力影响主要存在精神生活层面。商界的影响力遍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为商界权力的毛细血管所渗透。在物质生活的层面，商界的权力显然一直在影响和重构我们的生活秩序。
就以眼下在权力榜上正在快速攀升的数据权力来说，数据不光令我们如空气般须臾不可离，而且还令我们无可逃遁，我们的各种身体数据、消费数据、网络轨迹、网络画像、监控网络，令我们成为数据网络中的一只只无助猎物。这种权力不具有政治权力那样的强制性，但它是一种软权力和巧权力，让人们快速驯服、习惯和深深依赖。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数据权力正在爆炸式扩张，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过国家权力的影响力。对于各种信息分发平台的网络权力，由于其重构社会秩序的结构化的权力特点，很多国家权力已经自愿嵌入其平台结构，并让渡部分国家权力给平台，委托其行使社会治理的权力。所谓平台责任自负，表面看是一种权力的自治，其实质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让渡。
相较上述两种权力形式，教育权力的基础其实并不强大。它不像政治权力背后的国家权力作为后盾，也不像商业权力那样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教育权力的基础主要存在于声誉之中，来自于民意的认可。教育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影响力，是良好声誉的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认可你，你就拥有了权力；一旦你的声誉，诸如著作权、人格魅力、声誉赖以维持的核心竞争力有了危机，影响力也就变得脆弱，甚至荡然无存。
以此观之，一旦教育界的名人被实锤认证论文造假，或者师道尊严的背后是道德败坏，或者公共言论有悖公序良俗，那名人的形象就会快速坍塌，影响力就会萎缩，权力就会大大缩水。换而言之，教育权力其实没有宽深的护城河，只有一道脆弱透明的声誉防火墙，防火墙碎了，城墙也就破了。而反观政界和商界权力，由于有各种力量加持，并不会如此一触即溃。
揭丑运动在教育领域的高发，一方面是教育权力的脆弱，只要在核心竞争力上出问题，声誉就会蒙受污点，影响力蒸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它领域的揭丑并非如此轻而易举，而是面临困难重重，成功揭露污点并不占多数，很多时候往往会被遮盖或者被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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