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贸易战
从一本倡导保护环境的书说起——
《寂静的春天》是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由于环境的恶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都不见了
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罪魁祸首之一就是“敌敌畏”，敌敌畏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和减少致命疾病“疟疾”的传播。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
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
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的生活和幸福，而不是植物，保护环境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应该以牺牲那么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好心未必有好报，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我在开头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大家，分析重大事件，务必要强调“冷静”、“理智”和“客观”，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
由于各种媒体的渲染，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小丑般自大、愚蠢的人物，但这是事实吗？
还是说，这只是媒体希望我们看到的事实？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效，如何确保美国这么多年的世界霸主地位不动摇？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是有效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民选总统特朗普是个小丑或神经病呢？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特朗普的对手，希拉里的一些主张，她旗帜鲜明的反对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其实，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心知肚明，谁表现出来越憎恨NAFTA，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选票，所以不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他们都是一致反对NAFTA的。
这说明，在今天的美国，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社会共识，反对自由贸易也不是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偏好，而是具备了一定群众基础的主流诉求之一。
虽然自由贸易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事实上，这种好处被所有消费者分享，处于典型的弱熵状态，所以，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
而被自由贸易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随着自由贸易的深入，熵增还是很剧烈的，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自然而然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反对自由贸易，你如果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就必须表现出强硬的反对自由贸易的姿态。
理解了以上这些，我们应该明白，中美贸易的摩擦是有其必然性的。
特朗普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莽夫，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即便当选总统的不是特朗普，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行动，只不过可能形式上会有所不同。
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不是特朗普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与其研究嘲讽特朗普，还不如好好研究一下美国各界和美国民众。
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清单来看，清一色高科技，这些行业的从业者，真的会在自由贸易中失去工作岗位吗？
即使中国现在的科技方面确实进步很大，但是如果你说，中国人即将抢走硅谷许多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有人相信的。
可见，这个制裁清单只是一种姿态，它也不会得到美国高科技及其相关行业的支持，最终会不会执行也是个未知数。
另外一方面，从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清单来看，清一色中低端产业和农业，这恰恰是美国受自由贸易伤害最大的那群人所处的行业。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贸易，就是因为他们在自由贸易中没有竞争优势，但如果贸易战是以失去中国这个市场为代价，他们还会反对自由贸易吗？所以，你还相信这是“贸易战”吗？这更像双方找不到理由坐下来聊天时的一次尬聊。
美国的霸主地位
如果把世界当成一家公司，无疑，美国是第一大股东，中国是第二大股东，大股东们在公司发展思路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但最终目标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持公司持续稳健的增长运营。
所以，我一直坚定的认为，中美两国就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能发展成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现在的分歧，在于股份如何重新分配，投票权如何重新分配。
按道理来说，这样的分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硬通货就是“美元”。
如果你把美元理解为类似黄金这样的矿物质，也就是说，美元矿，这个矿山存在且只存在美国本土，我们需要矿，只能找美国采购，美国掌握绝对的主导权地位。
简而言之，目前全球的经济秩序创始人就是美国。
要深刻理解认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由于强制把gold（黄金）作为standard（衡量标准），而gold又无法凭空产生出来，所以在这一体系中的国家，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不断印钱）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国内货币稳定是金本位最明显的优点。
金本位的缺点也很明显，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应来刺激需求，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无法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的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家的货币，买进第二个国家的货币，以争取更高的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时间内赚取巨额利润，即所谓的套息交易。
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其短期资本账户是绝对不可放开的。
1967年的英国政府就规定，所有人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超过50英镑的现金。这样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这些看起来好像超级复杂的事情，其实归根结底就那么三件事：汇率、货币政策、资本账户。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本位仅有一个维持本国货币稳定的优势，但它却限制了汇率的浮动，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空间，限制了国际间资本账户的开放，简而言之，金本位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以，它只能“死”。
取而代之的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主要成员国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就和黄金保持了基本固定的汇率。
这与“金本位”的运作很相像。所不同的是，在这个体系下，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通货”。
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要服从于汇率政策，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简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限制了汇率的浮动，但是为成员国整体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弹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成员国之间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资本主义得到了指数级的规模扩张。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得石油价格上升近4倍，美国在1971年，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
主流观点认为，因为美国在1971年黄金储备剧减，所以只能被迫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强挂钩关系。
而我却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为之，主动将美元脱钩黄金，目的是为了挂钩石油。
因为黄金的供应量有限，功能需求基本没有，方便储存，计量简单，天然防伪，这些特性决定了，黄金是农业社会和半农业半工业社会最佳的硬通货；
而石油的特点是，供应有限，功能需求多样，是工业化唯一的动力来源，且可替代性低，这就决定了，在工业化时代，石油才是主宰世界的硬通货。
美元如果能够挂钩石油，必将对全球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而不再局限于若干成员国。不得不承认，美国人的智慧和远见，与他们世界霸主的地位还是很匹配的。
在国际经济学中，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形理论，说的是汇率、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这三者的关系。
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
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应量。
所以，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利率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汇率，否则就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者可以无本套利。
我们还是从这三个方面，简单回顾一下美国霸主地位的形成过程。
首先，美国实质上控制了全球所有国家的汇率。这世界上就两类国家，一类是不鸟美元的，一类是汇率紧盯美元的。
朝鲜属于前者，结果就是只能闭关锁国，脱离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发展落后是必然的。
而中国则属于后者，与日本一样，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选择了紧盯美元汇率的策略，这个策略的优点是，资本账户可以实现对外开放，有利于融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实现快速的经济扩张，同时，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很低，只能跟随美联储的政策，美国加息，我们加息，美国降息，我们降息。
很多人批评中国2008-09年的四万亿政策，但理解了以上的内容，你再想想，那时候，美国正在经历债务危机，货币政策上采取挂账和加杠杆，要是你是中国的国家总理，你怎么办？
不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那么汇率就守不住，大家一起贬值，美国的债务危机直接传递到中国。
那时候我们还敢不敢再来一把“就算全世界都竞争性贬值，我们也坚持不贬值”？
如果真的坚持不贬值，全世界蜂拥而至的套息交易，中国是否扛得住？扛不住的话，是不是就只能关闭资本账户，一下子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国际形象怎么办？国内社会能不能维持稳定？
批评是很容易的，危急时刻果断做出正确的决策却是很难的。
现在看来，四万亿实在是寄人篱下的无奈之举，幸好中国人民乐观勤劳，这四万亿最终大部分投入到了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而美国的量化宽松，则大部分投入到了消费领域和资本市场。
这样的结果就是2010年以后，中美贸易顺差开始加速上升，美国量化宽松的通胀压力，直接通过贸易顺差输出给中国，政府全力调控维持物价稳定，再加上好逸恶劳贪婪逐利的人性，中国的通胀压力，最终转化成为房地产成交的持续火爆和房价的持续大幅上升。
简而言之，今天的中美关系就是，中国政府紧盯美元汇率，中国央行被迫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正常的贸易顺差，离谱地持有大量美债，适度开放的资本账户，外加糟糕透顶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如果说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国家关系，那只能是美日关系了。
为什么日本的今天会是这样？
因为当年美国也有财政赤字问题需要解决，所以贸易顺差必须降下来，要降贸易顺差，那么美元必须贬值，日本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首当其冲，日元必须大幅升值，而且不能是之前那种紧盯美元汇率的同涨同跌模式，必须对美元单边升值，于是也就有了耳熟能详的“广场协议”。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百科：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了，但日本的麻烦也就开始了。
彼时，日本经济基本面强劲，日元又大幅升值，外国资金必然大量涌入准备套息，日本国内的通胀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理论上来说，为了控制通胀，必须加息，但是加息又进一步强化了升值的预期，资金涌入更加迅猛，通胀压力会越来越大。
再加上日元一次性大幅升值以后，汇率依旧是紧盯美元汇率，所以日本央行并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空间，美国还在降息周期，日本又怎么加得了息？
物价、股价和房价，开始了前所未见的疯狂的大幅上涨，各类资产价格的上升，将大量资金流动性沉淀下来，为了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只能放开金融管制，同时允许大幅度加杠杆，于是一个基于超额短期高债务的超级资产大泡泡就形成了。
时至今日，在经济学界，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其实很牵强，因为同一时期，德国马克也被迫对美元升值了40%，然而德国并没有陷入和日本一样的衰退。
有经济学家解释，这是因为德国产业转型成功，凭借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维持了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日本只是不断的进行经济刺激，导致资金大量流入股市楼市，而非服务于实体经济。
而在我看来，日本和德国命运的不同，本质上还是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含金量不同造成的，日元一旦失去了美元的认同，基本也就等同于废纸，而德国马克即便失去了美元认同，还有欧洲做背书。
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在90年代倡导成立欧盟，并积极推动欧元形成。
中美两国的困境
回到中美贸易战这个话题上，美国面临的问题，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只不过这次面对的是中国。
中国面临的问题，有些和当年的日本雷同，有些则和当年的日本大不同，比如说资本账户的强管控。
从对各类大企业出海资金的管控，到对个人出境携带现金的管控，根据不可能三角形理论，浮动的汇率，加上强管控的资本账户，中国就有可能对内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控制住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8年3月22日凌晨美国加息，当日多国多地区跟随加息，但中国选择不加息，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至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
显然，美国对于中国这样的调整是不满的。如果中国不跟随美国加息，那么美元升值的压力就会加大，中美贸易顺差岂不是要进一步扩大？
再加上中国政府直接管制资本账户，那些企图进行套息交易的资金，害怕后期资金无法及时从中国撤出，就只能转向涌入美国，这又将加剧美元的升值压力，继而又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美国出现问题，中国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且不说还持有着的1万多亿的美债，在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国际化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面临和当年日本一样的困境，一旦脱离了美元背书，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信用不足。
因此，虽然中国在舆论上做出了强硬的回击，但事实上还是很迅速的采取了行动，两天内让人民币大幅升值，相比2017年12月下旬的汇率水平，今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4.7%。
于是大家也就看到了美国态度的变化，姆努钦更是放风：有望和中国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有可能“停战”的原因是，我们正与他们进行颇有成果的对话。
总结一下，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财政赤字问题，他们认为根源在于贸易顺差。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缓慢升值造成了很大不稳定因素，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政府努力阻止日元升值，导致了信贷和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然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在此之后十年，都完全没有恢复。
现在人民币近似固定汇率的政策，人为造成一种稳定的表象，但实际上是在积攒更多、更大的不稳定。
中国的汇率政策，在中国经济和贸易盈余快速增长的今天，必将引起世界上保护主义的盛行，这对世界经济是不利的，也会损害中国的中长期利益。
而且，就中国自身而言，升值越慢，意味着最终的汇率调整程度越大越深，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3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20%，意味着贬值6千亿美金，而且这种可能的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美国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回顾按照美国建议执行的日本，最终的结果并非双赢，像日本那样牺牲国民公共利益，接受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要求，以此来帮助美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可能不是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方案。
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美国目前的问题，首先需要美国自己清醒过来，美国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赤字，主要是在华盛顿造成的，而不是在东京、伦敦、巴黎或者北京，没有一个、两个魔法就可以解决这些挑战，人民币升值仅仅是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应该成为中美双方的关注焦点。
萨缪尔森曾经说过，“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
如果说全球化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国际货币信用基础，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构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当年放弃“金本位”那样，坚决放弃“美元-石油本位”呢？
不论是美元也好，人民币也罢，大家都需要重新找到一个锚定物，为重新建立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努力。
今天互联网对于人们的重要程度，就好像当年的公路一样。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我们放弃了黄金，选择了石油，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我们也将放弃石油，转而选择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会多次公开提及中国的大数据行业和人工智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坚决拒绝，数据服务器布置在海外的Facebook和Google的原因；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把苹果公司的iCloud国内数据收归贵州托管，因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对信息的定价权和定价能力，将对这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背书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新体系的形成是曲折而漫长的，在此之前，中国依然面临巨大的困境，中国考虑如何更好的协助美国解决国家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和降低贸易顺差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也都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国内的基础货币创造，都是来自于出口贸易，本质上就是来自于美元。
投资只是解决国内货币的倍数创造问题，而消费则只能解决货币周转效率问题，所以，一旦贸易顺差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国内必然出现流动性，基础货币创造消失了，再高的杠杆和再快的周转也是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陷入通缩。
我们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幸运，有欧洲撑腰，难道就只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我觉得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了答案。
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像德国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认同，以此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空间，不能像日本那样只具备单边升值的可能，还要有适度贬值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中国独有的土地国有制度，正好可以解决基础货币创造的难题，中国政府只需要将更多的土地卖出来，就可以实现以土地信用为背书的基础货币创造，因为贸易顺差下降带来的流动性危机，完全可以通过房地产调控来管理解决。
鉴于一二线城市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大量的基础投资投入到三四线城市是必然的，很多人片面地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批评中国政府的疯狂的基础建设，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往三四线城市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为基础货币开矿。沿着这个思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乡村振兴战略了，其实也是一种开矿模式。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分歧，本质是对货币本位的分歧，核心斗争点在汇率，具象表现在贸易问题上，且将进一步延展到知识产权的博弈上。
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明白：
1）人民币升值是个必然结果，因为这是美国的诉求；
2）中国人需要多一些消费，美国人需要多一些储蓄，才能携手度过危机；
3）基础货币创造不足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不足，依然是中国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
4）中国的发展从沿海转向内陆是必然；
5）基础货币创造从出口转型全面城镇化也是必然；
6）在新的国际硬通货没有被世界各国确认之前，不要美元，也不要黄金，固定资产才是最可靠的硬通货，所以，开发商从销售转型持有也是必然；
7）数据信息产业绝对是未来五十年的大风口，要坚持住；
有些泡沫是必然要被捅破的，控制好自己的债务水平，因为泡沫只有在破的那一刻，你才知道它是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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