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深夜抓猪的小公务员 | 人间毕业季

《雨中的树》剧照

区职能部门没一个接电话的，我们更没法处理这批私宰的活猪。副镇长一肚子火气，一拍大腿：“他妈的，好猪全赶回去，明天给镇食堂加餐！”

来临：在我们毕业那一年丨连载02

1

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便以文秘岗位入职了一个镇政府党政办。原以为，我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写写文稿，没想到一个月下来，稿子没写几篇，杂事儿倒是做了不少。作为新人，我当然不敢有啥想法，虽然工作效率不高，偶尔还出点岔子，好在态度端正，主管领导、也就是我们的副镇长，对我还算满意。

一天，副镇长叫我去他办公室领装备——一根警棍和一个警用强光手电。我心里正纳闷，他说：“观察了你一个月，发现你这个小伙子不错，今天让你正式加入我们的夜巡小分队。”

副镇长是部队转业干部，平常作风行事军人风格很浓：“今天晚上我们小分队去查‘司徒烂仔’，十点钟在镇政府集合，你记得换上运动服，把装备带上，到时候机灵点，保护好自己。”

“夜巡小分队”是啥？“司徒烂仔”又是什么人？这事怎么要文职人员上，而不是警察？会有人身危险吗？我心底的问号不断冒出来，心里有点隐隐的担忧，但更多是兴奋和好奇。

等我领到工作牌一看，不禁哑然失笑，什么“司徒烂仔”，原来是“私屠滥宰”。我们是“食品安全巡查小分队”，主要就是去查那些摸黑杀母猪、病猪、死猪的团伙——安全担忧没了，兴奋和好奇也消失殆尽。

可事实证明我错了，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

2

当晚巡查李花村，把车在山脚一停，一行人往山里钻。不久就看到一处地方透着灯光，还有猪的叫声，我们立马掩杀过去，把两个杀猪屠夫都堵在了屋子里面。我进去里面一看，好家伙，白花花的老母猪挤满了猪栏，除了正在杀的一头，没杀的还有十三头。

母猪太多，大晚上我们处理不了。便通过村干部找到户主，让他把这些母猪看住，镇里明天白天来处理。

没想到，我们回去板凳还没坐热，那边留守的同事就打电话过来了：“有人来抢猪！我们俩拦不住了。”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猪栏已经是空空如也。同事说，一个光头带了十几个马仔，开了好几辆小车和一辆货车，上来就把猪往货车上赶。副镇长把两个同事大骂一通，然后让他俩把拍下的这伙人的照片和车牌号都交给我，让我明天一起整理下，做个巡查的记录，当晚就这样收工了。

 ●  ●  ● 

第一晚的夜巡算是铩羽而归，但我却没有丝毫挫败感，反而十分激动和兴奋。进政府工作这一个月，感觉自己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终于遇到这一件，我非常上心。

我先把这个食品安全巡查小分队的来龙去脉了解了一遭：副镇长是从区里下来的，镇里看他工作量少，恰逢全国上下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便新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办公室”，由他一个人当光杆司令。

而我们镇里最棘手的食品安全问题便是“私屠滥宰”：镇子紧邻南城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一旁的省森林植物园有一大片“三不管”地带，山林隐蔽，慢慢就变成私屠滥宰的场所。多年来每到半夜，林子里杀猪声此起彼伏，叫声震天，山清水秀的森林植物园也被弄得恶臭熏天。

面对这种状况，副镇长便想起曾经他在部队时巡逻小分队的形式，把其他几个部门的男同事抓来当壮丁，“小分队”到我加入时一共才四个固定队员——副镇长、我、另外两个综治队员，外加一个片警充当机动队员。

小分队每周不固定夜巡两次，遇到私屠滥宰，就联系区里的职能部门处理，查到疑似窝点就一一标记，等白天联系村干部上门确认，再组织拆违。

3

接下来两个月的巡查，收缴处理了不少母猪肉、病死猪肉，端掉好几个黑窝点。中间有个资历较老的同事受不了熬夜，死活不愿意再参与，另外两个同事也腹诽连连，只有副镇长和我保持着热情。

在巡查中，我们了解到，镇里屠宰黑窝点主要由两个有黑恶性质的团伙控制，那次抢母猪的光头就是其中一个团伙的大老板。

一天夜里，我们又查获一处黑窝点，屋里已经杀了七八头病死猪，两三头没有宰杀的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布满各色斑点的猪下水堆了一地，一阵恶臭袭来，我拼命忍住才没有吐出来。

屠夫很警觉，一照面，便翻墙跑了，剩下一男一女被我们堵在屋里。屋里好几爿病死猪肉上已经盖上了工商和检验的印，一经搜查，便发现几个私刻的印章。我们马上联系了区商务局、农林水局和工商局。主管领导开始盘问那对男女，他们说自己只是来收猪下水的，什么都不知道，还一直喊着要走，明早还要做生意。

几个区职能部门和警官都陆续赶到，现场拍照，收缴私刻印章，提取样品拿回去化验，盘问那对夫妻。按职责，这十几头病死猪应该由区商务局来处理，但最后还是我们找了一辆货车拖到镇政府的地下停车场，第二天找地方焚烧掩埋。

全部处理完后已经是凌晨四点钟，我困得不行，副镇长让我先回去休息，到了白天再抓紧把情况全部整理出来，他要报到区“食安办”去。

副镇长不知道的是，我七点半还要去参加全区文秘人员培训——这是我尴尬的地方，我算是副镇长的兵，但我的编制和办公室都在党政办，文秘的工作也由党政办主管。副镇长的军人作风和地方干部有点格格不入，整个党政办都跟他不对付，搞得我在党政办显得另类。

参加区里文秘培训班的，除了我，还有党政办常务副主任、党政秘书。他们俩直接从自己家里开车去区里。我六点半挣扎着爬起来，简单地洗漱，晕晕乎乎地去坐公交，总算准时赶到了区里签到。一路上我总感觉人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带着一点嫌恶，夸张一点的甚至掩鼻绕道而走，当时我的脑袋还没恢复灵光，心里直纳闷：自己难道被天憎人怨了？

我找到常务副主任和党政秘书，与他们坐到一起，明显感到他们脸上的嫌恶。副主任直接问我昨天晚上去哪了，我说与副镇长出去查夜了。她一点不客气地说：“难怪身上一股猪圈的气味——副镇长也真是有意思诶，他凭什么叫你去查夜？你是党政办的，不是‘食安办’的！”

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凌晨回来太晚了，我就没烧水洗澡，只是换了衣服。没想到这个屠宰黑窝点“杀伤力”如此之强，气味竟然像是钻进了我的皮肤里。

上午的培训我完全没心思听，好不容易挨到中午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赶紧回到镇政府后面的家，急匆匆地冲了个冷水澡，又换了衣服，又一路小跑去办公室，刚换的衣服又湿透了。我在电脑上乒乒乓乓一顿敲打，把昨晚黑窝点的材料整理好了，用QQ发给副镇长，总算没有耽误下午的培训。

4

本以为尴尬总算过去了，没想到更糟心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办公室里一位同事准备拿去报账的二十几万发票不见了。我们三个人共用的是党政办最大的办公室，复印机、资料柜都放在这里，大半个党政办的同事在我们办公室翻箱倒柜找了几天，就是找不到。同事也放弃了，跟领导报告了，挨了一顿骂，准备重新开票再签字。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党政办主任打电话叫我去她办公室。她简单问了我一些工作上的近况，我开始还以为是这几个月工作卖力，领导特意勉励我。

可忽然她问：“知道最近办公室丢发票的事情吗？”

“知道。”

“我当党政办主任三年多了，办公室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问题莫名其妙，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

见我不出声，领导不动声色地又补了一句：“发票找到了，在文化站里找到的。”

我心里一阵释然。

“文化站的钥匙，只有你有吧！”领导的口气突然变了。

我脑袋转得再慢，这时也看出端倪了，我心里无比的愤怒，也不管合不合适，直接就反问：“您难道怀疑是我拿的？”

“我们调了发票丢失那天的录像，一共只有五个人进出你们办公室，他们四个人出来时手上都没有拿发票，我们也再三盘问过他们了，确认他们没有嫌疑。只有你中午急匆匆地跑进去后来又跑出来，而且还带了包，并且我跟副主任确认了，当天你们应该在区里培训，根本不应该回来……”

我又回想起那天的各种情形，再听不见主任说什么，委屈、愤怒、屈辱在心头交织，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老子不干了！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看着我神情有异，主任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我不想再搭理她，从她办公室出来后，便给副镇长打电话说我要辞职。副镇长了解了情况后，难得没亮出大嗓门，反而轻声安慰了我：“我相信你，不会让别人冤枉你的。”

最后，副镇长和党政办主任在党政会上大吵了一架，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但我的转正被推迟了。

5

经历了这场风波，虽然觉得委屈，但我对每周两次的夜巡并没有什么抵触和怀疑，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一天晚上，我们又查到了黑窝点，十几头老母猪已经全部宰杀好了，屠夫还是翻墙跑了，但一个来拖肉的司机舍不得自己的三轮车，没有跑，被我们扣住了。

我们照例还是联系区职能部门，但因为几乎每周晚上都有查处，他们渐渐百般推脱，不愿意来处理——区“食安办”的主任，被我们不定时地半夜电话骚扰得心烦，她竟然把副镇长的手机拉黑了。

区里没有一个人来，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副镇长连蒙带吓，押着三轮车司机把老母猪肉先拖回了镇政府。我们开车回镇政府的路上，在下一个长坡的时候，突然一个急刹车把我从座位上颠了起来——不知道谁在山路中间放了一块三角形的大石头，还好开车的同事警醒，没有直接撞上去。

我们下车，费了好大劲才把石头挪到路边上，继续往回开——越开越不对劲，陆续经过了几辆小车，都没开车灯，黑黢黢地停在路边，有的车窗摇下来了，车上的人明显在朝着我们打量。我们都感受到了紧张气氛，副镇长叮嘱开车的同事加倍小心。

没开多远，一辆小车堵在了狭窄的山路正中，我们只能下车。前面车上也下来两个人，光着膀子，脖子上都挂着一根小指头粗的金链子，其中一个背上和手臂上布满了纹身，昂着脑袋挑衅地望着我们。

来者不善。副镇长毕竟行伍出身，跟他们亮明了身份，大吼了一通，命令他们让道。两个金链子倒没有他们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嚣张，乖乖地把车挪开了。

我还在心里感慨副镇长的英明神武，又一辆车把我们堵住了。副镇长下车继续他的高光表现，可惜这次不灵了。

前面车上就一个人，矮墩墩的身形，西装革履的，光头。任凭副镇长怎么大声吼，他一概皮笑肉不笑地敷衍，声音不大，话却很狠，意思就是我们不放下这车母猪肉，今晚就别想离开。他知道我们镇政府没有执法权，看到平常跟我们一起的片警今晚不在，更加有恃无恐。

吓是吓不住他，打我们更打不过，更关键的是，我们确实没有权力查扣这车母猪肉。但就这样把母猪肉还给他们，那也太打击士气、太丢政府的脸面了。副镇长彻底爆发了，声色俱厉地呵斥着要他让路。光头斜睨一眼，回了一句：“领导，你是一定要把兄弟们的饭碗砸了吗？”这时，几个马仔也都围上来帮腔。副镇长回应：“你是文明人，不要知法犯法。”口气明显软了，我感觉特别憋屈。

光头指示三轮车司机从路盘把车开走，我们把三轮车钥匙扣了，就这样一直僵持了一个小时，两名警察赶来。我们窝了一肚子火，抱怨警察怎么这么慢，警察比我们火还大：“刚刚在一个小区门口制服了一个拿刀吓人的疯子，一口气都没歇就过来了，你们这是在闹什么。”

警察的态度竟然是各打五十大板，让光头把车挪开后，他们就走了。

虽然对警察不满，但好歹光头是让开路了，为免夜长梦多，我们让三轮车司机上了我们小车，一个同事开着三轮车往前走。才拐了一个弯，光头又开车追了上来把我们堵住了。

副镇长导看情况不妙，打电话让镇里“综治办”赶紧派队员过来。很快来了四个综治队员，领导让一个综治队员先把三轮车开回镇政府。光头看肉要被我们拖走，急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开着小车把三轮车别死在了路边，开三轮车的综治队员的手腕也扭伤了。

综治队员个个都是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的，马上就要上前干架。副镇长眼看要出事，拉住综治队员，赶紧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说明情况。这次，很快来了四名警察，胡乱抓了几名马仔塞进车里，叫我们一起去派出所做笔录。光头看我们都上了警车，硬是自己钻进了警车，说要去配合调查。在警车里还跟我们嬉皮笑脸，好不嚣张。

到了派出所，警察还是一视同仁，分别给我们做笔录，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竟把我们当一般的打架斗殴，食品安全、杀母猪这些没半点涉及。

折腾到四点多钟，才从派出所出来。大家心情低落，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车开到镇政府，先把我放了下来。我回去洗完澡已经是五点钟，调了个闹钟倒头就睡。

第二天，副镇长叫我去他办公室，交代我写情况汇报。我才知，原来把我放下后，他们才发现后面跟了一辆面包车。我一下车，面包车上就下来两个人，手里还拿着棍棒。副镇长的车往前开，他们立马又上车跟了上去。当时还是黑灯瞎火的，副镇长怕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于是一脚油门，车子一头钻进了区政府里。

这几个月，他们的黑窝点被我们查处得太多，这次可能铁了心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竟然堵在区政府外面，让三轮车司机进来交涉，说他的三轮车不见了，要副镇长赔。三轮车肯定是被他们自己开走了，但三轮车司机死活不松口，一直堵到上班，副镇长打电话叫来我们镇长，一番交涉后他们才离去。

6

光头如此嚣张，更激起了我的敌忾心理。接下来几天，我们加班加点整理这个私屠滥宰黑恶团伙的材料。

几个月的巡查交锋，我们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对这个团伙算得上比较熟悉，对他们收购、运输、屠宰、销售母猪和病死猪的整个流程都大致了解。我把我们平常巡查的照片和文字记录、各种化验报告、屠夫司机和马仔等的口供录音整理装订起来，足足有两大本。

副镇长把这两本资料送到区“食安办”后，我天天都在等着区里组织力量铲除这个黑恶团伙，但一直没有半点回应。我经常问副镇长进展怎么样了，一开始他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个团伙很快就会被打掉，可半个月后，他也不再自信了。

上次冲突后，我们的夜巡已经停了半个月，副镇长决定继续巡查：“区里如何处理，我们控制不了。但只要我在这里当职一天，他们就不要想着我的辖区搞私屠滥宰。”副镇长还动了个心思，放出风去说自己和市公安局新成立的“食品安全大队”大队长联系上了，以后夜巡遇到情况都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从此夜巡再也没遇到过抵抗，我以为这招很有效果，后来回过头想想，发现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这些团伙被我们查到屠宰病死猪时都是逃之夭夭，只有被我们查处到大规模屠宰老母猪的时候才来抢夺。

据一个给他们干活的司机说，死猪常常是养猪户埋到地里后被他们挖出来的，病猪就是象征性给点钱；而母猪都是正儿八经收购来的，一到两块钱一斤不等，一头老母猪也得好几百块成本。

屠宰销售病死猪，不仅仅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已经涉及刑事犯罪了。而老母猪肉只要没有农业部禁止目录中的病源、属于正常状态的，没有文件禁止销售上市，黑屠宰点只是违反了“定点屠宰”的规定。他们的赚钱方法是以次充好，拿老母猪肉充当正常猪肉销售，但只要没被我们查实，他们肯定死不承认。再加上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执法权，所以他们抢夺起来那是毫不手软。

后来我们几乎再没查到过大规模屠宰老母猪——也许是他们把宰杀的老母猪都转移了。

不管怎么说，省森林植物园里的窝点慢慢地几乎被我们端干净了，后来的夜巡都要去更偏远的村才有收获。副镇长的气势越来越旺，还是按他的节奏继续夜巡，但巡查时间越来越短——确实辖区内的私屠滥宰越来越少，一个月难得查到一起。

 ●  ●  ● 

最后一次查到黑屠宰点，是在一处新搭的违章建筑里，我们发现四头母猪，竟然还有六头好猪——这肯定不是光头的，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又跑到森林植物园来了。

副镇长又联系区职能部门，没一个接电话的。这次是活猪，我们更没法处理。副镇长一肚子火气，一拍大腿：“他妈的，好猪全赶回去，明天给镇食堂加餐！” 

副镇长打电话给承包镇政府食堂的老板让他过来赶猪，又怕老板不愿意来，告诉老板给镇政府杀一头就行，其余的全给他。老板很快赶过来了，但大半夜的，他也没找到装猪的货车。

副镇长正要发火，老板说没事，他来赶回去。于是，一个同事开着老板的车，加上我们一辆车，一左一右两边护卫，老板拿着一根棍子、一个簸箕在中间赶猪。

那个老板不仅承包单位食堂，自己还有个大酒店，脖子上的金链子比光头的都粗。那晚，这个走路带喘的胖子一路大声吆喝着，六个“二师兄”在主干道昏黄的路灯下撒着欢，两辆汽车无比缓慢地爬着，不时地鸣笛助阵。

这场面太诡怪可笑了。

7

我对夜巡越来越怀疑：每周我们只能巡查两次，其余的五天，黑屠宰点的人还是照样宰杀；每次查处的猪肉，我们要第二天找挖车、买汽油，再去找地方挖坑焚烧掩埋，处理一次小一千块的经费就没了，还要耽误半天时间。

每次巡查，我都要整理记录写报告，最烦心的是整理那些屠夫、司机的口供录音，他们普通话很不标准，一个小时的录音我常常要整理四五个小时。真正让人寒心的是，这群人摆明了已经涉及刑事犯罪，镇政府的“食安办”完全无能为力，再怎么努力也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还这么折腾干什么？

光头自己也说了，这是他们的饭碗，如此成熟暴利的行业，他们不可能放弃的。光头曾放出话来，说想看看我们副镇长能在这里当多久——也不怪他嚣张，当时区“食安办”就是个空壳子，基层公安也根本不管食品安全案件。

后来，镇政府调整了领导分工，副镇长不再是我的主管领导，他还是叫我去夜巡，我的新主管领导知道了，坚决不同意，进行了严正交涉。副镇长说我是他带出来的兵，他才不管我的新领导怎么想的，但后面慢慢也不再叫我夜巡了。

又过了一阵，副镇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光头已经在我们镇销声匿迹了。我心里很失望，因为光头并没有被绳之以法。

不过全区的黑屠宰点确实都被肃清了，他们开始向周边街道和乡镇流窜，搞得邻镇对我们镇意见很大，有时候区里开会碰到邻镇的领导，他们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把私屠滥宰往他们辖区赶，要我们负责。

一次开会，和隔壁县的一个副镇长闲聊，他说起他们镇最近一年私屠滥宰泛滥，我跟他介绍了下我们当初夜巡的工作经验。

“你们这些经验复制不了啊，你们就植物园一块地方，而且后来都全部拆迁了，你就算不查，他们最后也没有容身之处。我们镇面积是你们的四倍，而且全是农村，想查都不知道从哪下手。更要命的是，那个领头的光头是个黑社会，听说这一行做了十来年了，我们搞不赢他啊！”那个副镇长满脸苦恼。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呆呆地愣在了那里。

编辑：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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