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好，我是不被您宠爱的大多数丨人间
王老师不知道，我不选择师范院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自己以后也成为像他一样迫于高考的压力而变得势利的老师。
配图 | 《你好，旧时光》剧照
2010年6月，我从武汉一所211大学毕业，找工作四处碰壁，好不容易留在一家公司实习。一天，手机铃声响起，打开一看，是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
“是小胡吧？我是高源。”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声传来。
“嗯。有事儿吗？”听到高中同学的声音，我莫名有些忐忑。
“老王在武汉，一起聚聚吧？”
四年过去了，听到高中班主任的名字，我还是心头一震。
在汉口一栋老公房的两居室里，我见到了王老师。天气闷热，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王老师的屋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旧的立式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我看见客厅的桌上零星摆放着一些高中数学辅导资料，一问才知，王老师已离开了他执教多年的绿叶中学，在武汉办起了高考数学辅导班。
这次的见面，只有王老师、高源和我三个人。王老师简单问了问我的境况，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刻意美化了下自己的处境。和我的平庸无奇不同，高源已经获得了赴美国硕博连读的全额奖学金。
“出国手续全部都办好了，说的是8月底过去。我对美国不熟，打算早点过去熟悉环境。能够在走之前见到您，特别开心。谢谢您高中时代对我的栽培和照顾，若没有您，就没有现在的我。”高源说着，音调越来越高，一脸激动。
“真好！不枉当年那么看好你。”王老师连连称好，眼睛里掩饰不住得意的光芒。
此时我更觉脸上无光，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眼见高源和王老师谈笑风生，我竟说不出一句话，便干脆坐在旁边倾听。只是我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摇摇欲坠，当年和我差不多的同学则越飞越高；为什么同是师生，我和王老师一句话也搭不上，而他们能侃侃而谈？
或许，我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命运，在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
绿叶中学的布局简单而紧凑，只有几栋孤单的教学楼、一座食堂、两栋宿舍和一个简陋的操场。几乎谈不上绿化率，几株万年青孤独地立在路边。这里的学生大多都以学习为第一要务，没有课余爱好，没有娱乐生活，莫说情窦初开，就连友情都是奢望。我们高三（5）班在班主任王老师的管教下，尤其清心寡欲。
“农村孩子想要有出路，只有勤奋学习这一条路。你们没有城里孩子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再不肯学，就只能一辈子窝在农村……”晨间早读上，王老师又开始了思想工作。此时，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晨光微露。
绿叶中学的高三学生早已形成军事化作息：6点半起床，在简陋的泥土地操场慢跑两圈，到食堂简单地吃完早餐，紧接着便小跑到教室，开始晨读。
“年纪轻轻的，不要走，要多跑，节约的时间用来学习，多好。”王老师带我们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身患高血压、颈椎病、咽喉炎，却向来精神抖擞，从来都不曾缺席我们班的晨读。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占用晨读时间做思想工作。但是，当他发现有人对学习心猿意马时，还是会打断大家，讲述那些我们听了无数遍的话语。
王老师是这所中学的明星教师，他所带的上一届学生，让他出尽了风头：一名学生考上了清华，破了这所学校的历史记录；还有一名学生考进了中科大，狠狠地甩了其他老师一大截；更令他脸上有光的是，他的儿子在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就读，也在前一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一个人的成功可能是偶然的，但连续几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王老师坚定地认为：他们的成功与他的教育方式有着重要关系，他的教育经验可以复制给每一个学生。渐渐地，那两名考上名校的学长成了顶在他头上的光环，也成了戴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
“你知道他们都是怎么考上名校的吗？他们吃饭的时候都在学习，晚上宿舍熄灯后还躲在被窝里看书！”那段时间，我按照王老师传授的技巧，每晚睡前把白天所学知识在脑袋里滚一遍，结果是越想脑袋越兴奋，知识回顾一遍后，压根儿就睡不着了。一个月下来，我已经轻度失眠，严重影响学习效率。不得已，我放弃了这个“妙方”。
王老师似乎有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经常对我们旁敲侧击说：“我见过的学生比你们见过的人都多。我只要看你们的眼神，就知道哪些人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哪些人纯当耳旁风，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他的每一次观察，都成为他日后选择“种子远手”的参考，回想起来，不听话的我怕是早已被他排除在外。
王老师强调苦学，“要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刚开始大家有些不习惯，后来，大家觉得连说话变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大家从不敢讲话，到慢慢地不想讲话，很多人同桌两年，除了不得不说的几句话，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我们不关心其他人，只操心自己的学习和谈不上生活的生活。我们甚至不太有情绪上的起伏，除了月考。绿叶中学每个月都有月考，月考后，学校会将所有学生的成绩排名。渐渐地，成绩靠前的总是靠前，成绩靠后的总是靠后，形成了类似于阶层固化的成绩固化。
考得不好的人常常会觉得沮丧，考得好的人也并不觉得轻松，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对手不仅有班上的同学，还有全国所有高三考生。一次考试结束后，我们会很快投入到下一次的考试备考中，而王老师则启动了他不为人知的计划。
离高考还有半年，一天下午放学后，王老师找了两男两女到他办公室开会，男生是高源和周顺，女生是肖茹和马果——他们都是班上的尖子生。
在那个以成绩划分群体的学生年代，老师找尖子生谈话，开小灶是常事儿，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便不以为意。
没想到，这一次并不只是沟通交流这么简单。王老师决定给他们换一个住宿环境：两个男生搬到他家住，两个女生去校外一栋民房住，房租和水电开销，都由他来支付。开完会的当天傍晚，那4个人便快速地搬出了集体宿舍。
后来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王老师头脑发热、一时决定的——我们刚到这个班的时候，他就开始物色尖子生了，他要在我们班，重走他把学生送进清华的老路。王老师并没有公开在班上说这件事，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又仿佛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儿。
作为一个五线小城的一所普通中学，绿叶中学的住宿环境的确不算好。一个班二十几个女生挤在一个十几平的宿舍，全是上下铺。洗澡和上厕所都得走到30米外的公用洗澡间和公共厕所。碰上高峰期，排队要花近半小时。每天晚上，学校会准时统一熄灯，如果还想学习，就必须打手电筒，缩在被窝里看书。
那天我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的时候，我的上铺和邻铺突然间空空如也。来不及说一句告别，肖茹和马果就走了。我一下觉得我和她们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她们是被老师选中的宠儿，是老师重点关注的好苗子，是考北大、清华的料。
而我呢？只是万千普通学子中的一个。
我匆匆洗漱完毕，钻进被窝，心里五味杂陈。这4个人，从集体宿舍搬进单间，学习环境想必一下子从地下升到了天上吧？论成绩，我偶尔会优于这4个人中的几个，为何我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就算要选，能不能光明正大地把标准亮出来给大家看看？为啥老师要这样把学生分三六九等，硬生生对我们判定命运，让我们难堪？这种行为本身是合理的吗？ 它对不受宠的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高三，我们被贴上“种子选手”或是“一般选手”的标签，真的好吗？
我越想越急，越想越气，把头捂在被子里，泪水不听使唤，落了下来，我不敢出声，怕同学们猜到我的小心思，只得一边哭一边用被子擦拭泪水，后来，被子和脸湿漉漉地连成一片。
肖茹和马果搬出去后，我和她们之间好像自动划了一条三八线，彼此之间几乎不怎么再说话了。我有时候会在放学后，偷偷看着她俩收拾东西，一边想象着她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房子，在灯光柔和的台灯下，静静地做题，一边从心里涌上一阵愤怒和委屈。
偶尔我也会期待着王老师可以把我叫出去，跟我聊聊，哪怕是一句也好，而他，终究没有叫过我一次。
我的一切心理活动无人知晓，也无人可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的理智告诉我：可以痛苦，但不能不努力，自己唯一能令他们另眼相看的事就是学习，我剩下的只有学习了。
我们那时一周休息一天，我放弃了那唯一一天的休息时间，也用来学习。
我们班素来不爱八卦，但他们几个搬出去住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一点波澜。
“听说上一届那两个考上名校的学长，也是住在他家。”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个同学低声说道。
“也可以理解，老王多骄傲一人，上一届出了个清华，这一届出两个才好。”另一个同学说道。
“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大家来学校，不管成绩如何，都应该是平等对待的。他这样，我觉得有点……”我正在发表意见，突然，对面的同学冲我眨了眨眼。我会意，忙捂住嘴。回头一看，只见肖茹和马果端着饭，正站在我身后。
我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尴尬地指了指旁边空着的两个座位：“你们要不要坐这里？”
“不用了，谢谢。”肖茹闷闷地说道。我们几个人没有再说话，默默地吃完了那顿饭。
我知道，她俩听到了我的话，也听懂了我的潜台词。好几次，我都想找她俩道歉，却又不知道从何开口。时间久了，便索性不去理会了。
直到一次月考，我的成绩超过了肖茹和马果。虽然在班级不算特别高，但我特别满足，好像自己成功地报复了班主任的偏心。
“明天去我们那里，帮我们讲解下题目，行么？”课间，肖茹走到我的座位旁，指着试卷上的题目说道。
“我现在就有时间啊！”我的心情格外地好，声音无比响亮。
“我等会儿有其他事情。”她的脸色露出一丝焦虑的神色，仿佛迫切地想和我说点什么。
“好，那明天去你们那儿吧。”见她如此，我也不再推托。
她们住的房子位于城中村，从学校到房子虽然不远，但是要绕好几个弯。
“你们住在外面，学习效率肯定提高不少吧？”我们几个走在路上，只听得到咚咚的脚步声，为了打破沉闷，我问道。
“哪有……我倒宁愿住宿舍。”肖茹说道。
“嗯？”我很诧异，嘴唇张了张，还是没说出来。
说话间，门“吱”地一声开了——她俩住的房子远没我想象的好：屋子还没有我们宿舍大，且有一部分被用来做了洗手间。屋里除了两张单人床，便只剩两套用来写字的桌椅。窗外是密密麻麻的房子，一层接着一层，住户晾晒的衣服五颜六色，迎风飘扬，望不到头。仔细想来，选在这里其实挺符合王老师的要求的，房子就是用来学习的，有单独的空间，不被其他人打扰，还有伴儿陪着就挺好，其他东西反而是累赘。
“你哪里不懂，我来教你吧。”我想起我来这里的缘由，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试卷，不想让她俩太尴尬。
“其实，我们压力挺大的。王老师让我们住在外面，无非是希望我们考上好大学。你们看着我们，觉得我们是幸运儿，可我们总觉得身上多了一道无形的枷锁。”肖茹说着，近乎要哭出来，一旁的马果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师信任你们，你们该觉得开心才是。至于成绩，尽力而为就好……”说着说着，我想起了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内心的波动与酸楚。她们有压力尚可以倾诉，我愤懑于老师的偏心、羡慕于她们的被认可却说不出口。集聚的情绪霎时间毫无防备地涌上心头，我不可抑制地哭了起来，泪水滑落到试卷上，模糊了字迹。
我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哭了几声，连忙用手臂拭去眼角的泪水。肖茹已经把纸巾递到了我的眼前，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竟也开始抽噎起来，而马果的脸色也有些异样。
“你们干嘛呢？我哭可不需要你们陪。”见她们这样，我收回去的泪水立马又出来了。
“哪有？自从搬出来住，就感觉欠老师的，心里总是挂着一笔账，便一个劲儿地学习，都忘了啥叫放松了。看见你哭，我实在忍不住……”肖茹一边哭一边说，一旁的马果轻轻地拥住她。
我第一次知道，哭也会传染，我们3个女生在那个小房子里，放声痛哭。哭声里，有我们的青春与无奈，有我们的宣泄与释放。
一场大哭之后，我和肖茹、马果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肖茹属于那种脾气温和、思想单纯的人，经过前期的惶恐、担忧与不知所措后，她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成绩稳中有升。而马果，性格内向，心态始终没调整好，整个人像一个紧绷的弹簧。自从搬出去住后，她的成绩反而不如从前，一直在下滑。在教室里，我们没再见过她的笑容，看见的只有厚重的镜框后面，她那双有些浑浊而迷茫的双眼。
高考当前，人人自危。没有人会去关心别的同学，我也只能是偶尔开导马果两句。
王老师对班里同学的“思想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少了。一来，离高考的时间不多了，多说无益；二来，“种子选手”已经选出，他思想工作的重点变成了那4个尖子生。他从来不会在班上说那4个人，只是偶尔找他们单独谈话。马果成绩下降的时候被约谈了好几次，后来见她成绩仍没起色，王老师也就不怎么找她了。人是他选的，他只有一口气相信到底。
相比肖茹和马果，高源和周顺倒适应得很快，情绪明显没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住在老师家是怎样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偶尔在下课后大家都奔向食堂的时候，会见到他们俩拿着饭盒朝王老师的家走去，听说，师母偶尔会给他们开开小灶，给他们补充点营养。
高源属于典型的“会玩又会学”的优等生，以前还多少有点爱小打小闹，自从去了王老师家住后，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对待学习的态度认真了不少。而周顺则一直是那种笔记做得一丝不苟、上课认真听讲的好孩子。之前他们俩就基本垄断着班级的前两名，住进王老师家之后，这个排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
每个高三班级教室的右边墙上，都会挂着高考倒计时的牌子。每过去一天，时间牌就会翻一页。对于他们4个人的搬走，大家似乎很快就习惯了，像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外面住似的，又好像老师出钱让他们住更好的房子，是老师的权利，与我们无关似的。
眼瞅着高考迫近，原本50人的高三（5）班，学生却越来越多，变成了将近70人——好多新来的，都是复读生或者转校生，直接坐到教室里的最后几排。到后来，我自己都说不上来我们班有多少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和相貌都丝毫没有印象。
一天，班上又来了一名男生，被安排到教室的中间位置。他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在全部都说方言的同学里，显得非常特别。每次他回答老师的提问，都是一本正经，字正腔圆，同学们常会憋不住，捂着嘴偷偷笑。他的脸上总会露出一股不易察觉的窘意，又很快收了回去。
我们对这个新同学充满了好奇，虽然王老师从来没有当着大家的面介绍他的情况，但是他的身份还是很快被揭开、不胫而走了：原来，他就是那个考上清华的学长，那个王老师口中“勤快”、“好学努力”的他，因为屡次挂科，被清华大学劝退了——他靠着勤学苦干考上了顶级学府，只是高中的压抑很快在大学变成了放纵，他引以为傲的高中学习模式无法适应在清华的学习，他拼尽全力，依旧抵不过别人的毫不费力，没能缔造传奇。
学长起初非常的羞涩，不怎么说话，倒是包括高源和周顺在内的几个同学和他走得近了些， 他们想向学长取取经，毕竟，学长即便被退学了，也是经历过高考，还考上过清华大学。而且，学长刚来不久，便参加了一场月考，成绩名列前茅。
“你挺厉害的，隔了一年多，还能把题做得这么溜。”安静的教室里，我们都听见高源对学长的佩服之言。
“毕竟是过来人，底子在那里，学习方法也蛮重要。再者，这一次就够丢人了，我不想再丢一次。”学长对自己的经历已经很坦然。
班上的种种反应，王老师都看在眼里。自从学长回来复读以后，王老师就不再讲述他从寒门迈入清华的事迹了，神采奕奕的脸被一种忧心忡忡所笼罩，似乎是怕学长被清华劝退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也有可能觉得自己整日挂在嘴边的标杆成了笑料，面子上挂不住，总之，他点名的时候，很少叫那个学长的名字。
“你们不要以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越是好学校的学生越是努力，只有差学校的学生整天放羊！”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话有所指。因为那几天，我们突然听到消息：那个曾经考上中科大的学长好像也被劝退了，回到了本地另一所高中复读。
无疑，这对王老师来说，是严重的打击，他恨铁不成钢——自己拼尽全力为他们铺好路，却换来这个结果。言语间，王老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有错的，他只是觉得学生“太不争气”。
高考的倒计时牌被一页页揭下，我们离那个看似终点又似起点的时间，越来越近。
整整高中三年，我们都在等待这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件事，这件事一天不完成，我们就一天无法放松，所以，我们充满期待又有些害怕：我们能考好吗？万一考不好怎么办？
临近高考那几天，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有的同学买了安神补脑液，让自己的心静一静；有的女生月经期正赶上高考那几天，果断去医院买了避孕药；还有的同学，爸妈到校外租了房子，每日送饭……同学们见了面，都不敢提“高考”这个词，因为一提这两个字，整个人都会紧绷，反倒是说些有的没的，来舒缓压力。
王老师也知道，最后几天了，临时抱佛脚意义不大，干脆不再给我们安排作业，只是让我们尽量放松。高考前一天下午，他一反常态，神秘兮兮地问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什么？”
被问得一脸懵的我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多数都闷声不响应，只有少数几个人说：“东风。”
这个回答似乎在王老师的意料之中，但是却不是正确答案。他淡淡地摇了摇头，依旧在讲台上等待着，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慈眉善目，像极了一名循循善诱的智者。当时的我们哪有心思来思考这种问题，更没有心情开玩笑。见状，他只得自己回答：“我觉得是‘万事俱备，只欠神明’。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向神明祈祷了。”
闻言，教室里发出一阵哄笑声，真诚而热烈。而王老师却不是开玩笑，他破天荒地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让大家去庙里祈祷。走出教室的时候，好多班级的学生在朝楼下抛洒纸片，纸片漫天飞舞，伴随着他们的吼叫声，像极了雪夜的呼啸山庄。
高考来了又走了，我们高三（5）班上终究没有再出一个上清华或者北大的学生。
复读学长和高源都去了华中科大，高源去美国读完硕士后放弃攻读博士，在那边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北京，成了一名互联网从业人员；马果最终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考得非常不理想，连二本的线都没到，选择复读，令人叹息；肖茹大学读的师范，后觉得自己不善于沟通，不适合当老师，愣是一路读到中科院的博士，现从事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
只有周顺差一点圆了王老师的“清华梦”。王老师曾建议他试试报考清华大学的国防生（当时国防生比一般专业的学生录取分数线要低），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周顺最终去了上海交大，选择了农学专业，毕业后在大城市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天天戏称自己为“农民”。后来，因为工作不太满意，他回到武汉，考取了公务员。
我的高考成绩高于肖茹和马果，低于周顺和高源，从武汉的大学毕业后，最终就职于一家大型企业，朝九晚五，过着平凡的日子。
那天在汉口的聚会结束后，我和高源一起走向公交车站。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当年住到王老师家，对他后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怎么都开不了口。或许，我还是介意的，不然，为何我问不出口呢？
多年以后，回忆起我的高中生活，它仿如一张白纸，而我觉得，“种子选手事件”就像白纸上一团污渍挥之不去，仿佛成了我后来自卑的根源。
这种自卑感从我的青春期一步步伴随我进入职场。工作中，我不太自信，也有些害怕领导，这种疏离与畏缩渐渐给人不太会处世的印象。当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升职加薪的时候，我还在原地踏步。无奈之下，我只好选了一个组织结构相对扁平化、对专业技能要求更高而对接工作相对较少的公司，工作与同事关系才逐渐有了起色。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自卑，并不能完全都怪罪给王老师，而自己高三时那种“争宠失宠”的心态也是不健康的。但每个人的人生路径都与各自的性格、际遇有着重要关联，而遇见王老师便是我的际遇之一。
我想，受他影响的绝不只是我，也不只是我提到的这几个人，还有剩下的未被他选择“磨尖”的那些同学——甚至包括他自己。因为带的学生成绩好，王老师在学校的老师里颇为傲气，人缘一直不太好，常常不去开学校的会议，跟校长吵架，这也是后来他离开学校来武汉办辅导班的原因。
犹记得当时我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在一所师范类学校和非师范类学校之间取舍不定。虽然王老师常常对家长们说：“女孩子读师范类挺好的。”可几经思量，我终究没有选择师范类专业。
王老师不知道，我不选择师范院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自己以后也成为像他一样迫于高考的压力而变得势利的老师——专业知识过硬，有很多证书；爱学生，可爱的只是那些成绩好的学生。
我那时很困惑，不知道要如何做一个好老师。如何当老师的知识我可以学，只是，我想：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阴影，我怕是难当好一个老师吧？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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