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高考落榜后的“私奔”丨人间
《八月照相馆》剧照
我站在他家破旧卫生间的水龙头下，冲洗着我16岁单薄的身体。这时，院子里突然传来桐老师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先是低低的，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争执。
2003年，研究生二年级，有一次看《洛丽塔》，当那个中年男子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同样温柔而悲情的眼神望着14岁的洛丽塔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不愿回忆的16岁，想起小县城里的桐老师，他的潦倒和软弱。
1
1995年7月，16岁的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
而那些和我一起热爱过琼瑶、三毛、古龙、金庸的女友们，都考上了二本院校。她们都比我聪明，应试复习与课外阅读两不误。有的去了杭州，有的去了成都，有的去了太原……只剩我一个人留在湖北的小县城。
父亲是教师，也是我们居住大院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颇为自负。显然，女儿的落榜让他觉得格外丢人现眼。
“想当年我参加高考，考的可是全县第二名，第二名啊！上北大清华都没问题，就是命不好，赶上文革打砸抢，政治成分不好，没上成重点大学。就指望你们替我挣一口气，结果就考这点分，真是没出息！”
“连老刘家丫头也考上了，还是西南财大，老刘摆了酒席要我们去吃酒，你说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人家问起来，丢不丢人？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被说得罪孽深重，但不想复读，虽然16岁的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可我实在不想再花一年时间淹没在那些题海里。
我的分数虽不高，但还是上了专科自费线的，交1000多元赞助费，可以去读市里的师专。于是，我央求父母也让我去读师专，但父亲不许：“市里一个小小的专科学校，读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好歹也要读个二本才有前途。”
也有些高考成绩比我更低的同学选择了另一条路：去上北京的职业大学。那时，职业大学还是个新鲜事物，也不需要任何赞助费，可选的专业也很多。
我想去，为此还专门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以后想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能否让我念一个职业大学的中文系，大学是不是名牌其实也并不重要。”此信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写作？没前途，要穷一辈子的，简直是痴人说梦！”
“你现在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复读，考二本以上的大学。考上了，我们把你当坐上宾，考不上，你在这个家将没有任何发言权！”
在厂里，父辈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晚上聚在露天大院，拿各家的儿女们评头论足，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很明显，你女儿没考上大学，还是智商比较低，你也别太指望……”隔壁一位阿姨当着我的面，毫不客气地对我母亲说，母亲脸色顿时灰暗下来。
于是，我连日常穿行在家属大院都恐惧了起来，总感觉大家在背后戳我脊梁骨。记忆中的那段日子，似乎除了羞辱，还是羞辱。
2
为了逃避那种极度压抑的气氛，我整天出去“流浪”，县城的江边、小丘、大街小巷，就是不想回家。
那天，我正在县城水果巷颠簸不平的砖瓦路上晃悠，突然听到有人叫我。转头一看，一个高高瘦瘦、头发油光水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在几米之外热情地冲我招手，是桐老师。
桐老师40岁左右，离了婚，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在县里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做美术宣传干事，也在县文化宫业余教画画。
我初中时曾在文化宫学过绘画，他算是我的老师之一。那时，桐老师鼓励我报美专，我很心动，但父亲不同意。
父亲是理科老师，在他看来，从事绘画写作之类的工作都是没前途的，数理化都不好的我硬着头皮继续读高中，绘画也就慢慢放弃了。
再次和桐老师见面，我其实很赧然，只想赶快离开。因为高考落榜，我并不想见到任何熟人。可桐老师很热情。
“你现在多大了？”
“16了。”我回答得心不在焉。
“16岁？真好！16岁可是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年纪啊！”他打量着我，说出这样一句恭维话。
我苦笑。
“怎么，好像有心事？你爸又骂你了？”
“嗯，高考没考好，尤其是数学和政治。”
“唉，我就觉得你不适合高考这种教育模式，人成材的道路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你几年前要去考美专学画画就好了，多有灵气的姑娘。”
听到这话，我简直是感恩戴德，这几乎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肯定，而且来自一个长辈，一个大人，一个老师。
“你别太难过，还是放松心情要紧。对了，你还想学画画吗？可以跟我学。”
“我……钱不够。”我羞愧地说，“我就20元钱，我爸不会出钱让我学的。”
“没关系，20就20。你来我家，我教你，好不好？”无处可去的我立刻答应了。
3
从那以后，我总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溜到桐老师的小屋子里学画画。小屋子陈旧简陋又寒碜。“难道搞艺术的人都很穷吗？”
“是的，很多艺术家一生都穷困潦倒，你听过这句话没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就是这样的人。可是，我单位里的人、我周围的人都没法理解我，这个小县城的人非常世故功利，他们觉得我太清高，太迂腐，是个怪人。”
的确，我当年在文化宫学画画时，就隐约听大人们说过，桐老师很穷，而且身上还有种孔乙己式的清高和理想主义。
后来每次上课，桐老师都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书法、讲艺术、讲文学，仿佛肩负着对一个年轻女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的使命。可惜，我所热爱的武侠小说他居然一本都没看过，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思想也并不深刻。
除了讲文学艺术之外，他还喜欢讲他的情感生活。
“我在省里一本文艺杂志上发过作品，还附了一则征婚广告，后来就很多女性给我写信。”他兴冲冲地拿出厚厚一摞盖着花花绿绿邮戳的信给我看。
“县里有个女人一直追求我，她离过婚，但很有钱，没有孩子，她想跟我结婚，还说我跟了她，一辈子吃喝不用愁。但我不愿意，感觉她思想谈吐太粗俗，两个人，如果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一样的精神追求，在一起过日子会很痛苦。你说对不对？”
我认真地点点头，模模糊糊想起我看过的所有小说，男女主人公不都是因为情深意笃、志同道合才结婚的吗？
他笑起来：“你虽然年纪小，但理解力很强。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没有爱情，婚姻就是坟墓。我前妻就没法理解我。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我才16岁，哪里理解什么爱情婚姻。我只觉得，小县城里的人没法理解他的寥落，我家人也没法理解我的处境。如此一来，我不免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哀感。
“可是，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可以辞掉工作，到省城或者外地去闯一闯啊。”我天真又热心地提议道。
“很难的，像我这样的年纪，不好找工作了。”他落寞地摇头。
“有什么难的？我要是男生，又像你长得这么高大，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逃得远远的。我只恨自己不是男孩子，不能闯荡江湖。”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傅红雪、小李飞刀、郭靖、杨过等各路侠客的身影，很是慷慨激昂。
“有志气！那——你想去哪里？”
“北京。我读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我太喜欢那篇课文了，这辈子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
“北京我倒是认识人，还是我的求婚对象呢。一个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女人，30岁左右，但没结过婚。”
“真的吗？大学女老师？”我半信半疑。
“当然是真的。”桐老师颇为骄傲，从一摞信里挑出十多封书信和照片，打开给我看，“我和她通信已经有一年多了，聊得还不错，文化修养还可以，我们甚至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你会和她结婚吗？”我望着照片上那张模模糊糊的艺术全身照，女子并不漂亮，但端庄贤淑。
“她信写得很热情，都把我当未婚夫了，但我还没决定好，她一直邀请我去北京。我也很想去看看她。说不定，我俩还可以一起结伴去北京。”
4
其实，我对他们的交往罗曼史毫无兴趣，真正提起我兴趣的是最后那句话：“说不定，我俩还可以一起结伴去北京。”
我天真地盘算了一下，按桐老师的说法，那个女子不仅知书达理，还乐于助人。那么，她看在未婚夫桐老师的份上，应该愿意帮我在北京找找学校，或者找找工作吧？
“桐老师，我们一起去一趟北京好不好？你去找你的未婚妻，我去找我的学校。北京有一两所职业大学在我们县城招过生，我想到北京亲自了解一下。”
“这个……可北京很远的。”
“所以，我才想请你陪我去。我没办法一个人去。我去年悄悄攒过零花钱，想离家出走，到了去武汉的汽车站，但他们不让我上车，说我太小，得有大人陪着。”我一个16岁的小姑娘，虽然有去大城市的决心，却没有这份力，但桐老师有啊。
“就算你找到北京的学校，你父母不让你读，学费怎么办？”
“我可以去北京打工，16岁以上就不算童工了。我可以半工半读，或者先打几年工再读书。反正无论怎样，我这次去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我坚决地说。
我是铁了心的。桐老师信里那位在北京教书的未婚妻，仿佛溺水之人的救命稻草，触发了我不顾一切离家出走的渴望。
● ● ●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我都会从家里溜出来，去桐老师家商量出逃计划。后来我重新回忆那段日子，才想起来，他那位似乎永远都在洗衣服的母亲，和那个似乎永远在跳橡皮筋的女儿，好像总是用一种飘忽的，带着敌意、不屑甚至惊恐的眼神，盯着我走进他家的院子。
即便是后来想起来，那种眼神仍旧让我难受，因为我除了希望让桐老师陪我出一趟远门，尽快逃离那个令我窒息的家以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我求他带我去北京，他却总是回避我的请求，继续坐在他的小屋里对我絮絮叨叨地谈美术、人生、爱情之类的大道理。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有点瞧不起他，觉得这个中年男人只是沉浸在自我营造的幻想世界里，那些所谓的人生大道理能解决我的痛苦处境吗？家人对我冷嘲热讽、极尽羞辱的时候，美术能帮我做什么？
5
终于，几天后，桐老师同意了。
“好吧，我也想出去闯一闯，我那个首师大的朋友应该能帮上忙。不过——”他羞愧地低下头，“我没什么积蓄，真要走，我没办法帮你出车费。”
为了证明他的清贫，他特意找出一张皱巴巴的存折带我去银行取钱，存折上显示他只有100元了。
“县城到武汉的车费是35元，但我们总得留一些吃早餐和做公交车的钱吧。”
“你没有同事朋友吗？你认识的人那么多，能帮我借点吗？我一定会还你的。”
“借钱？我不想跟他们有金钱上的往来，他们一直看不起我。”
我震惊于他的清贫，又不屑于他的清高——连帮我向朋友借钱也怕丢面子。反正我是不怕丢面子的，最后，我向自己经常光顾的一家冷饮店店主借了5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桐老师看着我借来的50元，颇为惊讶，但依然摇头：“50元还是不够啊，从武汉到北京，火车票得一两百元呢。”
“我有一个表姐在航空公司，表姐夫是处长，我们先到武汉，应该能让她帮忙买到北京的火车票，然后我再向她借点钱。到了北京，我们先去找你那位女友，我也可以向她打听北京的学校或者工作。”
6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家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当时家里人还在吵架。我天真地想，从今晚开始，炼狱就结束了。
到了桐老师家，他让我先洗个澡，然后坐夜班车出发——因为夜班车比白班车便宜。
于是，我站在他家破旧卫生间的水龙头下。这时，院子里突然传来桐老师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先是低低的，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争执。
我一边静静地听，一边哭了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桐老师的母亲眼中成了怎样的人。但想从高考落榜中逃离的愿望战胜了一切， 北京会是个自由光明的地方吗？这是我当时最强烈的念头。
洗完澡，回到桐老师的房间，我坐下来，开始对着镜子梳头。这时，他走过来，望了望镜中的我，突然说：“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还未等我转过头，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轻轻地吻了一下，还有他自以为幽默的声音：“小傻瓜，这就是我的礼物啊。”
我感到愤怒，还有屈辱。他以为他是谁？凭什么这样做？但我还是继续梳着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点一点颤抖。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高估自己了，过于相信一个大人不会打一个小孩的主意。我居然以为自己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地指挥他。但当时的我依然只是想，往后的路上我可得防着他点。
梳完头，他连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有点奇怪了。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那种眼神，不再是一个大人看小孩的眼神，而是一个男性看女性的眼神，连同他对我说过的那句：“16岁是最好的年纪，16岁的少女是最洁白的。”
7
很快，我们就出发去坐车了。夜班车很拥挤，我们到了之后已经没有空位了。
桐老师好不容易给我挤出一块地方让我躺下，他就在旁边蜷着身子蹲着，夜晚很冷，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我身上，还非常温柔地问了句：“冷不冷？不行我把背心也脱下来给你。”
我冷漠地摇摇头，但心里升起一种酸酸的想要哭鼻子的情愫。我很清楚自己永远不会爱上他，我那么年轻，而他如此衰老，这种情愫更像亲情——在那个16岁女孩逃离第一个父亲出走的夜晚，身旁温柔的40岁男人就像是第二个父亲，陪着她去远方。
于是，我很快原谅了他之前的非礼，并尝试说服自己，他之前的吻也应该是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就在他的温暖外套中睡去了。
● ● ●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武汉。
桐老师看到路边一个三轮车夫，就问到我表姐所在的街道要多少钱，车夫说“一元”。可那车夫绕了一圈后，把我们拉回离原地不远的几百米处，却索要十元。
“你刚才不是说一元吗？”
那车夫很轻蔑地笑了：“武汉人说的一元就是十元的意思。”
知道被骗了，桐老师很书生气地要和他理论。一堆不怀好意的车夫立即涌了过来围住我们。我赶紧塞了10元钱在车夫手里，迅速拉着他离开这是非之地。
那一瞬间，我沮丧之极，暗想，我怎么遇到了这样一个傻乎乎的男人？
当我看着他被一帮欺生的车夫骗了、还迂腐地跟他们据理力争的样子，当我看着他抱着那本破画夹在武汉街头张皇失措的样子，当我看着他畏畏缩缩地对我说“我钱用完了，不过我有熟人在武汉，可以向他们借”的样子，我更愤怒了。
我没有表姐的电话，也不知道表姐的名字，却通过反复的坐车和打听，奇迹般地找到了表姐的家。
看到我的那一刻，表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毕竟，离上一次她见到我，已经相隔了七八年。
我谎称父母已经同意让这位美术老师带我去北京。九十年代中期，我家没有电话，表姐也无法立刻联系到我父母。
桐老师还把自己的破画夹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给表姐看，说自己曾经获过什么什么奖。表姐夸赞了他，还答应帮我们买火车票。
可等到表姐夫一下班回来，两个人就立刻开始托北京的熟人查遍首都师范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名单，却没有打听出那位未婚妻。
那个漆黑的夜晚，表姐夫表情严峻，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北京的电话号码。而桐老师则表情尴尬地坐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嗫嚅着：“不应该啊，我和她还通过一年多的信呢。”
我知道，自己出走的梦想注定要破灭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桐老师找了个借口从表姐家溜了，我则被表姐遣送回了家。
“我在官场多少年，阅人无数，一看就知道这个男的是个骗子！”表姐夫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小姑娘家涉世太浅。差点被他拐卖了！”
“他不是骗子。他真的是教我美术的老师。”我始终相信，是那个北京的女老师欺骗了他。
8
整个家族都知道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父亲更是愤怒。私奔？这的确是比高考落榜更可怕的家门耻辱。
我说我是主动求他带我走的，父亲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平素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好女孩，怎么可能主动跟一个年龄可以当父亲的男人“私奔”呢？
父亲去找了桐老师，骂他道德败坏，逼他写保证书，还扬言要告发他诱拐少女。
但我心里一直觉得，不是他诱拐我，而是我在怂恿他。
出逃未遂后，我再也没去找过桐老师，倒不是怕父亲知道，实在是他对我已经毫无用途了。桐老师倒是去学校找过我几次，每次女友都窃窃地笑：“看，那个中年男人又来找你了。”
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极度的羞辱。
于是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说：“我现在很忙，要考大学呢。你不要再来了。”他看着我，讪讪地走了。
1997年7月，我考上了北京某重点大学，离开了家乡县城。
2000年1月，大学三年级，我寒假回家和父亲一起走亲戚。一个男人远远地擦肩而过，是桐老师。他还是那副落魄潦倒的书生样子，只不过背有些驼了，头发也开始花白，他真的老了。
这时，父亲突然转过头，若有所思地看我的眼睛问：“刚才是桐老师，你看见没有？”
“是吗？没有注意。”我答得斩钉截铁又云淡风轻。但其实，我只是依然耻于去面对自己不堪的往事。
● ● ●
2015年5月，我被一位老同学拉进高三同学的微信群。我突然发现，离高中毕业整整20年了。
想起当年细碎的友情，依旧那么温暖，但想起当年严酷的高考，还有离家出逃的抗争，却那么灰暗。这曾是自己一生中最伤痛和耻辱的故事。20年后，人到中年，连我的女儿也即将步入青春期，我才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坦然面对，更可以坦然分享，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年16岁的我真的成功逃到北京，又会怎样？
或许，根本找不到桐老师那个准未婚妻，也找不到学校和工作，最后身无分文，只能浪迹街头。又不肯回家后，遇到恶人了，被奸污、被拐卖山区都有可能。
至今，即使20多年过去了，少女离家出走的社会新闻也并不少见。我总还是觉得，她们曾经是我，我也曾是她们。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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