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出国打工梦，在爸爸身上碎了丨人间
爸爸一拍脑门，赶紧把门口的破旧被褥拿到屋里来，在最里面掏了好久，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万块钱：“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就这么些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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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刚上初中，我们村所在的山东西南部县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刮起了一阵“出国风”，县城街边的店面招牌，好多都换成了“出国劳务咨询”，传单铺天盖地。
村里最先响应的，是一些闲在家中的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隔段时间，就“消失”一两个。大人们都说，他们出国挣“老婆本”了。
“万紫千红一片绿”，这句话在我们那里，并非是形容花团锦簇，而是指讨媳妇的彩礼——1万张5元钞票和1千张100元钞票，放在堆成一片的绿色的50元钞票上面——这些钱，加起来有多少，没有人具体去算过，但没有这么多些钱，男孩子就娶不到媳妇，父母们就抱不到孙子，老人们就寝食难安。
然而，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去买一套房、一辆车，账户里再存上一笔“万紫千红”的彩礼呢？这就逼着很多人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快的挣钱方式，也就有了我们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通过中介去了外国打工。这个人回来时神气了不少，积攒了一部分压箱底的钱，解决了婚姻问题。
这让乡邻们都很眼红，大家都觉得出国打工就意味着有钱。当然，想有钱的并不只有那些适婚男青年。我妈的好朋友、她早年在县城打工时认识的宋姨，也是很早便加入出国打工的行列。
宋姨的第一个丈夫是得白血病去世的，治疗时每天都要输血，把家里耗到贫困潦倒，最终放弃治疗。宋姨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一个丈夫临死前那不甘的眼神，一直让她失眠。
后来宋姨在城里又找了一个丈夫，安了家。她带了两个孩子，怕丈夫一个人挣钱太委屈，自己就想着法子挣钱。就在2010年，她通过中介去日本打工两年，回来时带了有20多万，而且人也变得开朗洋气了好多。
从日本回来后，宋姨一心也想着让妈妈去日本打工，我在里屋听到她对妈妈说：“趁着婷婷还不算大，出去两年呗，比家里挣钱多了，还不累。”
我扔到手中的笔大喊：“我不让我妈妈去！我们老师说以前日本人特别坏，我们不做卖国贼！”
她们两个听过后哈哈大笑，尤其是宋姨的笑声格外刺耳。
此时，出国风在我们当地比两年前更盛。我们家底微薄，在不大的村子里算是中下游水平，但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听村里人说，一旦签了几年合同，真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这也是妈妈一直犹豫不定的原因。不过，被“衣锦还乡”的宋姨一劝，我妈便下定决心了。
在我家，我妈当家，她脾气倔，决定的事情谁都不敢说个“不”字。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隔日一大早，妈妈就和宋姨一起去了中介，回来后心情好像有些沮丧，我一问才知：出国劳务有年龄限制，18到35岁——当时妈妈已经38岁了。
我暗自欣喜，却听到宋姨小声给妈妈出主意：“我和那边那个经理的关系还算不错，要不然这样，你去借个年龄小的身份证，我帮你蒙混过关。”
妈妈一拍大腿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都说我和对门那家媳妇长得像，她今年32，我借她的就正好啊。”
对门婶婶家有四口人，听说她丈夫很能赚钱，还在市里已经买了房，一双儿女过得像公主少爷一样，只是偶尔回来住。村里人对身份证的重要性都没什么概念，我妈趁婶婶回来时，稍微一提，就借到了。身份证到手，我妈便在宋姨的指导下，进入出国打工的备战状态。
第一步，得先去泰安上封闭式培训班，学3个月日语。临走前，妈妈去学校看我，给我买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说到最后，我们两人都眼泪汪汪。妈妈从来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们3个月过，还抛下3岁大的弟弟。我想着周末回家看不到妈妈了，也顾不得面子，回到教室就大哭起来。
上培训班的妈妈也不好过，许久未学习的她，比起那些20多岁的小姑娘，记忆力不好，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只能打着手电学习到半夜。偶尔在电话里说起这些，加上惦念我和弟弟，妈妈的声音里就带着疲惫和哭腔。
3个月学习回来，妈妈的成绩勉强合格。接下来体检、填写资料、面试、交押金。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但就面试完的第三天，对门婶婶家出了事情——她丈夫因为偷盗，被判刑5年。这对于其他乡邻来说，只是八卦，而对我妈妈，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听到风声的中介，很快就来电话，让妈妈去现场确认消息。妈妈去了一天，回来后眼睛红红的，我不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听她给宋姨打电话，才了解了一些情况：中介说，不可能将一个劳改犯的妻子送到外国打工的，妈妈听闻后，一时嘴快，说她是借的身份证，这一说不要紧，成了欺骗了，两万押金都不给退了。
妈妈只好先回家给宋姨打电话，让她找找关系。宋姨在电话里埋怨妈妈不会办事：“去不了就去不了呗，回头我们再想办法，干啥把身份证的事说出来呢……”
妈妈苦恼地说：“培训也坚持下来了，这村里大家也都知道我要去出国打工了，这半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钱也花了不少，我当然不想就这样放弃啊。”
宋姨让妈妈等通知。这一夜妈妈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第二天，宋姨一早打来电话：“我好话都说尽了，人家说押金可以退，但是当时有3个人在对吧，你得给人家钱啊，一个人2000，再给经理2000，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这样可以退回1万2。”
妈妈认栽，也不能去怪谁。可她没有去成外国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小村子，妈妈交代我说：“谁要是问你我怎么没去外国打工，你就说姥爷病得厉害，妈妈抽不过身。”
小村子里的人，看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呦，你妈不去外国啦？你妈教给你说外国话了吗？”
我按着妈妈让我说的话，一遍遍地给看热闹的人解释情况。时间一长，倒是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可出国这件事，还是像藤蔓一样，在妈妈的心里越爬越深，伺机而动。
两年后，已经在出国劳务公司做中介的宋姨又找到我妈：“最近刚刚出来一个项目，对男的年龄要求低，不超过50岁就行，你问问老六（我爸）想去不？”
妈妈本来半仰在床上，听到这话猛地坐起，急忙问道：“是真的吗，宋姐？做什么工作啊？去哪个国家？不用问他同不同意，我让他去他还能敢不同意！”
“做建筑工人，你家老六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这多好的机会啊，一年20多万，签两年的合同……”
爸爸从18岁开始就是建筑工。在80年代，村里辍学的男孩子一般都去做建筑工，从小工做起，干了20多年，爸爸算得上是一个有经验的大工了。那时，爸爸在北京给一座房子打地基，工作刚刚稳定，妈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一直听她话的爸爸，就直接辞去了工作。回来后紧接着去咨询和报名，这次妈妈谁都没告诉，想着把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再说。
爸爸这次去的还是日本，不过不用培训。
体检的前一天晚上，村里有人邀爸爸去聚聚，想着体检没有特殊规定，爸爸就去了，喝了点酒，但没有喝多。结果，第二天爸爸的体检没通过，说是血压高。
妈妈觉得都是喝酒惹的祸，数落了爸爸两天。爸爸自己知道做了错事，那天晚上轻轻地问妈妈：“那我还去吗？我不能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啊。”
“去去去，你心里到底想不想去啊？故意喝酒是吧？血压这么高你能去哪，一天到晚就想喝点猫尿，让你不喝不喝，非得喝出事来……”
这两天妈妈重复的也一直都是这些话，爸爸不吭气，过了一会又探头问：“要不然再问问宋姐？”
妈妈白了一眼爸爸，边拨号边说：“天天麻烦人家，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喂？宋姐啊……哎呦，别提了，前天晚上喝了点酒，血压高得不行，你看看能不能补救补救啊？”
隔天，和宋姨通完电话，妈妈说：“宋姐说两个月后还有一次机会，但不是去日本。试试不？你这俩月就别出去了，就在我们镇上先找个活干着，还有这俩月别吃的太油腻。”爸爸急忙点头说好。
爸爸要去的国家叫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天气常年炎热，这次也不用培训。
宋姨说：“这次是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当老板，工资给的还多，3个月打一次钱，一次打5千美金，哎，婷婷算一算5千美金是多少啊？老板说了，那里的黑人都是给我们当小工呢……”
我拿手机查了查，5千美金相当于3万多人民币呢！我拿过去给妈妈看，妈妈露出一丝悦色。宋姨说：“以防万一，我和领导说好了，老六体检就不去了，不去也给你合格。”
妈妈给爸爸使了个眼色，爸爸谄媚地笑着：“麻烦宋姐了，今天带着孩子一起，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吃个饭。”
那时我已经上高一了，正在准备期末考试，也没有精力去关注爸爸即将去的这个国家。一个月后，爸爸收拾好东西走了，我在学校也没送他。后来听爸爸讲他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我不懂怎么看那个字母，都就坐人家的位置上了，还是一个姑娘领我找的地方……”
我脑中浮现出拎着大包小包的父亲拿着票找不到位置的样子，操着一嘴方言也不知怎样开口去问别人，异国他乡，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心酸得流下眼泪。
爸爸走时，拿的是我的键盘式手机，手机上的字母都被我磨没了。大约过了一个月后，爸爸才打电话来，由于我们离得太远，声音要两三秒之后才能听到，经常是我们这边还没说完，那边声音也开始响起，断断续续，还夹杂着噪音。话费也很贵，打了有两分钟就挂断了。
不过好歹我们知道爸爸稳定下来，也就放心了。
3个月后，爸爸发来信息，让妈妈办一张卡——老板要发工资了。工资很准时地打到了银行卡里，妈妈带着我去县里取钱，3万2千零20，妈妈拿了个袋子装着钱，一路上看谁都像贼。
回到家再去镇里，妈妈把钱存到家里常用的卡里，给爸爸回了个短信：钱已收到，一切安置妥当，你辛苦了。
妈妈很少对爸爸说“你辛苦了”这种话，这次收到这么多钱，也让妈妈感觉到了爸爸的重要和付出。
不过，这种愉悦的心情并未持续多久。
从一开始的一个月一个电话，到一个月一次短信，到后来的两个月一次电话或短信，到最后，我们和爸爸几乎要断了联系——关键是，钱也断了联系。
宋姨捎来话说：“那边穷乡僻壤的，信号差得很，老板说了，3个月打一次钱太麻烦了，那边查的也紧，以后半年打一次，少不了的。”
经过断断续续的联系得知，爸爸换了个新手机——老板把用过的旧手机给他了。我给他申请了一个QQ号，让他试试能不能和我们视频，结果手机没有前置摄像头。我就让他站在镜子前面，画面很模糊，网也很卡，我只看到了爸爸的光头和一身的泥土。
我鼻子一酸，胸口像是积压了一股气，一阵疼过一阵，忍不住说：“让爸去那么远干嘛啊？累死累活的，都成什么样子了。”
妈妈不喜欢我的抱怨：“你以为我想让他去？我们没钱啊，你知不知道你小时候我们家的土房子，一到下雨天都会哗哗漏雨的，翻盖了房子之后，我们连个家底都没有……”
我知道翻盖房子用钱，我知道我从小体弱多病用钱，我知道上学用钱。可是我心疼我爸。他才40来岁，脸上皱纹就一大堆，手掌上全是厚茧。他有一次像讲了个笑话似的对我说：“爸爸手上这个鸡眼还动手术了呢？我看着医生给我用刀子割下来的，打麻药了，不疼。”
爸爸和我们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最长的一次，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联系，钱也再没打来，老板让宋姨别急，宋姨让我们别急。
家里没有爸爸的日子很难过，特别是打理地里的庄稼。庄稼娇气得很，旱了要浇水，有时候刚浇过水又下大雨，要一点一点地排水。到了时节，还得收割麦子和玉米，这些都是大工程，是妈妈一个人扛下的。
有一次，掰了一天的玉米，妈妈刚到家准备洗澡，这时后街的一个大爷找上门来，说是妈妈掰错了玉米，掰走了他家的。妈妈特别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可玉米都掺在一起了，也不知道哪一些是他家的。大爷摆摆手说：“算了吧，唉，我家倒霉，就这一块地的玉米粒饱满。”
可大爷似乎还没说过瘾，第二天，村里人就都知道妈妈把老人家的好玉米掰走了。妈妈坐在沙发上喊：“明明是我们家的玉米好，我拔草，施肥，打药。他家可没我那么尽心尽力吧，怎么还埋怨起我了？”说着，妈妈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在外面剥着玉米，嗓子眼像卡了一块馒头，噎得我喘不动气。
十里八村都在说，爸爸去了外国挣大钱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弟弟偷偷对我说：“姐姐，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有人跳进咱家的院子了。”
“怎么回事？” 我的心咚地一声。
“还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堂屋门在里面杠上了，我们睡着觉就听见‘哐’一声，然后有人推我们家的门，还敲窗户，妈妈搂着我不让我说话。”
我想起这个场景就浑身战栗，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一开始埋怨妈妈不知道心疼爸爸，可妈妈也做了好多事情，也很辛苦。
高三那年，我成绩很差，总是静不下心去学习，我变得有些极端，动不动就发脾气。本来爸爸是要在我高考前一星期回来的，可眼见要到日子了，却连个信都没有。我经常在想：爸爸是不是变得像黑人一样黑了，是不是瘦骨嶙嶙？
宋姨曾信誓旦旦说，老板也是我们中国人，不会骗人。可这两年来就打了一次钱，现在连爸爸都杳无音讯了。
宋姨也开始有意躲避妈妈的电话。
两年的期限即将到来，爸爸终于发来了信息，大致上就是说：“老板拖欠着不给工资，我们罢工了，有的人受不了整天无所事事，就先回家了，不过我还得在这里等几天。”
妈妈唉声叹气，我知道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爸爸有很大可能被骗了，没有钱，两年的时间也打了水漂。
那几天爸爸的信息几乎是一天一条：
“今天老板娘也说了，老板正四处筹钱。”
“我们在这里磨菩提子呢，磨出了好多小葫芦，三天磨一个。我手巧着呢！”
“婷婷高考考试得咋样？我也没回去，爸爸给你加油！”
“老婆，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可能一共能带回1万块钱。”
“今天老李受不了这里了，回家了。我也想回家，看看孩子，看看你。”
“要是真不给钱，我们几个就半夜砸了老板的家。”
……
妈妈看着信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老是念叨着：“你爸这是被骗了啊，这老板不是中国人吗，怎么还骗我们这农民工呢？你爸可别做傻事，那老板认识的人多，在这穷乡僻壤的，人家找人捅了你，你都不知道去哪告状去。人家杀个人就像杀只小猫那么轻松。”
听爸爸说老李回来了，妈妈就要了老李媳妇的电话。过了几天，妈妈给老李媳妇打电话：“嫂子，听说你家哥回来了，给钱了吗？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那女人抽泣着向我妈诉苦：“一分钱都没有拿来，人变得黑瘦黑瘦的，这不刚一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的饭就开始上吐下泻的，人都脱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得住半个月的院。你说这是造了什么孽，他走这两年，不知道我们娘几个怎么熬过来的……”
妈妈听着她的话，也跟着簌簌地掉眼泪，两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握着手机哭个不停。
我把头压进臂弯里，高考考得不好，妈妈也没有时间顾着我，爸爸的事够她心烦了。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回不来了咋办？现在就只希望爸爸能平平安安地回来，有没有钱都不重要。
6月底，爸爸终于要回来了，这次是真真切切地回来了。那天我去姥姥家了，下午回来时爸爸已经在屋里了，我看了一眼门前的被褥，破旧得不成样子了，爸爸还给背回来了。村里的人都笑嘻嘻地对我说：“婷，回家看看去。你爸回来了，挣了一麻袋钱。”
我进了家门口，爸爸出堂屋门，我跑过去，一下子抱住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放声大哭的力气都没有，心像被石头一下下地撞击着。
我妈在旁边抿着嘴抹眼泪，爸爸轻拍我的肩膀：“好了妮，好了妮，进屋，进屋。”
爸爸的声音沙哑得像个老爷爷，我进屋端详着他：眼睛红肿，嘴唇干裂，皱纹像是刻在他脸上似的，怎么舒展都舒展不开。黑了瘦了是在意料之中的，衣服还是走时的那一身，本来是棕色的，都洗得发白了。
爸爸一拍脑门，赶紧把门口的破旧被褥拿到屋里来，在最里面掏了好久，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万块钱：“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就这么些钱了。”
还好爸爸没像老李那样一回来就生病，妈妈从一开始还是心疼，后来就变成数落了。妈妈给宋姨打电话，想告那家老板：“当我们是傻子啊，汇率低？婷婷说了，汇率再低一块美国钱还相当于六块多人民币呢！”
宋姨劝妈妈就这样算了吧，人家是老板，这官司打不赢的。
妈妈不甘心，问老李家，老李刚刚出院，不想再浪费钱打官司了，老李媳妇对妈妈说：“大妹子，我们就自认倒霉吧，人回来就好了，好不容易带回这1万还用来打官司啊。”
爸爸也劝妈妈：“就当这两年我啥也没干，我还年轻着呢，能再干个十年不成问题。”
妈妈骂爸爸没出息，自己吃了亏，连个屁都不敢放，突然，她把话题引给我：“婷，你怎么说？”
我想了想低下头嘟囔：“要不然就……算了吧！”
妈妈把水杯摔在地上：“一家子的窝囊蛋！”
一天我半夜起床去厕所，经过院子，发现有火光一闪一闪的，我吓了一跳，走近才发现是爸爸坐在石阶上抽烟，我说：“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在这干啥？”
爸爸的脸黝黑，灰沉沉的月光也照不清他的表情，他吐了一口烟问我：“妮，你觉得爸爸没出息吗？”
烟头忽明忽暗，我竟然看到父亲的脸上挂着眼泪，我说：“没有，回来就好。”
我跑着回了屋，我怕多待一秒钟就会陪着他一起掉眼泪。
妈妈好面子，不能让外人知道爸爸没挣着钱就回来了，她让爸爸摆了一场酒席，又给爸爸添置了几件新衣服，打扮得干干净净，叮嘱我说：“都别说漏了嘴，让人家以为咱有钱是好事，以后你弟弟也好娶媳妇。”
摆酒席那天，村里人都惊动了，我们家族大，爸爸订了4桌500元一桌的饭菜，买了几箱子好酒，穿得板板正正，笑得彬彬有礼，满屋子都是羡慕和谄笑的声音。我和妈妈坐在这边的桌子上，看着爸爸不停地敬酒喝酒。
席间，有女人扯着尖厉的嗓子问：“说实话，这次老六带回来多少钱？”
妈妈“谦虚”地说：“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不过也对得起我家老六在外面受的苦。”
“还不肯说呢，几十万总是有的吧。”
要不是爸爸拿着酒杯的手一直在颤抖，要不是妈妈不肯正视大家的目光，连我都差点相信我家是真的发了大财。
那天的饭从中午吃到晚上，男人们酒后的喊叫和女人们三五成群的窃窃私语让我感到疲倦，满屋的酒味和烟味使我一阵恶心。我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一场盛大的闹剧，我们家正是那场闹剧的主人。
人都散了，爸爸倒头就睡了，我和妈妈收拾着残羹剩饭，妈妈一会揉揉眼睛，一会吸吸鼻子，我问她怎么了，我妈面露苦相：“这次吃饭花了不少钱。”
如果一个谎言定了型，那就没有了改正的可能。爸爸出国打工这事在我们家是条伤疤，可在外人看来是个天大的馅饼，他们一心想看看里面的馅料有多少，不停地提起这事，父母一遍遍地扮演着有钱人的角色，这虚拟的钱虽不算多，但也足够有面子。
爸爸送给我一串手链，有20个菩提子磨成的小珠子，每一个都是正圆正圆的，中间穿了孔——这是他在罢工的一个多月磨出来的，我不知他在磨菩提子时会想些什么。
有好多人都问我爸“外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爸爸没有经历过稀奇的事，也没有去过那边的城市，只能反反复复地讲那边的黑人有多黑，都不穿鞋，天气有多热之类的话，把自己手机里的那几张黑人小孩子合影的照片给人家看。两年来，他经历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我高考成绩不好，去了一个海滨城市，爸爸又和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只不过黑皮肤像是印在了他脸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很黑。我每次看到他，就能想起他受了两年的苦，虽然他从来不说，却时刻地鞭打着我的心。
家里生活也步入了正轨，妈妈不再想出国的事，和宋姨也断了联系。妈妈想了好久说：“你宋姨那人，也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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