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火车司机的自述：撞人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宿命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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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火车司机的自述：撞人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宿命丨人间

From 以梦喂马人间theLivings 2019-04-05

我就听到火车头的左侧下方发出了一声闷响，声音不大，就像是拿着木棍子打在了厚厚的被子上。但这足以让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配图 | 关斌斌

夜色中，伴随着车轮和铁轨摩擦发出的节奏声，一列火车带着十几节列车厢，宛如一条巨蛇，在大地上快速穿行。

我坐在火车头驾驶室的副驾驶位子上，身旁还有一个人，比我年长些，样貌有些模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有些疲惫，后来越来越困，渐渐合上了双眼。

突然，身边那个人大声喊我：“注意前方！注意前方！鸣笛！”

我猛地睁开双眼，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人影正站在铁轨中间。我快速拉下喇叭杆，高亢的笛声瞬间划破夜空。

但那个人影并没有离去，仍呆呆地站在铁轨中间。列车也并没有减速，反而越来越快，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

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细的汗水，呼吸急促，心跳很快。我看了一眼手机，凌晨5点。

我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蒙蒙亮光，爬下床，摸索着穿上了拖鞋，来到厨房，倒了满满一杯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然后回到客厅，瘫坐在沙发上，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脑海里还在回荡着刚才那幅挥之不去的画面。

没想到只隔了3个月，我又一次做了这样的梦。

上一次被惊醒，是因为梦见我开的火车停不下来，撞向了前方的一列货车；上上一次，是前方的信号灯明明是红灯，而我的火车却刹车失灵。

是的，每次都是刹车失灵，无论前方是什么东西，火车都停不下来。真该死！

除了这样偶尔的噩梦，我平时几乎没有回顾过之前在铁路上工作的日子。不开火车后，我做过很多其他工作，每次和新同事聚会聊天，大家都会互相问起以前是做什么的。轮到我时，我就会回答说，我以前是一名铁路工人，开火车的。

听到这个答案，新同事们总会纷纷瞪大了眼睛，说完全想不到——毕竟，我后来的工作和开火车八竿子打不着。

紧接着，问题接踵而来，无非就是：开火车好玩吗？累不累？火车头里是什么样啊？火车和汽车哪个更好驾驶？开火车挣得多吗？

也有人会幽幽地问：“你们开火车的时候撞没撞死过人啊？”

不知不觉，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说起过这事了，就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做过火车司机一样。

初中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前往几百公里外的邻省省会，就读于一所铁路机械学校。

去之前，父母问我：“儿子，你愿不愿意去开火车啊？去外地上几年学？”

那时我还不到16岁，根本没有认真想过未来的人生规划，又正处于叛逆期，一心想离开家去外地过集体生活，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是个还算有点名气的职业中专，专门为铁路系统培养和输送人才。我学的是电力机车乘务员专业（简称电乘）。当时学校还包分配，毕业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铁路机务段工作，我的父母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上学加实习，3年很快就过去了。1999年，顺利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某铁路分局的一个机务段工作，职务是电力机车副司机。我的父母也终于松了口气。

进单位后，经过短期的培训和学习，我正式上车当“学员”了。所谓学员，就是火车头上打杂的伙计，除了干一些打下手的活，就是跟着副司机学习工作流程。就如同厨师带徒弟一样，想学炒菜，先去练切墩儿。

我们开的是韶山8型电力机车，简称“韶八”，也有人会用谐音叫它“扫把”，负责京广线客运列车的机务工作。火车头两端各有一个驾驶室，车上除了“大车”（正司机）和“伙计”（副司机），再加一个学员，一共有3个人。

第一次跟着老司机师傅们出勤，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也心有余悸。

正司机是一位50来岁、头发白了一多半的老师傅，姓孙；副司机是一个是20多岁，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姓朱。这两位我都要喊“师傅”，而他们互称“师傅”和“伙计”。

那天，在机务大厅里抄写完命令，接着是签报单、领钥匙，再跟两位师傅一起来到停满火车头的车库里找到当班的机车。

虽然之前早参观过火车头，也在学校模拟驾驶过，但第一次真正上车，还是让我兴奋万分。

我们3人来到一台印有“55”的机车旁边，朱师傅顺着梯子先爬上去，用钥匙打开了驾驶室的门。驾驶室里面很宽敞，巨大明亮的挡风玻璃，操作台上一排琴键般的按钮，圆形的提速手柄，主副两个制动器，还有一个电脑屏幕和电台等设备。

操作台前，一左一右各有一个皮座椅，中间靠后有个小凳子，我想：这就是我的工位了吧。

朱师傅在运记（机车运行记录器，相当于火车上的黑匣子）上输入好工号、车次等信息后，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手拿着本子、一手拿着粉笔，在驾驶室顶部的一个小黑板上抄写命令：“XX公里到XX公里处施工，限速60KM；XX公里到XX公里，限速80KM”。

抄完后，他对我说：“你以后就跟着我，我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干了什么你都要记住，这将来都是你的活儿——另外，安全第一。”

我捣蒜般地“嗯嗯”点着头。接着，朱师傅进到机车内部的机械间检查，我跟在他后面。

基础检查做完后，我们师徒3人都回到驾驶室。孙师傅将一把钥匙插进操作台，对着窗外喊了一句：“升弓！”朱师傅也将脑袋伸出窗外，跟着喊道：“55号升弓咯！”

3秒钟后，头顶上方传来“滋啦”一声响——那是机车上方的受电弓与接触网挨上的声音，有2万5千伏电压。随后，朱师傅按下按钮，合上了主断路器，机械间里瞬间响起了“嗡嗡”的声音。

通上电了，这台韶八苏醒了。

接着，两个师傅按照标准程序做了电气试验，以保证车辆没有问题。做完后，朱师傅对我说：“你下去打一桶水上来。”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凳子旁边放有一个大塑料桶，大概可以装20升水。当我艰难地把灌满水的大塑料桶举过肩膀往火车头上递的时候，腰上的皮带都崩开了。

前方信号灯的白灯亮起了（出入库时，白灯行蓝灯停），孙师傅坐正身子，转动手柄，朱师傅和我起立看向前方，车头缓缓移动了起来。

火车头出库后，一路跟着信号灯的指示，走到专门的车道后，停车、断电、降弓、摘钥匙，我们通过机车内部的走廊来到另一头的驾驶室，等待列车进站。

这次我们负责拉的是一趟从北京始发过来的特快列车，还有10分钟就要进站了。

没一会儿，一列火车由远及近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待列车停稳后，对方的副司机下车摘下了自己的车头，随后车头慢慢驶离线路，只留下铁轨上的车体。

接着，我们的车头向前靠近，距离车体大约还有5米时，朱师傅下车，站在站台上拿着红绿两个小旗子指挥孙师傅挂车作业，随着“咣当”的一声，车头和车厢连接了起来。接着，朱师傅检查了下车钩的连接情况，确认安全销栓插好，又将位于车头与车厢底部的两根制动风管连接在一起，挂车完成。

上车后，孙师傅用电台和车长（位于列车尾部的运转车长）确认尾部风压，做制动试验，然后确认车体数量、载重等信息。

这时，站台前方的绿灯亮起了，我们3人一同来到驾驶室，将脑袋伸了出来。

只见前方几十米处，一个车站值班员手拿绿色小旗抡圆了膀子在空中画圈，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人偶。我跟着两位师傅一起大喊：“发车信号！一圈！两圈！三圈！发车好了！”

朱师傅拉响了汽笛，高亢悠长的声音响彻在空中。孙师傅提起手柄，车头拉着身后十几节车厢，徐徐前进。随着车轮经过站内错综复杂的道岔，我们的火车终于出站了。

两旁一排排的房屋树木不断向后移动，速度越来越快，没几分钟，车速就超过了120公里。

视野开阔了起来。天气不错，明朗通透，肉眼就可以看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伴随着列车节奏鲜明的“咔哒”声，铁轨两边的电线杆从我眼前划过，空旷的田野，暖暖的阳光，远处的白云，以及大地上不断变化的景物，这种美妙都是坐在车厢里的乘客完全无法体会的。

孙师傅的心情也不错，一边驾驶一边哼起了小调，并不时用电台和车站调度员通话：“客车XX次，XX站1道通过，司机明白！”

朱师傅告诉我，虽然是副司机，但跑车可不是傻坐着，要做到立体观察：前方哪些东西，仪表和屏幕上显示的数据，运器的提醒，前方信号灯的变化，线路上有无异物，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去走廊巡视一下机械室，尤其要注意提前多少公里提醒正司机即将到达限速的地点，等等。

我们拉的是特快客运列车，在没有动车的年代，这个已经是最快的火车了，但绝不能超过规定的140公里每小时——只要一超速，列车就会自动“放风”，然后自动停车。而只要车一停下，就算一次行车事故，造成后续列车晚点不说，甚至还可能导致脱轨，回去后，司机就有好果子吃了。

所以，每当车速达到135公里时，“伙计”就要提醒“大车”注意速度。而遇到弯道、上下坡，司机都要利用加速手柄和闸把子来控制车速，以确保顺利通过。这些经验和技巧，老司机基本上都可以做到。

一路上，孙师傅给我们讲了很多过去他当徒弟的时候发生的事。

“以前我还开过蒸汽机车呢！那时候的‘伙计’，说白了就是个锅炉工，上班就是烧锅炉，累得要死！尤其是上坡的时候，得玩命往炉子里面填煤才行，不然火车就停下来了。一趟车下来，整个人浑身黢黑，吃饭拿着白馒头，一抓就是5个黑手指印。后来又上的柴油机车，条件好了不少，但也脏，跑一趟下来衣服上都是油。”

“现在你们这些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电车跑着多舒服啊，车上还有空调，夏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就这，还有的‘伙计’不愿意跑车呢！嫌这个嫌那个，‘师傅’骂两句还不愿意了，这要搁以前，一个不注意，师父一嘴巴子就扇过来了！”

朱师傅听着，就在一旁跟着笑。

在过去，很多人都没上过专业学校，不是托关系就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啥也不懂，就靠师父手把手教。要是不听话、不机灵、不会来事，那没人愿意教你，你也就一直学不会，就吃不上这碗饭了。所以，过去的“师父”比现在的“师傅”更有威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不知不觉，就已经跑了一半的路程了，我看了一眼手表，还有两个多小时就要到达我们任务区段的终点站郑州了。

前方绿黄灯亮了（停车的信号依次为：绿黄灯—黄灯—双黄灯—红灯），列车即将在前方XX站“待避”（停靠车站，避让后面更快的列车）。

而后面发生的一幕，让我原本已经放松下来的心情，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

列车驶入一个四线城市的车站内停靠下来，我们按照规定，下车检查“走行部（轮对、轴箱油润装置、侧架、摇枕和弹簧减振装置等）”。

我在站台上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身体，毕竟已经坐了近4个小时了，尤其是我，坐的还是个硬板凳，屁股都麻了。

没一会儿，邻道上的一列车高速通过站内，绝尘而去。

绿色信号灯亮起，车长给了发车信号，车站值班员抡起胳膊挥舞绿色小旗：“一圈！两圈！三圈！”我们的列车再次启动了。

不到1分钟，车速就提到了45公里/时——站内最高限速。站台前方是一个弯道，过了弯道，司机就准备提速了。可刚转过了弯道，我就看到前方大概100米处的轨道中间站着一个人，是一个老汉，正背着个筐子弯腰在捡什么东西。

就在我心下一惊的同时，眼疾手快的朱师傅已经开始鸣笛了，他的右手不断地拉着笛把，一长一短的鸣声响起，提醒前方行人注意避让。可那个老汉却没有任何反应，依然自顾自地低头捡东西。孙师傅一看不对，果断把加速手柄归零，同时将另一只手放在了闸把子上。

朱师傅开始将笛声拉成快速而短暂的节奏，并不断闪烁大灯，我也不自觉地站了起来。但前面那个老汉依然没有反应！我X！还有几十米就要撞上了！

我整个人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脸颊发麻，肛门都缩紧了，大脑一片空白。我不想看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不敢想，但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越睁越大，嘴里下意识发出“赶紧走啊”的轻呼。

而我们眼前的老汉却像是遁入无人之境一般，只顾埋头捡东西，对几十米开外的庞然大物浑然不觉。

完了！这个人要完了，他马上就要死了！当时我的心里已经下了判断。

大概距离他还有不到20米的时候，如同神迹一般，老汉终于抬起了头。他看到列车驶来，急忙抬腿迈了出去，就在他后一条腿离开铁道的同时，列车擦着他呼啸而过。

孙师傅立刻把头伸出窗外，回望后方，大骂了一句：“X你妈！不想活了？！”

我长吐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发现就这么一瞬间，自己的双腿竟然都有些软了，心脏咚咚跳个不停。这时，我才感觉到车速越来越慢，十几秒钟后竟然停了下来——原来，孙师傅刚才已经将闸把推到了紧急制动位。

虽然我们的车速并不快，但毕竟十几节车厢加上车头，载重将近300吨，根本不是说停就能停的。即便是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列车也要滑行几百米才能完全停下来。在看到那个老汉没有任何反应时，孙师傅很快就做出了判断，果断将列车紧急制动。也正是因为这下，老汉才有了一线生机，如果当时再晚几秒刹车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孙师傅拿起电台向车长汇报了情况，朱师傅用本子记下了时间和公里地点，边写嘴里边嘀咕：“唉，回去又得写报告了。”

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安全问题，也没有死人，但毕竟属于“非常停车”，造成了晚点，所以算是一次普通的行车事故，回去要写一份详细的停车报告。

“估计是捡煤球捡得入神了吧？”朱师傅合上本子说道。

“他妈的，真是捡了一条命，到鬼门关的门口晃了一圈。”孙师傅撂下电台，重新做起风压试验。没一会儿，列车再次启动。

而我，从这里到终点站，吓得一直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列车到达郑州站后，我和朱师傅下车摘风管、摘车钩，让车头和车体分离。随后，按照信号灯的指示一路入库。检查、擦车、交班。干完所有的活后，已经是晚上8点了。

走到郑州铁路公寓时早已饥肠辘辘，我们仨直奔食堂。过了8点，食堂里很多饭菜都没了，只剩下一些小吃，我点了一碗煮方便面，加了两个荷包蛋，一个素鸡，又要了一碗酥肉。那顿饭吃得贼香，也是为了给自己压压惊。

铁路公寓里面住的全是跑车的“大车”和“伙计”。有娱乐室，可以看电视，下棋，打牌，好赌的就在房间里扎金花，有贪杯的就溜出去找地儿喝酒，只要不影响第二天跑车就行。本来按照规定，开车前12小时内禁止饮酒，但总有人会违反。还有个别的司机师傅，会去外面的保健按摩店消遣一下。

一间屋子里有3张床，一个“班儿”的住一个屋，环境和普通招待所差不多。要是碰到爱打呼噜的可就受罪了，根本睡不好，第二天在车上直犯困。我后来跑车时曾经遇到过一个司机师傅，呼噜声山呼海啸，不比火车的声音小多少。

火车司机们见了面，一般都打招呼：“哪个来的啊？”或者“走哪个啊？”这是师傅们特有的一种问候方式，被问的人经常懵B得直挠头：“哪个来着？我操，想不起来了。”这时对方会拍拍他的肩膀说：“算了，别想了。”

公寓附近有一个“滋补烩面馆”，我们经常光顾，菜便宜又好：凉菜3元一盘，涮牛肚10元一大把，烩面6元一碗。一顿饭下来也就10块钱。每次来都会遇到很多同事，尤其是碰到同一期的同学，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吃，胡侃一通。

慢慢的，我也和几个师傅熟悉了起来。

有个陈师傅和我挺聊得来，性格爱好也相投，后来我们只要在外面遇到了就会凑到一起吃饭。他比我大几岁，微胖，留着一撮小胡子，说起话来声音不大，总是慢条斯理的。

记得有一次，我俩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他：“陈师傅，你开车撞过人没？”

他刚夹起一口菜准备往嘴里塞，听到这个问题，又放下筷子：“咋突然问这个啊？”

“不瞒你说，我刚跑第一趟车就差点撞死一个，幸亏大车提前‘撂非常（紧急制动）’了，就他妈差一秒。”

他笑了一下：“这很正常，早晚都会遇到的，只不过你赶巧，头一趟就碰上了。”说完，他把那口菜夹进了嘴里。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有没有……”

陈师傅喝了一口啤酒，不慌不忙地说：“这还用问嘛，当然有了。我毕竟比你早入段5年，怎么会没撞过？”

我又追问：“几个啊？”

他闭上眼稍微想了一下，然后伸出了一只手，5个指头都张开在我面前。

“5个？！”我有些惊讶，嘴巴都张大了。

之前，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比我早上班3年的朱师傅，他说“一次也没遇到过”，我还以为撞人应该是很偶然的事件。可是陈师傅5年竟然撞了5个人！这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

“干我们这行，不可能不遇到这样的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只是大家觉得晦气，一般不愿意聊罢了。”陈师傅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又笑了起来。

“能说说吗？就算给我打预防针吧，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已经完全放下了筷子，两眼直直地盯着他，准备洗耳恭听。

陈师傅看看我的表情，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陈师傅在饭桌上，给我简单讲了一下他遇到的那5次撞人事故，并且告诉我遇到了之后应该怎么处理。但我能感觉到，他不愿意讲太多的细节，毕竟我们正在吃饭。

他说，最难忘的一次事故，是在站台上发生的：“那个年轻人死得实在是太可惜了，只是弯腰捡东西时脑袋向前探出了站台边沿，正好我们列车进站，就那么轻轻地蹭了一下，人就没了。”

“那时候很多道口都无人看管，防护网也有缺口。大多情况都是路人抢道、遛弯儿的、喝醉的、捡煤块的，也有自杀的，总之各种情况都有。”

说完，他安慰我道：“即使遇到了也别慌，反正司机和副司机都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过，虽然不用负责任，但无论谁，第一次遇到要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心里都腻歪。”

“那你这是算多还是算少啊？”我问他。

“不能算多，也不能算少吧，跑车5年，平均每年1个。你知道队里有个田师傅吗，大家送他外号‘杀手’——他已经撞死22个了。”

“真的假的？！”我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没错，他有一趟车，遇到一群在线路上施工的农民工打群架，打急眼了，谁也没顾着火车来了，看到时撂闸也没用了，结果一下就撞死了7个人……”

“我X……”我小声惊叹一句，觉得嗓子有点干，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可乐。

陈师傅继续说：“还有个很邪门的事，前一阵，XX段的姜师傅不是刚撞死一个嘛，你知道撞的是谁吗？”

我摇摇头。他看了一眼旁边，然后降低了声音说：“就是咱们队的赵新元他爹！”

“啊？！怎么会这么巧？”我几乎快惊叫出来。

“赵新元他爹那天正好去县城买东西，过道口的时候好像是在低头想事，没注意到过来的火车，就这么寸，一下被撞死了，出事的那趟车就是姜师傅开的。”

“那以后俩人还咋见面啊？”

“唉，这也没办法啊，就是命，赶上了。后来俩人见面都不说话了，听说姜师傅私底下给了赵新元点儿钱，毕竟都是干这行的，明白理儿，也不能责怪谁。”

陈师傅又夹了口菜，接着说：“你知道不，一个火车司机跑一辈子车，平均得撞死20个人。”

我再次吃了一惊：“这个数字咋来的？”

“我自己估算的，也没有严格考证过。你就算吧：一个月10趟车，一年就是120趟，也就是来回最少拉240趟。一年这么多趟，总会遇到一两次吧？假如一辈子跑30年车，就算其中有10年你都没遇到过，那还剩的20年呢？所以差不多就这个数。”

“也就是说，队里的每个司机都遇到过这种事？”

“不敢说所有人，但起码有一多半吧，如果跑车超过10年还没遇到的，几乎没有。”

我脑中浮现出公寓里那些谈笑风生的师傅们，他们看上去是那么普通，但其实……想到这儿，我的心情复杂起来。

陈师傅看我皱起眉头不说话了，又补充说：“不过你不必太担心，以后这种事情肯定会越来越少的，将来很多道口都会修地道桥，线路两侧也会修防护网。”说完他又喝了一口啤酒，撸下一串牛肚。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希望自己以后千万不要遇到这种事。

当了3个月学员后，副司机的那套工作我已经基本门儿清了，经过笔试、检车、实作等一系列考核，我顺利拿到了“副司机驾驶证”。

每个班组都有固定搭档的师傅和伙计，我最初的固定搭档是李师傅。他只比我大4岁，人很瘦，性格有些腼腆，看上去像个在校大学生，刚“单独”（从副司机考上司机）一年。

我们年龄差距小，有很多共同话题，所以和他跑车的日子相对来说都很轻松。虽然工作量没有变少，但起码路上可以聊得尽兴一些——毕竟跑车枯燥，不聊天的话很容易犯困。

随着跑车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了。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火车司机的工作就是个熟练工而已，但如果遇到非正常的情况，那就要经验和业务知识的积累了。比如，跑着跑着机车突然没动力了，或者主断路器合不上了，眼看车速越来越低，这时候“大车”是不能离开驾驶位的，主要就靠“伙计”去找故障原因，而且必须要赶在车停下来之前把故障排除掉。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诊断、排除故障的过程非常刺激，否则，车一停就算是“机破（指机车在出库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机械或电气故障而被迫停车的一种非人为的事故）”，那就需要叫救援了，列车就晚点得更没谱了。

跑车的几年里，我只遇到过一次机破，所幸那次确实是个无法排除的故障，我们不用担责任。

有段日子，我的生活就是跑车、休息、跑车、休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虽然每次退勤时会觉得有些疲惫，但下班后到单位的澡堂子里泡个热水澡，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骑着自行车听着收音机回家，那心情绝对是很惬意的。

我逐渐适应了这样风平浪静的生活，完全忘记了陈师傅曾经给我讲的撞人事故，忘了这种事随时可能都会突然出现，直到我和李师傅又遇到了险情。

一次，我俩正在跑车，老远就看到有两个小孩子在前方线路上玩耍，周围没有大人看管。我很早就开始鸣笛，但小孩子根本没有安全意识，还是只顾着玩。

李师傅提前撂了非常，铁轨上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车速瞬间降了下来，但巨大的惯性依然推着列车向前移动，距离两个孩子越来越近，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和出第一趟车相似的紧张感瞬间袭来。

要知道，即使火车的时速只有20公里，也是可以撞死人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变快了好几倍，我在心里默念着：“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啊！”

我们的火车停下来时，距离那两个孩子只有10米左右。那两个小孩，目测也就三五岁，要是没有及时刹车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李师傅没有破口大骂，而是打开窗户，对那两个小孩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呢？赶紧回家吧，在这里玩太危险了，会被打屁股的，快走！”

两个孩子这才从铁道上下来，一路笑着跑掉了。

李师傅用电台汇报了情况。我记下了时间和地点，退勤时写了一份停车报告。

还有一次更加惊心动魄：我在驾驶室里老远就看到了远处一个火车道口，有一个少年推着一辆二八大杠在路基上站着，他明明已经看到我们的火车过来了，却不想在路边等着，竟打算抬着车子先过铁道。我鸣笛示意，但少年依然不慌不慢。

我本来也判断他一定能先过去的，因为距离还很远。但事情就是那么寸，就在他要跨过第二条铁轨的时候，自行车倒了，脚蹬子卡在了铁轨和路基的夹缝里。少年开始慌了，使劲地拖拽自行车，但却是越拽卡得越紧，脚蹬子就是拔不出来。

这突发的一幕我们谁都没有料到，火车距离少年已经很近了。李师傅立刻减速，但我知道，以当时的制动距离，即使撂了非常，也会撞上，除非少年立刻出来。

少年依然在用全身的力气去拖拽那辆自行车，已经不到100米了，我甚至可以看清楚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和快哭了的表情。

马上就要撞上了，我从驾驶室里几乎已经看不到少年的身影了，紧接着，“咣”的一声巨响。我闭上了眼睛。李师傅急忙从他那一侧的窗户向后方看了一眼，接着用左手把闸把从靠近紧急制动的位置又拉了回来。

“撞上人了吗？”我问。

“没有，小孩坐地上哭呢，自行车给撞烂了。”李师傅吐了一口气，将车速慢慢提了上去。

在最后一刻，少年终于放弃了他那辆该死的二八自行车，窜了出去。

跑了一年多的车，几乎每隔一阵都会遇到这样的险情，我们一共“救”了几个人，早就记不清了。好在，每次都是虚惊一场。

工作上的劳累我基本都慢慢适应了，但却一直没办法适应那种看见火车要撞上人的“千钧一发”的感觉。我的心里慢慢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压力，甚至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纠结：我既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遇到撞人，但又莫名地期待着这件事情能够早点发生。好像只要发生过一次，我就会适应了，压力也会随之消失。这种心理让我一度很焦虑，甚至有时候会失眠。

这种心情我从来没敢和别人说起过，只是自己在手腕上戴了一个红绳作为平安符。每次出车前，心里都会默默祈祷一下。

但就像陈师傅说的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该来的总会来的。

那一次是从郑州回来的路上。天气不是很好，乌云密布，瞭望条件也较差，铁轨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我和一个临时搭班的师傅驾驶着一趟普快列车，在上行线路上行驶。

没一会儿，下起了小雨。我把雨刷器打开。

中午1点多钟，前方就要通过XX站了，师傅拿起电台和调度员联系：“客车XXXX次2道通过，司机明白！”

我们刚过了分相“禁止双弓”的牌子（电气化铁路旁的警示牌），师傅断电后又重新合上主断路器，我则按规定起立后又坐了下来——一切一如往常，平淡无奇。

就在这时，师傅看着前方突然喊了起来：“喂！喂！”

我也同步看到前方50米处的路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正打着一把伞横穿铁道，而雨伞遮住了他的视线，他显然没有看到正在驶来的火车。

我急忙鸣笛，但车速实在太快了，距离也太近了，车头瞬间就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

他的身体似乎瞬间僵住了，前后摆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犹豫是要退下来还是赶紧跑过去。大概不到半秒钟，他的身体依然留在路基上，但头部已经越过了左侧的铁轨。

接着，我听到车头的左侧下方发出了一声闷响，声音不大，像是拿着木棍子打在了厚厚的被子上的样子，但这足以让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几乎是这声闷响的同时，师傅撂了非常，列车在湿滑的铁轨上滑行，轮子和闸瓦擦出了火花，发出刺耳的尖叫。

几十秒后，列车停了下来。师傅一边骂着“我X”，一边拿起电台向车站汇报，同时用手比划，示意我赶紧下车去看看——普快列车遇到路外事故时，副司机一定要下车检查，确认线路和机车没有安全隐患后才可以继续前进，司机照例不能离开驾驶室；而如果是特快列车撞上东西时，司机只要判定撞击对行车没有造成危险，可以不用停车，只需用电台汇报给车站即可。

我没顾得上披戴任何雨具就下了车，冒着细雨沿着车厢向后方跑去。我一边跑一边盯着前方的路基和列车的底部，以确定尸体的位置，不能让他留在线路上影响行车安全。

跑着跑着，我喘了起来。湿冷的空气进入肺部，又从嘴里不断地冒出来，一团一团白色的哈气向身后飘去。心脏和肺都变得很难受，冷汗也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汗水和雨水流进了我的眼睛，遮住了视线。我用袖子胡乱地擦了一把，继续跑着——我必须要找到尸体才行。

那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害怕这回事了。一口气跑了几百米，一直到了最后一节车厢，也没有看到尸体的影子。

运转车长从车门处探出了脑袋，对我说：“撞上人了？”

“是，但没有看到尸体。”

“没找到就算了，向车站汇报了吧？让他们派人来处理吧！”

“我再到后面看看。”说完，我继续往列车后方跑去，我觉得应该不远了。

因为是下雨天，轨道湿滑，列车的制动距离要比平时长一些。又跑了大概100多米，我看到前方的路基上有一把小花伞，伞后几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个人。我屏住呼吸，慢慢走了过去。

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她静静地躺在路基的石子堆上面，嘴里倒着气，眼睛微张着。雨水将她身上的血冲刷下来，流向四处，又很快渗入地下。她的脑袋被掀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鲜血正不断地往外冒。

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在原地足足愣了10秒钟，也许更久一些。

我鼓足勇气又靠近了一些，在距离她一米左右的地方，喊道：“喂！嘿！你听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