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钱发通稿久了，我真当自己是记者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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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钱发通稿久了，我真当自己是记者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Original: 伊人人间theLivings 2019-05-13

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别做多余的事。

配图 |《假装热情》剧照

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6

2016年4月份，我从北京“逃”回老家——老公创业失败，负债太多，经济压力大；女儿刚6个月大，一直交由爸妈照顾，我不忍让她那么小就成为留守儿童。我有些认命地想，凭我们的能力，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有车有房，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老家谋求发展。

回到老家后，爸妈整天在我耳边唠叨：“还是待在北京有面子，之前谁问我闺女在哪里，我说的时候都特别自豪。”我听着心中烦乱，索性跑去市里找找工作。

在投了几份简历后，就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让我第二天“去站里面试”。那个报社的总部在北京，各省都设立有记者站，我要去的就是他们设在本地的记者站。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商业街旁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小区管理严格，到处都是监控和正在巡逻的保安。站在单元门口，我打通了预留的电话，开门的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说明来意后，他开了门，带我上了32楼。

我缩头缩脑地走进屋子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书报架上的一排报纸，墙上挂着几块匾，其中一块写着“某某报社记者站”。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女孩正坐在电脑桌前，看到我，也只是瞟了一眼，然后继续工作着。

我被开门的人领到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瘦瘦的、大概40多岁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打电话，我只好先在一个沙发上坐下，静静地等他接完。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男子的电话终于收线。他说他就是站长，对我倒是开门见山：“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编辑过养生类的书籍，也接触过中医，写过一些相关的稿子。”

“那好，说多了没用，不管你是骡子是马，先试用3个月，这期间你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工资好谈。不过，目前你的工资只能按实习生的算，但如果后期做得好，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这个行业嘛，有些薪水是不固定的，出去采访、参加会议的‘差旅费’是你们自己的。这几年，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冲击得厉害，我们的效益也不是很好。”

“那实习期的工资是多少？”

“我说过了，这个不好说。比如，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管饭的，这饭也是钱，如果中午出去吃，一顿下来也要12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嘛，也是好几百，但是我们这里，饭的事你不用担心，有人管呢。”

“那会上保险吗？”我小声问道。

“我们这边是站点，没有资格给你们上保险（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托辞），但会有一定的补贴，比如第一个月200元，第二个月300，不过最高只能到达500元。”

紧接着，他的手机又响了，半小时后电话挂断，才言归正传。但对于工资，他依旧避而不谈。可如果工资不谈清楚，我怎么工作？于是，我还是红着脸，鼓足勇气再次追问实习工资有多少，声音小到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站长干咳几声，然后也压低了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道：“1000元——当然，这只是基本工资，我刚刚说了，你们参加会议都会有一定的‘差旅费’，加上饭补，一个月3000元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可以，明天就来上班，不可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提高工资，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水平如何。”

我没指望这份工作工资能有多高，却想不到是这么低。据我所知，2016年，我们市里的新闻行业的实习工资应该在每月2000到3000元左右，正职的工资最低每月也有6000元。

我说先回去考虑一下，晚上再答复。

从那个记者站出来后，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如果真要在这里工作，别说孩子的奶粉钱，估计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可我又喜欢写作，希望能在这个行业有所成就。

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爸爸一听说是报社，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直说让我接受这份工作，“工资多少都无所谓，权当锻炼，稳定下来后，工资一定不是问题”。他说他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如果我缺钱，就跟他们说，孩子的费用他们也会帮忙的。

当天晚上，父亲就让哥哥给我打了2000元生活费，要我在附近租个房子，安心在报社待着，不要考虑钱的事。看着微信上的数字，我暗暗下了决定，立马打通那位领导的电话，答应了他的条件，说明天就去上班。

第二天上午，我就算记者站里的员工了。一个女孩告诉我，这个记者站除了站长，还有两个主任，一个姓杨，一个姓谢，“两人水火不容”。

上午工作的时候，站里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些人，有的直接找领导，有的来了以后就在我们旁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些无关紧要的话，有的来了就在大厅的阳台上背着手走来走去。

中午饭点一到，其中一个来客说要请客。几个知道情况的同事就跟着站长出去了，我刚来不知道，领导不发话，我就呆坐着，直到我旁边的小女孩起身，戳了我一下，悄悄说道：“走了，吃饭。一般有人请吃饭，站长不好意思叫我们，我们自己跟着就行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时领导们还在等电梯，站长见我们跟上来了，才放松地咳嗽了几声。

等到第三天，中饭饭点过去很久了，也没见有领导张罗要吃饭，这时隔壁的张姐过来问：“你们都不去吃饭吗？”旁边的那个小女孩说：“一会儿再去。”

我有些纳闷，不是说管饭吗，怎么饭点过了领导们都还坐在办公室？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百思不得其解跟着张姐进了电梯，后来坐在小餐馆里吃饭时才从她口中得知，我们领导所谓的“管饭”，就是有人来站里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蹭一点，如果没人请，就自掏腰包。

张姐问我领导给我开了多少工资，我老老实实报了数，她笑着说：“我跟你不在同一个报纸的站点，不知道你们领导为啥才给这么点，这点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或许还能应付着过，但你有家庭，就不要死待着了，站长是永远不缺实习生的。”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都凉了——可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又能做什么呢？

有天下午，回到办公室里没事干，我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那个杨主任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明天高级人民法院开座谈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会议的场面。”

想着明天要去开会，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收拾，换上最得体的服装和运动鞋——我明白，记者这个身份不能花哨，朴素大方就好。

我按时到了记者站，没想到一直等到10点钟，杨主任才慢悠悠地来了。

“杨主任，不去参加会议了吗？”看他一进门，我赶紧问道。

“慌什么，下午1点半才开。”杨主任是80后，比我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是在体制内待得时间久了，还是面对新人喜欢装领导，总是一副“我是老人”的样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12点，杨主任发话：“走吧，去那边吃饭，吃完等着开会。”我烦躁不安的心终于得到了解脱，迅速收拾起背包，大气不敢喘地跟着他出发了。

杨主任随手招来一辆出租车，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杨主任指着大门对我说：“这就是高法了。好好干，以后我会经常带你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也长长见识。”

我只能“嗯嗯”着，杨主任说时间还多，在附近找点吃的，然后“找个图书馆眯一会儿，就到点了”。

我俩在附近的美食街吃了午饭，然后杨主任领着我进了图书馆，告诉我说“这家图书馆我经常来”。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随手拿了一本柴静的《看见》。他看见我拿了这本书，立马问道：“这本书你没有看过吗？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我只能讪讪地说我读的书不多。

时间很快过去，1点多我们来到会议现场，杨主任走在前面，替我签完到后，随手拿了两个红包，放进自己的口袋，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入座。

会议很快开始，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报告，我听得哈欠连天。等到提问环节，杨主任提醒我：“你不懂就不要瞎提问，不要来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哈，这里不欢迎。你来是代表报社的形象的，你乱提问，我们是要被批的，明白了吗？”

我连连点头。

两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杨主任在路上给我解释道：“那些提问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你拿了别人的差旅费，没有被安排的话就要闭嘴。”

“那为什么问题都设置好了，被问的领导怎么还结结巴巴说不上来啊？”

“关你鸟事，回去写好你的稿子就行！”

“按照现场看到的来写吗？”

“我怕你是找死哦——人家有通稿，按照通稿来写，不要瞎写！”杨主任压低声音，耳根鼓鼓的，有些发红，估计是被我气的。

一回到站里，我就收到了杨主任发来的通稿：“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传到网站上之前先提交给我看一看。”

我自作聪明，想着既然去了，就该写一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没有按照通稿来写。结果稿子交给杨主任后，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你这个死脑筋，这样能在报社行业发展下去吗？人家要你写一遍，还给你差旅费干什么？你这样写，无疑是要把我们站长推向深渊！我让你把那个改一点点就行，你全改了干嘛？”

我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但还是反驳道：“那我们去开会，只是去拿差旅费吗？发出来的稿子都一样，还用我们干嘛？”

杨主任再一次骂我“不灵活”，说以后不会带我去“跑会”了。

之后的半个月里，杨主任果然没有再让我去参加任何会议，每天只让我负责上传稿件。代替我去“跑会”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她每次出去“跑会”都喜滋滋的，一个月下来，竟拿到了2000元的差旅费，生活过得比我滋润多了。

我问她写稿子的事，她说：“嗨，有什么好写的，不都是抄吗？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勤快一点的，就稍微改一下，还用得着写？”

她的话让我想起新闻队伍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发外稿，五流记者写本报。

我大概就是其中所说的“三流记者”。

有一天，记者站的另一位领导谢主任出差回来，带回了很多资料，让我写“深度报道”。我说我没有现场采访，怎么写？他说：“资料都有了，你好好看，试着去写就行。”

稿子攒好后，我发给他看，他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地说：“嘿，不错，有点意思，你这标题也取得相当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谢主任的鼓励，我不再缩头缩尾，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歌颂缉毒警察的深度报道。第二天一上班，谢主任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小陈啊，你写的那篇文章被北京总部选中，上报纸啦。上网站容易，上报纸可不容易。哈哈，恭喜恭喜！”

原本我以为这篇文章会让我在领导眼中从此有了一定的地位，应该可以轮到我去“跑会”了，这样就能拿到些“差旅费”——工资已经拖了半个月没发了——但那之后，我工作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管是谁发给谢主任什么稿件，不管写得好坏，他都要让我先读一遍，然后把标题改了。

谢主任说，我做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但他不知道，我还是想写署我自己名字的稿件。

考虑到自己拖家带口，不能只靠梦想来支撑生活了，谢主任似乎也感觉到了我萌生退意，便在一天上午主动提出让我跟他去一趟法学会。

当天下午，谢主任就带我去了法学会见了会长。他跟会长商量，一周让我在报社工作3天，在法学会工作2天。说可以让我在负责给报社撰写、修改稿件的同时，还负责起法学会的网站更新，并要求法学会那边给我开2000元的工资，报社则给我1000元。

可法学会学长根本不会上谢主任的套，直接说除非我在法学会全职工作，才愿意出2000元。或许是为了缓和关系，他又补了句：“最近我准备招几个实习生，小谢啊，如果你真的缺人手，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去报社那边工作——这些实习生都不要钱的。”

谢主任一听到这话，激动得拉着会长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从法学会的办公楼出来后，谢主任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已经尽力了，如今报社资金确实困难，出不起高工资……”

我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在这个记者站里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全靠信用卡和父亲转来的钱过活。听完谢主任的话，我已经没有理由再支撑下去了，便递交辞职信。之后我又向谢主任催了几次，他才用微信转账把我那两个月的工资给结了。

后来在街上偶遇了张姐一次，她说，在我辞职后几天，那个“跑会”的小女孩也被站长辞退了，杨主任还说，她要想拿到工资，就把之前几个月拿到的差旅费全交出来。最后，小女孩对他们说要去劳动仲裁，他们才答应给结算工资。

我和小女孩走后的第三天，记者站里就来了两个实习生，听说，他们一分钱工资也没有。

离开这家报社的记者站后，老公也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市里找了工作，我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妇。

两年后，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我又应聘进了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站，工资比上次多了一倍，2000元。其实我并不想去，可是老家这里不像北京，有那么多的出版传媒广告公司，有的只是这些记者站；何况，在家待了两年，也没有别的工作经验，我也没什么选择的资本。

不过，这家报社的性质是市场化媒体，和上一家隶属于体制内的报社完全不同。我想，这里的领导应该也和之前的不一样吧。

第一天上班，报社的主任就分配我次日到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去参加一个“敬老爱老”的文艺演出活动。

第二天一早，当地权威媒体和好多家记者站的记者，一共十几个，准时聚在一个大饭店的门口等车。我们个个背着大背包，穿着运动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群大学生。

上了小巴，路途遥远。半路经过一个收费站后，领队让大家下车活动一下，需要上厕所的旁边就有厕所。休息几分钟后，我们返回车里，他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一人一瓶。

我们又开始赶路。开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被拉到一家农家乐的门口，大家显得十分困倦，一个个哈欠连天。一下车，我们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员工毕恭毕敬引到备好饭菜的餐桌前。席间，接待的人一直在说“你们辛苦了”、“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之类的客套话。

用餐完毕，我们被带进旁边的村里，水泥路上布满了泥土，有些地方还有水坑，村口处有4个穿着八路军服饰的工作人员等着，再往前走，就是村委会了。

村委会坐落在一个大院里，3层的小楼，四周的围墙上画满了宣传画，画上写着什么“常回家看看”、“常给爸妈通电话”、“回家帮忙做家务”等等。大院里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舞台下面是一排排已经摆好的座椅，整整齐齐。1楼的屋子里有好几个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年轻小姑娘，据说她们是村委会专门花钱请来的舞蹈演员。

门口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不到半个小时，大院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听说来了不少记者，个个都热情高涨，其中还有不少赞助的商家。

文艺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些小姑娘的民族舞蹈，获得了村民们一阵阵掌声。文艺演出的最后，是提供赞助的商家给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送红包”，每个红包里有300元。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便由子孙儿女背着来到现场。老人们一个个闭目养神，仿佛现场的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倒是他们的子女看到有记者拍照，都纷纷抢着扶正老人的帽子、拉着毯子盖住老人的腿，生怕记者看不到他们对老人的孝心。

当商家的工作人员来到老人面前送红包时，若看着记者没有跟上拍照，便迟迟不给，任老人们伸着的手一直悬在半空，当记者的镜头对准他们后，他们又一下子变得亲切无比，俯下身子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合影，把脸特意贴紧老人的脸，老人露出了不习惯的表情。有的工作人员不放心，还特意跑来跟我套近乎，加微信，要我回社里后把照片发给他。

活动结束后，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老人，七八十岁左右，衣着破烂，旁边也没人陪着，便走过去跟他们聊天：“爷爷奶奶，这样的活动，你们觉得好不好，要不要以后经常办？”

“办哪样哦，不过是村里搞的形式罢了。之前从没办过，这次说是有商家给发红包，但是我们也没有见到啊。”一位老人不屑地说。

“我们家是贫苦户，好几年都说我有低保，可到现在我也没有领到那个钱。记者同志，你帮我问问，我怎么才能拿到我的低保啊……”一位眼睛不好的老人拉着我的手说。

我跟老人们正聊得火热，那个负责组织的领队走了过来，说要准备送我们返回市里了，赶紧去那边集合。

“可我还需要采访一些素材……”刚刚在现场，看到那么多老人，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是形式，但确实给老人们带来一定的欢乐，我已经有了一些写稿的思路，想说给他听。

领队不耐烦地打断我：“你需要的稿件我们全都有，不需要你费劲，回去你们发通稿就行，不要乱写。”

返程的路上，一车人昏昏欲睡。我刚要睡着，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我打开微信，是个600元的红包。我傻里傻气地给发红包那人发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大概明白了我是个“新人”，回了3个字：“辛苦费。”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是不是也收到了红包，他说没收到。刚说完，领队就在车厢里发话：“没有我微信的加一下。”一会儿，我旁边的男孩也收到了相同数额的红包。

我们15个记者，包车、吃喝、红包，算下来花销应该不少，想想举办活动的人也真算是下了血本了。我想起在之前那个报社时，杨主任说过一句：“如今国家管得严了，只敢收200到1000元不等的红包，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可都是2000元上下，有的甚至高达上万。”

就在大家点着手机收红包的时候，领队又发话了：“各位记者，今天辛苦了，让你们跑一趟，回去呢，还要辛苦老师们，通稿已经发了，麻烦标题改一下，不要一样。谢谢，谢谢了。”说完，向我们一顿作揖。

“没事，放心，我们会把事办好的。”十几个记者异口同声。

回去后不到3个小时，这次活动的稿件就在各大网站上铺天盖地了。

我的文章是最后一个发出的。也许是我的文笔不好，也许是我不懂行规，也许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又在通稿的基础上改了一通。

可想而知，我又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你看看你，你改的这是什么啊？人家是通稿，通稿不明白吗？！不明白你去各大网站搜一下，现在这篇文章所有人都发了，就你还没发表，你是想气死我啊？！”领导气得脸红筋涨。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椅上。打开他们发来的通稿，改了一下标题，一键发送，谁都满意。

隔了一天，主任就又要我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在市里，定在早上8点半。没想到他8点就到场了，打电话催我：“你太没时间观念了，怎么这个点还不来？以后要提前安排好！”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地道歉。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我8点一刻赶到会议现场时，其他记者也才陆续到达。我去签到，被告知我们参会的牌子已经被主任领走了——在那样的会议场所，签到就会领红包，而且那天参会的都是市里有头衔的领导班子，红包数额会很大。

焦灼间，收到主任发来的短信：“我已经帮你签到了，参会牌也领了。我回去取下相机。”

看来我的红包，主任也已经领走了。

没有参会牌子，主任又不在，我无法进入会场，找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让我进入会场。

等我进入会场后，主任也回来了，他将十多斤重的相机递给我，指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说：“呐，就那个人，看到没有，他的照片一定要多拍。还有上台讲话的领导，也要多拍。”

到了提问环节，身边一个穿着职业服装的大姐拿着纸条，俯身在我耳边说：“我想请你帮个忙，一会儿等到XX领导上台时，麻烦你按照这上面的问题提问。”大姐解释说，本应该坐在我旁边位置上的某某电视台记者一直不见人，她便想请我替这家电视台提问。那天一共来了十多家媒体，活动举办方也设置了同等数量的问题，缺一不可。

我说要先请示领导，不敢做主。领导同意后，我捏着手中的问题，拿着话筒，提出了我记者生涯中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

那天会议还没结束，各大媒体的通稿已经全网都是了。

就这样，那一个星期我们参加了好几场活动，如果红包不被领导拿走，我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虽然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但人们对媒体的崇拜和信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在媒体行业，在报社工作，说话办事都方便。甚至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信赖手中这子虚乌有的权利，以为有一天它能为我解决很多问题。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出了意外，这才明白这种头脑中想象的特权不过是一把握不住的细沙。

一个周末，怀着身孕的我带女儿去游乐场玩，因为游乐场的设施管理不完善，我被两个开着电车的孩子撞倒，一下就被撞成了先兆性流产。

由于我要住院，游乐场说只有我拿出工作证明才肯赔偿误工费。当我向报社说明情况后，主任却以我出事时不在工作期间为由，不愿意出具证明。没有工作证明，我的误工费就拿不到。最后，我几乎是哀求着主任，他才答应了，但开具的证明上写的单位并不是报社，而是一家传媒公司。可在前面扯皮时，游乐场一方知道我是在报社工作，这份证明他们是不会认的。

我只好找到报社的另一个负责人，他说怕我的事会影响到报社，不能开。我想不出来，是我被人撞，怎么出个证明就能让报社惹祸上身？

家人朋友知道后，问我：“你不是在报社吗？不如写篇文章报道一下。”

他并不知道，这报道并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时工，一拿不出资金，二没有权力。报社连工作证明都不给我开，还能让我写报道？

既然自家报社不行，我想起之前听说的一家“专门为穷人说话办事”的媒体，便联系到河北的一个朋友，想试试。朋友得知后告诉我：“之前我买房，因为迟迟拿不到房产证，我老公就找了你说的那家媒体，记者拿了钱，回去准备报道，结果商家也找到了媒体，又拿了红包，如此一来，这事就一直搁浅了。我老公还在政府上班呢，不也一样？唉，没用的。”

——拿商家钱财，替商家办事，这不就是现在自己做的事情么？我又想起之前的报社迟迟不肯给我上保险的事，寒心之余，对自己的行为和遭遇感到可笑又可悲。

最后，我老公跟游乐场一直交涉，但游乐场也只赔偿了医疗费。

我还在住院时，报社的领导就天天催，说现在需要人，我这样也没法工作，要我交钥匙。我明白报社的意思，想着只要孩子好好的，也不愿去纠结，便辞职了。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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