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认罪的惯偷，只有16岁丨人间

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总是有社会和家庭原因，孩子刚出生时是一张白纸，后来走上犯罪道路，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责任。我们办理案件中的未成年嫌疑人，家庭大多存在问题。或单亲或父母离异都不管，或过于溺爱纵容。

配图 |《无法辩护》剧照

坐在庭前的王昌胜头皮铮亮，调查进行得波澜不惊，十几天未见，我觉得他比第一次见面更胖了。

担任审判长的宋强脾气很好，几个月前，他刚从刑事审判庭调到未成年法庭时，同事们一致认为这次调动十分合理——大家都说，宋哥和风细雨式的庭审风格与柔中带刚式的法庭教育，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

姓名、家庭住址、前科情况等被一一核实之后，宋哥严肃地敲了一下面前的法锤，我知道，自己该念起诉书了。

一切都按正常轨道运行，直到“不认罪”三个字从王昌胜口中说出时，我们全都愣住了。

“起诉书指控的这几笔盗窃是你做的吗？”宋哥以为他没有听清楚，耐心问道。

“是。”王昌胜的回答更让我们摸不着头脑。

“那你为什么不认罪？”宋哥继续追问。

“我承认事是自己做的，但我不认罪。”王昌胜面不改色地回答，脸上带着一丝倔强。

“王昌胜，你怎么回事？” 王昌胜的辩护律师首先发了难，望向王昌胜的目光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退庭，押回去吧！”宋哥的脸色一沉，厉声说道。

我心里一沉，大抵猜到了什么。

开庭时，王昌胜才刚满16周岁。

他出生在陕西某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除了种地外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贫贱夫妻百事哀，因为日常生活琐事，他的父母时常争吵，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

王昌胜跟着父亲长大，父亲文化层次不高，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犯了小错小打一顿，犯了大错狠打一顿，除此以外，对儿子谈不上任何教育。因为王昌胜这个“拖油瓶”的存在，父亲很长时间都没能再婚，脾气愈发暴躁。

从小到大，王昌胜挨了父亲无数顿打，唯一幸运的是他还有奶奶。奶奶对这个没有母亲的孙子格外偏爱，每当父亲打他的时候，奶奶会把他护在身后，陪着他默默流泪。

至于妈妈，只给王昌胜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一次，他鼓足勇气问妈妈去哪了，父亲眼睛一瞪：“别问，她跟着别人跑了，不管你了。”就因为没有妈妈，王昌胜从小就备受欺侮。和小伙伴一起闯了祸，挨骂最多的是他——“没有妈教的孩子”是他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和小伙伴吵架——“你妈跟人家跑了”也是别人攻击他的“杀手锏”。

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王昌胜的心也慢慢硬了起来，不再愿意向外人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父亲并没有察觉到儿子的变化，只是觉得儿子越来越不愿意和自己说话了。

等父亲再婚后，王昌胜越发感到自己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继母对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脸色，父亲也对他更加不耐烦。在继母生下了个女儿之后，全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幼小的妹妹身上，刚开始，王昌胜也十分喜欢这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妹妹，但继母却不喜欢他靠近自己的女儿，几次出言责备之后，王昌胜也就不再主动亲近流着一半相同血脉的妹妹了。

王昌胜14岁那年暑假，亲戚家盖房子，喊他过去帮忙。在一次闲聊中，喝多了的亲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让他听了热血沸腾的消息：王昌胜的母亲在山东某市。前些年，母亲曾坐车来看他，没有找到被父亲特意支走的他，最后是哭着离开的。回去的路上，母亲遇到了这位亲戚，亲戚才知道王昌胜母亲现在嫁到了什么地方。

王昌胜的心一下热了起来，他觉得母亲一定不会置他于不顾，可那位亲戚却怕他父亲知道后会怪罪，始终不肯再多说一句。

初中毕业上了半年中专后，王昌胜不想再去上学，在家里游手好闲的他更不招人待见了。

一次，王昌胜犯了错，父亲继续像之前那样出手打他。王昌胜觉得委屈，便还了手。他的父亲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逆子，从今往后我不是你爸爸！这个家容不得你，你滚！”

王昌胜也没有退让：“滚就滚！”

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带，就离开了这个他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家——反正，已经找到了退路的他也不愿再忍——就在这次父子冲突前几日，王昌胜来到了那位亲戚家，软磨硬泡后，终于从亲戚那里得到了母亲留下的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找谁？”

“我是王昌胜。”

“昌胜？”那头的女人迟疑了片刻，“我是你妈！”电话那头的母亲听起来十分激动，爽快地答应了王昌胜前去投奔的请求。

几天之后，王昌胜终于在火车站见到了匆匆从远方赶来接他的母亲刘娟。如果不是母亲手中的纸板上写着他的名字，王昌胜肯定不敢上前相认。

多年未见的母子两人抱头大哭，王昌胜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家。

这些年，刘娟过得不好也不坏，找了一份工作，也习惯了异乡的生活。当年，她无法容忍前夫的坏脾气，不顾父母阻拦，果断选择了离婚。现在的丈夫经济条件一般，不过两人相处得还不错。可母子连心，刘娟始终十分挂念在远方的儿子，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她几次回去想见见儿子，却因前夫一家的阻碍始终未能如愿。

这一次，王昌胜终于得以跟着母亲、千里迢迢来了山东。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回家里，而是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在家里住不方便，妈给你在外面租房。”

王昌胜很快就明白了，毕竟母亲已改嫁他人，未曾谋面的继父极有可能容不下自己。

安排王昌胜住下后，刘娟帮他在自己工作的快递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提审他时，他对自己的这份曾经的工作还算满意，“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万多，累是累点，不过挣钱的确多”。

平静的生活本可以继续下去，直到发生了那一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的事，也因为那件事，他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

我曾在提审时问他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昌胜长长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我：“那件事就别提了。反正就是被公司辞退了，我妈也不管我了。”

最好的猜测可能是快递公司发现王昌胜改了年龄，辞退了这个未成年员工；最坏的猜测则是因为他盗窃——他说父亲和他决裂，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恶习，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我不希望如此。

不管如何，王昌胜被快递公司从员工宿舍里赶出，母亲也没有再接纳他。他一个人走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道路上，看着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却没有一盏灯为他而亮。他当时的心境，想必是绝望沮丧。

无家可归、无处安身，王昌胜开始行窃。

提审他时，王昌胜是这么解释自己去偷东西的原因的：“没有工作，家里人都不管我，我得吃饭，没有钱，只能去偷了。”

警方查实，他的第一笔盗窃行为发生在2018年的4月6号凌晨2点，他趁夜色掩护翻墙进入某建筑工地内，爬进了2层办公楼，找到一间没有锁门的办公室，取走了放在桌子上的1台笔记本电脑。之后，他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又进了另一栋楼，用同样的方法偷了另外2台笔记本电脑。这3台电脑被他低价转卖，一共卖了600元。

4月8日，也是凌晨2点左右，王昌胜再次来到某建筑工地，溜进了施工人员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劳累了一天的于某正在沉睡，他的手机被随手放在床前的小桌子上。王昌胜毫不费劲地取走了手机，以100元的价格卖掉了。

4月19日，在同样的时间，王昌胜用同样的方法盗窃了施工人员衣服里的现金600元和1部手机。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把那些衣服扔在了室外，似乎毫无顾忌——通常，人都有隐匿自己犯罪行为的意识，相比之下，王昌胜的张扬就显得别有意味——后来看到了王昌胜在庭上的表现，我一度怀疑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就是想通过“犯错”引起他母亲刘娟的关注。

那天，施工人员睡醒后发现衣服被丢在屋外，财物也丢失了，很快打电话报了警。

王昌胜的身影出现在建筑工地的监控视频里，警察顺藤摸瓜，在一家网吧内将正在上网的他抓获归案。在看到警察的一瞬间，王昌胜并没有任何挣扎与反抗，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派出所。

因为王昌胜是未成年人，再加上涉案金额并不大，邻区的公安机关并没有对他提请逮捕，可取保候审又找不到保证人，他也拿不出保证金，公安机关只得对他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在看守所待了3天后，王昌胜被放了出来。

然而，不到两个月，王昌胜便又开始继续行窃了——盗窃罪的再犯率通常都会高于其他犯罪类型，曾经有一个惯偷向我解释过自己屡教不改的原因：“只要一伸手就能来钱，抓着了上监狱待半年，抓不住就赚着了，谁愿意再去干别的。”

王昌胜这次的3次盗窃，选择的地点不再是工地：一次是在某餐厅内，一次是在售楼处，另一次是在门头房。他总是趁对方没有锁门时进入，偷的物品也都是手机和零星现金。最后一次盗窃时，他偷了部手机，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关机，也没急着出手。

报警后，机主刘海洋试着用别人的手机给自己被偷的手机打电话，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手机接通了。

“我愿意拿1000块钱来换手机和那些证件。”刘海洋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条件。

“可以。”王昌胜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如果卖的话，肯定卖不到那么高的价格。

双方约定在超市门口见面，但王昌胜并没有等到刘海洋和1000块钱，等来的是他本可以想到的警察。鉴于王昌胜已经有过多次盗窃行为，公安机关果断对他进行了提捕。

“他在外面还是偷，倒不如抓进去改改。”后来的一次闲聊中，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的王科长向我解释了他当时批准逮捕王昌胜的理由。

短短3个月不到，王昌胜一共盗窃了6次，涉案金额不足3000元。

宣布退庭后，宋哥并没有急着走，而是继续对王昌胜进行说服教育。

“王昌胜，之所以给你用简易程序，是为了把这个案子快点了结，你在里面待着挺舒服？”在庭下，宋哥的态度明显缓和，语气也柔和了不少。

王昌胜的目光闪烁，底气不足的他似乎在刻意躲避我们的目光。

“前几天你不是说的挺好吗，为什么突然就改了主意？我们都是为你好，你自己再想想，不要意气用事。” 王昌胜的辩护律师重重拍了一下摆在面前的那一堆文件资料，“你看我为你准备了这么多材料，你这一闹算什么呀？白准备了。你好好想想，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王昌胜当然没钱请律师，庭上的这位律师属于法律援助。从事司法工作多年，我也曾见过很多法律援助律师应付了事，有些甚至都不会到检察院阅卷，眼下这位律师的做法确实值得称道。

“我知道。”王昌胜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的眼圈开始红了，“但，我还是不认罪。”

“王昌胜，你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自己啊。”我实在忍不住也说起他来，“不要糟践你自己。”

“你父母不管你是你父母的错，你干了错事是你的错，不能置气，这样只能害了你自己。”律师知道我的意思，接着我的话继续劝道。

“我向您们道歉，但是我不认罪、不悔罪。”王昌胜依旧在坚持，语气中带着一种坚决。“你们把我往死里判吧！”

“你……”律师一时语结，又气又急，“你怎么这么倔！”

“回去吧！”宋哥知道王昌胜一时不会改变主意，只得放弃了努力。

望着王昌胜离开的身影，我有些难过：他本不应如此的，是他的父母，确实太不称职了。

公安机关抓到王昌胜之后，立刻与他的父母取得了联系。王昌胜的父亲远在千里之外，明确表示过不来、也不愿意过来：“你们处理就行，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父亲对王昌胜的不辞而别仍十分气愤，或许在他看来，儿子就是条养了十几年的“白眼狼”，那次离开已经宣告了父子关系的终结。在电话里，他把王昌胜的犯罪全部归咎于前妻刘娟看管不周，所以，不愿意再掺和这件事。

刘娟接到警方的电话后，沉默了片刻，也说：“找他爸吧，离婚的时候判给了他，我现在不想管这事。”之后便挂了电话。

王昌胜人还在公安机关时他的父母是如此，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仍旧如此。

我曾在准备提审王昌盛之前，打电话通知他的父母到场，他的父亲称自己在外地过不来，而案卷中登记的刘娟的电话号码已是别人的了，对方接到电话说：“你打错了，我是医院的保安，根本不认识王昌胜”。

放下电话，我仔细核对了一下电话号码，发现自己并没有拨错数字，唯一的解释就是刘娟为了甩开儿子这件事，直接换了手机号码。

在联系公安帮忙寻找刘娟未果之后，我只得再次联系“合适成年人”郎老师陪同提审。

（编者注：合适成年人制度主要是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父母不能或不愿出庭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挑选符合一定条件的合适成年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出庭，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第一次见到王昌胜就是在提审室里，他个子不高，体型中等，皮肤白皙，长相秀气。谈吐之间给人的感觉是，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孩子。

“这些我都认，公安机关说的都对。一共6笔是吧？”王昌胜对自己做过的事认得十分干脆。

我仔细核对了他盗窃的时间、地点和物品，他的供述和在侦查阶段说的基本一致，该案事实也比较清楚。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出来后好好找份工作。”我一边整理笔录，一边劝他。

郎老师也在旁边规劝：“听到没有？别再干这事了，你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不行？”

王昌胜嘴上答应了，可一丝不耐烦的表情从他脸上一瞬即逝。但我也不适合再说什么了。

“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在回去的路上，和我一起提审的同事有些惋惜地说，“不过我感觉他还会再犯。”

“为什么？”

“他找不到工作，没有正常收入来源，再去偷的可能性太大了。他的父母又不管他，这么不负责的父母真是很少见。”

提审回去后，鉴于王昌胜盗窃的数额并不多，又是未成年人，我曾考虑过对他不起诉的可能性¬，可后来，多番考虑之后，我放弃了这个努力——即便符合不起诉的条件，贸然把他放归社会，不严厉处罚，他可能依然意识不到错误的严重性，我怕他会在歪路上越走越远。

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总是有社会和家庭原因，孩子刚出生时是一张白纸，后来走上犯罪道路，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责任。我们办理案件中的未成年嫌疑人，家庭大多存在问题，或单亲或父母离异都不管，或过于溺爱纵容。

犯错的孩子并非真的无可救药，一味地喊打喊杀对他们并不公平，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王昌胜的父母对他多一份关心，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

天气越来越冷，几场雨之后，树叶落了一地。

临近年末，手头的活明显多了起来，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的案件。大约过了1个月，我接到了王昌胜涉嫌盗窃案再次开庭的通知书。这个案子只能按照普通程序审理，需要两个人出庭公诉，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的王科长主动找到了我。

开庭时间定在了早上9:30。那天刚到办公室，我就接到司机班的电话，说因为警车紧张，他们希望我们跟着其他要去开庭的人一起去法院。我正要答应，王科长却说自己另有打算，他要自己开车去法院，让我跟他走。

王科长是想和我好好聊聊王昌胜的案子。一路上，他一直在想办法：“这个孩子必须给他找个活干，要不没有经济收入，就是刑满释放了，他还会继续去偷。我们倒是有未成年教育基地，也有企业愿意收留这样的人。如果是其他罪名，比如说故意伤害，年轻人一时冲动打个架啥的，我们都可以帮他去企业找份活，但他是惯偷，怕企业知道了不要，就是勉强要了，他再在厂里犯事，咱这边也不好和人家企业交代啊。”

“是呀，如果因为他一个人弄得原来愿意接收这些有前科孩子的企业有了顾虑，反而不好。”我同意王科长的担心。本来愿意接收这些孩子的企业就少，再因为王昌胜一个人让对方不再愿意接收，确实得不偿失。

“如果是咱本地的还好说，可以联系居委会做他家属的工作，也可以去帮扶，可惜是陕西的，咱说不上话呀……”王科长的目光飘向了远方。“今天开庭的时候，我再问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实在不行就找救助站送他回老家，他一个人在这里肯定不行。”

之前一直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王科长有一张十分严肃的脸，深入接触之后才发现他有一颗更温柔的心。还没等我们想到更好的主意，法院的大门已近在咫尺。摇下车窗，在门口执勤的法警看到了我们，笑着放行。

未成年人审判庭的摆设与刑事审判庭不同，中间是一张大圆桌，未成年被告人的座位正对着审判长，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辩护人在一侧，我们公诉人在另一侧，威严感让渡于亲切感，这样便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

法警的车还没到。我们一行人在审判庭里等待。提到上次王昌胜在庭上的表现，他的辩护律师皱了皱眉头：“这孩子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应该想通了吧。”

“上次开庭他应该是有情绪，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坚持不来，估计有点自暴自弃。”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是，上次会见，他态度变得很好了。虽说他只是个孩子，但其实也很懂得权衡利弊。我帮他分析了一下利害关系，他当时答应得挺好，不知道会不会再出问题。”听辩护律师的意思，这段时间应该又做了大量说服工作。

王昌胜真的会改变态度？他的父母还是不肯露面，我实在是忍不住担心。

10分钟之后，听到门外走廊里传来铁链相互撞击的声音，我们知道他来了。近一个月未见，王昌胜的头发并没有长长多少，没怎么剃的胡子盖住了半边脸。他的表情平静，一如上次开庭时的样子。

王科长示意宋哥先别开庭，他站起身来走到了王昌胜身旁，语气低了下来：“你知道母亲的联系方式吗？”

听到这句话，王昌胜的脸色沉了下去：“她换手机号了，我联系不上她了。”

“哦。你老家除了你父亲还有谁？”

“还有奶奶。”

“除了奶奶呢，你父亲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有一个大伯，但他在外地，不怎么回来。”

“哦。”王科长轻轻点了点头，“那么出来后你有什么打算？如果我们出钱送你回老家，你愿意吗？”

“这……再说吧。”王昌胜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等我出去再考虑。”

“好。”王科长坐了回来。宋哥敲了一下法锤，宣布正式开庭。

我宣读完起诉书后，宋哥问王昌胜：“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你认罪吗？”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王昌胜身上，庭内一片寂静。

“我认罪。”王昌胜的声音虽不大，但足以让法庭内的每一个人都长舒一口气——如果再和上次一样不认罪，对他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法官、公诉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三方立场本不相同，但这一刻，所有人想着的，都是如何尽自己所能挽救眼前这个误入歧途的少年。

我开始向法庭一一举证。王昌胜均没有表示有异议。法庭教育时，王科长看着他，认真说道：“王昌胜，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不管如何，盗窃都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你才16岁，出来后要走上正路，找份工作，以后的路还长。”

他的律师也说得十分诚恳：“现在找份活并不难，我大学毕业后还在饭馆干过半年的服务员，你也完全可以靠劳动养活自己。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劳而获换不来真正的幸福。我们都是为你好，你想想上次开庭还……”

我们的话应该对他有所触动，他的眼圈又一次红了：“我上次开庭做的确实不对，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他站了起来，对着大家深深鞠了一个躬。

我跟王科长相视一笑，王昌胜的这个转变让人欣喜。他不是傻子，他能感觉到我们都是真心帮他。即便他的父母放弃了他，他也不是完全的孤身一人。他态度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寻，应该是在充分考虑自己利益和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最终做出的。

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大姐也开始教育王昌胜：“王昌胜，虽然你犯了错，但你看你的律师、检察官包括我们都没有瞧不起你，都在想办法帮你，你得自己争气。出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府，不能再去干这事。”

王昌胜狠狠点了点头，与上次我提审时的敷衍明显不同。

在回去的路上，开车的王科长还在不断想办法帮助王昌胜：“我们可以组织干警给他捐款，他出来后得有吃的、有住的，得有经济来源，这样才能保证他不去偷。也可以帮他申请司法救助——不行，司法救助是针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王昌胜还不符合条件。”

第二天，我接到了王昌胜盗窃案的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拿着判决书，我下了楼去找王科长，推开门，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打字，键盘敲击地飞快。

“王科长，王昌胜判了。”

“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案管也给了我一份判决书。等他出来后，咱们再想办法吧。”王科长转过身来，笑着和我说，语气却带着一份责任压肩的沉重。

前期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王昌胜已经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多，1个月之后，他将重获自由。

希望他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走向正途。

（文中人物、地名均系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青 锋 暮 寒

基层检察院普通干警。 

旁听者、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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