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三班主任亲历的高考提分班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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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三班主任亲历的高考提分班丨人间

From: 中子人间theLivings 2019-08-01

对于某些基础差的学生，高三补课，或许是一条路，但这条路也并不那么好走，如果把握不好自己，选不对辅导老师或机构，很可能只是花钱买“坑”，浪费了大好时光。

配图 |《银河补习班》剧照

2018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刚上完课，便接到学校总务处田主任的电话：“我和别人合作办了一个网上高考提分班，如果你班上有成绩不理想、想提高成绩的学生，可以介绍过来。”

“7000元，保准学生比平时测验最高分提高40分以上。网课教师都是国内一流老师，资料齐全，正规办学，管理严格。学生可以试听一天，不满意就不学，如果学了成绩不提高，免费。第一年办班，不图挣钱，就想做个宣传……”

我知道，一年一度的“补课季”又到了。

就在前几天，我班上的杨路和周周的家长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周末能否抽时间给他们的孩子补补课，把基础知识再强化一下。也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作为省级重点学校，学生要补课，家长自然第一时间会想到本校老师。而私设补习班、或在补习机构任职的在职老师，自然也不在少数。

其实前些年，教育局三令五申不许在职教师办班补课，说如有违反，城里的老师要分流到农村，几年之内不得回城。刚开始，这条规定还真吓住了很多人，可是渐渐地，大家就发现教育局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很快，胆子大的老师便“顶风作案”，虽提心吊胆，但收入确实可观——在我们这个县级市，补习政史地、理化生，一个小时200元钱；补数学、外语，可以达到一小时500块。有的老师补课班干一个月，就能收入近5万。反正教育局每年也只是象征性地去农村学校抓几个倒霉的老师作典型，我们学校去补课的老师，还没有谁被惩罚过。久而久之，老师们也都放松了警惕。

我告诉杨路和周周的家长，还剩一个多月就要高考，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补课了，学生应该静下心来回归教材，有什么不懂的知识，在学校可以随时问我。可家长们却怎么也听不进去我的话，坚持不懈地发信息给我，好像补课是他们孩子最后的救命稻草。

其实，我也理解这些家长。我表哥的孩子就正在一家机构的“高三魔鬼训练营”里学习，这家机构扬言：“只要经过100天训练，有的学生在高考中能提高200多分。”此前一心扑在自家买卖上的表哥，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决定在这节骨眼上帮孩子一把，把孩子从专科线上拽到本科线上来。孩子刚上高三，表哥就让表嫂从生意场退出，做起了全职妈妈，眼见孩子成绩没有提高，他便把钱砸向了培训班——100天6万。

这个“魔鬼训练营”还不算是天价，邻班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送到省城一家“高考冲刺班”，一个月就花了10多万。2017年，我的一位学生在整个高三下学期基本就没来过学校，被家长送到省城“1对1”补课，几个月下来，“烧”了30来万，最后也提高了30分——1分1万——好歹从三本线徘徊的成绩考进了二本院校。

作为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教学和班级管理已经让我体力透支，对于补课，我更是一直持保留态度。我校的升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大部分老师都认真负责，只要学生按老师要求认真学，一般都没有大问题。

但对于那些高一、高二课程落下太多的学生，高三补课，也算搏一条出路。所以，当田主任找到我时，我还是“配合”了。一则，他是位挺有威望的领导，列出网校的内容和价格也算有“诚意”；二则，此前极力找我补课的杨路和周周，他俩学习基础差，现在这个时间段，在学校估计也很难提高成绩了，姑且换个环境试试，说不定能有所改变。

我给杨路和周周的家长去了电话，告诉他们，如果实在想给孩子补课，可以去田主任的提分班试试，最后，还反复强调：试听不满意马上回班上课，现在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听我介绍完，这两个家长都表示要试一试。试听了一天回来，两个孩子均表示很满意，说在那里学习效率极高。家长们又打来电话说，这一个月时间孩子就不回学校了，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既然如此，我只能准假了。

谁知，过了两天，就又有几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请假，也说要自己的孩子去提分班。我有点好奇，明明自己只告诉了两个家长——后来一问才知，我们班的学生自己建了一个微信群，杨路和周周去了之后，就在群里说，“高考提分班真是名不虚传，通俗易懂，紧扣高考考点，想提高成绩的童鞋抓紧时间报名啊……”于是便又有几个同学心动了，包括成绩能稳稳走个二本的刘倩怡和沈玲——沈玲的实力甚至是可以冲击一本的。

我极力反对这几个家长的做法：成绩差的同学可以现在去赌一把，死马当活马医；可成绩不错的学生，这时最好能稳定情绪，按部就班地学习，不要再去适应新的环境。再说，补课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高考冲刺”的主流，对大部分孩子来说，还是在学校学习最合适。

我告诉后面想去补课的孩子家长：“不管怎样，还是学校老师更了解孩子，讲的知识更有针对性。”

我以不准假作为托辞，阻拦家长们私下带着孩子去提分班。谁知，这几个家长认为，我不让他们孩子去补课，是对他们孩子的不负责任，是我作为班主任偏心，言语间里竟带有一丝别的意味。

刘倩怡和沈玲的家长，更是直接提着水果来学校找我，希望我能给他们孩子准假。我耐着性子解释，他们都不听，想着他们都是普通工薪族，家境并不宽裕，我只得使出高额补课费这个“杀手锏”。

万万没想到，沈玲家长听我这么一说，竟挺了挺腰板：“这个时候，只要能提高成绩，别说7000元，就是7万元，也值得！东北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远不如南方，我也希望孩子到经济发达的南方去发展，如果成绩再提高几十分，就有把握了。这个钱，花！”

看我哑口无言，两位家长更是乘胜追击：“如果老师你不方便给假，我们可以去找教导主任，就说孩子得了额窦炎，为了不影响高考，需要回家休息。”

“你的孩子你做主。”看他们这么决绝，我也怕由于自己的武断影响孩子的成绩，权且答应了下来——说不定我就是眼红了，心里想着，真去听了，就知道还是学校好了。

“试听不满意，赶紧回来上课，千万耽误不得。”

包括刘倩怡和沈玲在内的6个学生去提分班后，都表示相当满意。我完全没料想到会是这样，当晚就去找沈玲家长了解情况。

沈玲的反馈是：提分班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哪一科自己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不像学校，要按照学校课表安排上课。她感觉在那里更能体现出学习的自主性。

我又问了刘倩怡，回答大致一样。

我心下矛盾：自主是好，但这个年纪的孩子真能做到自主性学习吗？如果时间分配把握不好，那就成了散漫——这是“高考冲刺”的大忌；可自己又有些迟疑，如果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法恰好又适合这几个孩子呢？

我只好叮嘱她们，把握好时间，把握好自己，“一旦发现不对，要赶紧回学校”。

听到孩子体验这么好，几位家长当即决定花钱让孩子去提分班，我也没有不准假的理由了。

过了两天，沈玲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最近手头有点紧，想晚些给田主任交费，问我是否可以做孩子的“担保人”。

我拒绝了：“是你们自己非要去的，我不可能担这个风险。将来高考之后学生毕业了，我到哪里找你们要钱？”

不一会儿，田主任就给我打来电话，求证沈玲是否是我班学生。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田主任便挂了电话，我也没再多追问。

班里一下有8人去了提分班，引得其他学生都开始蠢蠢欲动。

我及时召开了主题班会，主题就是“高考的最后一程，我们陪着你们”。班会上，我列举了之前教过的那些考得好的学生，无一不是在最后关头能忍得住寂寞、静心备考。“真正的好学生，从来不把成绩的提高寄托在什么补习班，而是自己找准方向和方法，埋头苦战，和所有的科任老师保持一致”。

让我欣慰的是，班里3名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始终和我站在一条线上。他们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班级的稳定。班会让学生们长草的情绪得到了缓解，班里的学习氛围再度浓厚起来，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我心里还是惦记着去提分班那8个孩子，晚上9点半放学之后，便给他们的家长一一打电话询问学习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很好，老师管理有方，学习氛围浓”。

一圈电话打完，已是11点了。

隔天早餐时间，我遇见本校另外几位高三的班主任老师，便问他们的班里是否也有学生去了提分班，几位老师面露难色：“田主任亲自打电话，谁能不给面子……”

他们说得有道理。因为做班主任收入高，申请的老师很多，我们学校为了保证公平，出台了一系列奖惩制度，其中就包括“班主任末位淘汰制”。我们做班主任的，每个月都要进行所谓的“量化考核”，但扣分情况并不透明。而田主任与校长关系不错，手握我们的生杀大权——当然，他这些年也算公允，所以，安排也能服众。

这时，有人小声说：“那田主任这算不算乱办班、乱补课？”

“算不算‘乱’，不是咱们说的，而是领导说的。田主任挣的钱能自己一个人花吗？万一犯事，校长会出面袒护，最多给一个警告处分，取消年末评优资格。和办班的高额收入相比，谁还在乎能否评优？”

“听说X老师假期办班补课有惊无险地挣了几十万呢……”

“田主任和别人合作，他负责招生，另一个人负责管理，挣得不比这多？”

“田主任的提分班第一年招生，人数还不少，40多个了。”

“还好，介绍去的都是连三本都考不上的‘学困生’，如果通过网课能提高成绩最好，如果不能提高成绩，也能做到心中无憾。”

我倒不关心田主任的收入，两位老师后面的对话，才让我直冒汗。一想到自己有几个成绩不错的学生都去了提分班，在那样“学困生”聚集的氛围里，真不知会学成什么样，如果成绩不升反降，那可怎么办？

我只能尽所能督促那8个学生，和他们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一周之后，我们班里一个成绩徘徊在二本线边缘的学生回来了，说：“听网课，老师监管不严，我自己自控能力差，效果还是没有想象中好。”

我心头一紧，从他口中，才对那个提分班有了更多的了解：

提分班的作息时间和我校的作息时间大体一致，不同的是，提分班上的是“大课”，一节课两个小时。一个上午学生只有2次休息时间。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里抓得比学校还要紧。

“其实，我们只是跟着视频听课。每次学习这么久，很容易累，效率不高。而且中间也可以随时去厕所的。

“提分班学生多，老师对学生也不熟悉，管得并不是很规范。只要不扰乱别人，老师是不会过问你的学习状况的。为培养和大家的感情，老师还会经常给大家买点小吃。

“老师只负责管理，不负责教学。有问题向工作人员反映，他们答应请专业老师解答，但几天都得不到答案。”

这个学生还告诉我，我们班有两个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已经在提分班上谈起了恋爱，“每天，他们都会给对方买很多零食，趁老师不注意往对方嘴里塞吃的。甚至有几次，两个人同时找借口请假出去玩，老师直接就给了假”。

我想起此前有位老师跟我说，在路上碰见这两位学生穿着情侣装不紧不慢地走，女生把头靠在了男生肩上，而男生一边搂着女生的腰，一边打电话：“起来晚了，晚到一会儿……”

听完这些情况，我心里五味杂陈，当即以让学生签署《高考承诺书》为由，自己赶去了提分班。

提分班设在一处不临街居民楼的底楼，门前没有挂牌匾。

一进屋，是个小厅，满眼尽是红底白字的标语：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天王盖地虎，都是985；宝塔镇河妖，要考211”

……

墙上张贴的都是最近几年通过在补习班学习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照片。照片下面，有每位学生的“学习心得”，还有对师弟师妹们的祝福。我看了一下，照片上的学生，都是北京、天津等地的，虽然照片上有名有姓，但没有联系方式，难辨真假。

此前，学校有位老师开办网校，为了营造声势，每年高考后都要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当班主任的老师，索要尖子生的联系方式。有的班主任老师碍于情面就给了，然后，他便以优厚的报酬把这些高分学生的信息用以宣传——这个提分班，估计也是一样。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差不多130平米的地方，一共4间教室，每间教室大小不一，每张桌子都配有一台电脑。最大的一间教室，应该可容纳30多个学生。

见我出现后左盯右看，那里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大概以为我是职能部门的人员来暗访。直到看到有听课的学生和我打招呼，她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听说我有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她对我马上热情了起来。

我注意到，我班上那对谈恋爱的学生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拉着手、头挨着头在看同一台电脑。看到我来了，两个人惊了一下，身体这才下意识地分开。男生立刻换了座位，女生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

别的同学也正襟危坐，一副刻苦努力的样子，但我看得出来，那是刻意装出来的，因为他们的目光都十分游离。

我看向工作人员，她只顾和我说话，对那些没认真学习的学生视而不见。

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提分班的总部在北京，已经办了10年有余，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办了20多家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名总部派来的人进行专业指导、管理。为避免竞争，一个地区只开一家分部，负责本地区管理的是张女士。

她还介绍说，提分班都是以网课为主，遇到学生听不懂的知识点，他们会集中反映，然后找专业人士进行解答。“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每天早晨学生上课前，工作人员都要把手机收上来。”说着，她指了指最前方的书桌，那里放满了手机。

就在我和这名工作人员说话的间隙，我亲眼看到一名学生找个借口取回了手机，工作人员并没有阻拦。我还注意到，另一张书桌里，也塞满了各种小吃。

当我向这名工作人员提出要看看“北京总部”的一些资料时，她警觉地看了看我：“张女士出发前都锁起来了，我没有钥匙。”

我不禁对田主任最初向我说的话产生了怀疑——如果正规办学，看看资料又何妨？所谓“管理严格”，就是在一间教室里，每个学生配一台电脑，学多少，怎么学，全靠学生自己？

在学校时，我们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疏散演练”，学生都有起码的逃生常识。我特意看了一下这里的消防措施，却发现偌大的教室连一个消防栓都没有。对此，工作人员满不在乎：“反正在一楼，能有啥事？到时把门一开，啥都来得及。”

她这样说，我虽气愤，可又无可奈何，不方便和学生单独细聊，让学生在承诺书上签完字，我就告辞了。

从居民楼出来后，我心情很低落，对自己当初给学生的推荐，充满了自责。

晚上下班，我挨个给剩下7个还没回学校的学生的父母打电话，将下午看到的情形告知给他们，请他们尽快安排孩子回学校上课。不打算回来的，起码要亲自去提分班监督一下孩子。

没想到，家长们的口径却高度一致：“那里有老师监管，应该没事。再说，孩子也不让去，说是影响他们的学习……”

我再想争辩些什么，他们通通以忙为借口挂了电话。

我知道，高三这一年，家长们大多都被孩子的成绩搞魔怔了，大大小小8次考试，每次考试，他们的心都像坐过山车般忽上忽下。每次考试结束，询问孩子成绩的电话我都接不过来。曾经有一次，一个家长得知自己孩子考试成绩上升了，竟在电话里掩饰不住喜极而泣——这哪里是考学生，分明是在考家长。学生还没怎么样，家长首先就先扛不住压力了。

所以这几位家长的心态，我也猜到了，孩子们给他们反映的“体验”，一定是此时急于减压的他们最愿意听到的，所以他们就再听不进去其他的声音了。

我只好先暂缓劝说工作了。

时至5月，高考一天天迫近，不仅学生和家长紧张，老师也是如此。

我已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事，脑海里除了“高考”，还是“高考”。同学们的备考也进入了白热化，教室里通常除了写字声就是呼吸声。有一个男生，每当困意来袭，就使劲儿掐自己的大腿，腿上的淤青久久不消。

我的同事们也备战状态十足，办公室的老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卷起袖子加油干！”仿佛要把自己教学生涯的全部经验都传授给学生。

整个学校都笼罩在一种紧张有序的氛围里。各种押题卷、高考真题卷，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试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高考前最后的“临门一脚”，也是我们学校每年的一个必经程序。

我趁机给提分班那几个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回校进行训练，并反复强调这些试题的重要性。

没想到，这些家长竟神秘地告诉我，提分班也给学生准备了押题卷，“据说这些试题都是通过关系从衡水中学弄来的，不能外传，必须在提分班完成”。做完后，“老师还要直接收上来，以防学生不小心‘泄题’”。有的家长还好心地问我：“用不用让孩子把题偷偷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传给你？”

那一刻，我感觉我所有的语言都苍白无力，虽然不甘心，但我知道现在让这几个学生回校已经不太可能。我感觉自己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深吸一口气，才用底气不足的声音叮嘱家长们，要看住孩子，把握好最后这段时间。

这时的我，心里有自责、有焦急，还有一丝侥幸——只希望那几个孩子即便没在学校，也能知道高考的重要性，能够自律，不被周围环境所打扰。

6月8日下午，高考笔试部分考试结束，一切尘埃落定。

带队从考场回来的路上，我碰见最先去提分班的杨路，问他考得如何，参加提分班有没有效果，杨路告诉我：“效果或多或少还是有的，但是，如果高三重新来过，我不会去参加提分班。”

我有些惊讶，因为两个月前，正是他的“好评”，才让班里其他人动了心思。

而他的解释更令我震惊：“提分班的老师私下里告诉我们，如果谁对提分班能做正面宣传，并能拉来学生，学费立减2000元。反正在学校压力挺大，一个月的时间即使在学校成绩也提高不了多少，当时就想还不如在那里能过得轻松些，这也是大多数在提分班的同学的共同想法……"

我一时怔住了。

无巧不成书。那天晚上，几个朋友在一吃饭，我才得知那次我在提分班遇到的那名工作人员，正是其中一位朋友的亲戚。“我那个亲戚说，那个提分班，就是张女士通过人脉，把某个网站的网课直接弄过来的……”

很快，高考成绩出来了。

表哥的孩子分数还算理想，走了个二本，一家人算是很满足了。

而我班那7个去提分班的学生，没有一个是提高了分数的：刘倩怡平时模拟成绩都超出二本分数线30分左右，高考成绩却只超过二本分数线5分，这个分数，想走二本学校都很难；而沈玲平时考试都是超出二本分数线50分左右，高考却只超出20分，想报考她理想的那所师范大学基本没戏；谈恋爱的那两个学生成绩更是惨不忍睹，想走好一点的专科都没有可能。

我自责不已：如果当初自己更清醒一些，不和那些学生家长推荐这个提分班，结果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如果当时就发现猫腻，坚决阻止学生和家长去，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然而，还没等我缓过神，田主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咱班沈玲参加提分班的费用还没交，你能不能和家长说一声？我们这边要结账了……”

我一下就懵了：你开提分班，难道我还负责收费？

田主任接着说，和他合作的那个人，说当初是我担保的，所以当时没有收沈玲的费用，如果没有我担保，当时不可能这么做。

我更不解了：“当时您只是确认沈玲是我班的学生，怎么我就成了沈玲的担保人？”

田主任在电话那边沉默了。碍于面子，我答应问问沈玲家长。

电话接通，沈玲妈妈义愤填膺：“老师，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当时提分班保证，说肯定会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三四十分，如果没达到这个目标，不收钱——沈玲现在这成绩这怎么解释？”

原来，一开始沈玲的妈妈留了个心眼，要求把“成绩不提高可以返学费”这个承诺做成书面协议。田主任推脱说，协议统一签，而且还补充，“如果不提高，你交费，我都不能收”。

有了田主任的口头承诺，沈玲家长只好又等了两天，没有接到田主任的电话，沈玲家长便再次来到提分班，要求签书面协议。没想到，沈玲赶紧把她妈妈拉到教室外：“给我留点面子吧，别人都没要求签，只有咱们要求签，这不是明摆着差钱吗？还有对培训班的怀疑……如果你差钱，我就不学了，凑合着考一个北方的学校得了……”

听孩子这么说，沈玲妈妈赶紧作罢，随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当“担保人”。

“我不怕他（田主任），我把他的口头承诺都录音了，不信他们不承认，实在不行，我就去找教育局……”沈玲妈妈甩下一句话就挂了电话。

我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把沈玲妈妈的话回给了田主任。没过两天，田主任又来电话，说沈玲的家长竟玩起了失踪，不接电话，并向我打听沈玲报了哪所大学，什么专业，“大学开学时去学校找沈玲”。

感觉事情重大，我当即态度严肃，告诉田主任：“我不能告诉你沈玲的信息，有些话不要乱说，大人的事不能牵扯孩子。说到底，也是你当初给家长的那些保证。”

田主任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其实，事后我也和另几个去提分班的学生的家长联系过，那几个家长对孩子的高考成绩也都不满意，但对于要回学费，却只能作罢——毕竟，当初是他们自己执意要去的。

而沈玲的费用问题就一直拖延着，到了新学期开学都没有解决。

9月的一天，田主任在学校碰到我，把我拉到一旁：“我那个合伙人要来学校找你，我怎么劝都劝不住。我说我那份钱不要了，可是，她的那份必须要……”

听到这，我打断他的话：“主任，当初是你主动给我打电话，我是信任你才把学生介绍到提分班的。我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这中间不掺杂任何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你们有过承诺，家长也录音了。所以，我不会见你的那个合伙人，我不认识她。家长的联系方式你们都有，有本事，你们就去和家长理论，况且，如果她来了，把事情闹大，对谁都不好，尤其是田主任你……”

听我语气坚定，而且抓住了他们的把柄，田主任赶紧换了一副口吻：“放心，我不会让她来找你的，实在不行，我宁愿自己掏腰包……”

说完，田主任悻悻离去。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我甚至开始盘算，如果那个合伙人来学校，我该如何应对。唯一庆幸的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鼓动过学生去那个提分班，也没从田主任那里拿过“介绍费”，就算事态扩大，我也是清白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定。

事情的转机在一周之后。

沈玲的家长给我打来电话，说田主任找了我们学校的陈老师。陈老师是沈玲妈妈的初中同学，沈玲来我们学校后，陈老师没少关照孩子，沈玲妈妈一直过意不去。陈老师和田主任关系不错，从中说了不少好话，让沈玲妈妈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把田主任合伙人的那部分钱给了就行。沈玲妈妈思前想后，最后给了2000元钱，算是了结了这件事。

接完电话，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又过了几天，我在路上偶遇沈玲，她说自己已经被一所极普通的二本院校录取。我替她可惜，她却一直强调是自己高考发挥失常，否则，不会是这个成绩。

但谈及提分班，沈玲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老师，您如果再教高三，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学生去提分班。在学校备考，才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她便离开了，看着她的背影，想想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我仿佛看了一场闹剧：高考面前，孩子的前途胜过一切；利益面前，承诺几乎全是谎言。

两周后，田主任突然找到我，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这是你应得的，当初没告诉你是怕你有负担，不敢给我介绍学生。现在事情结束了，给你的这份也该兑现了，你一定要收下，以后，咱们还是好哥们……”

我内心恶心至极，拒绝了红包，但还得在表面上敷衍他：“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支持你，红包就免了，否则，以后咱们没得处了。”

见我如此，田主任极不自然地收回了红包，讪笑着说：“哥们，那我改天请你吃饭，一定给面子啊……”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大声回答：“好的，一定一定。”

田主任的提分班招生宣传后来一直没有停过，今年更是扩大了宣传力度，把我们学校去年考得不错的学生照片张贴在了教室最醒目的位置，同样，少不了那些学生的心得：“选择XX教育，是你无悔的选择！”

而田主任也在朋友圈里发了广告：“走进名师课堂，享受优质资源，每科九大班型，快速提分，决胜高考。心动不如行动……”

看着田主任的朋友圈，我哑然失笑，之后，毫不犹豫地屏蔽了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