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们与高考迎面相撞 | 人间·再见8

在1978年的考场上，有15岁的少年，有3个孩子的父亲，也有怀着身孕的母亲。

配图 | 视觉中国

编者按

1978年的高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许多人人生的分水岭。它奠定了这个国家后面长达十几年的一种社会氛围——我们可以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然而当年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个体，回顾起那一年时，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困境：疾病、偏见、现实的生活压力、来自于体制的束缚，很多意想不到的原因，都可能成为一种拦阻。

但生活的强者，终究不会让命运扼住自己的咽喉，那些对美好的追求，那些朴素的愿望，40年来一直助推着我们向前。

再见8丨连载11

1978，命运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大学生

@秋雁

1963年农历8月生于湖南洞庭湖畔

1978年，我刚满15岁，已经上了一年高中了。

春季开学一个月后，父亲以“社会考生”的名义，给我在当地教育组报了名，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型农民，当年的父亲一度非常振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知识与科技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他把对未来的赌注全部押到了我的身上。

很快，我就拿到了高考准考证：折叠着的两页硬纸片，“准考证”三个字占整个封面的1/3。那年湖南省的高考日期是7月12日，考场在教育组附近的注南（村）小学，考场纪律很严，除主考官外，前后各有一名陪考。

没几天，父亲就带回来了高考结果：大队上只有教我们初中物理的梁云老师考上了师范，而我语文考了86，数学只有39，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7分。父亲很高兴，我高中刚读了一年，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明年可谓十拿九稳。

我知道父亲对我读书这件事，投入了太多的期望。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幺，年幼时祖父一直在尽力供他读书，父亲读完初中，在我们当地小学当了老师，在当时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了。

父亲四处打听，得知我们高中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便决定让我转学，费尽周折，硬是找关系把我送进了娭毑（祖母）家附近的华容四中。当时，之前的高中不肯放人，为此还折腾了好一阵子。

报到后的第3天，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上。他是历史课老师，当时快50岁了，人瘦高，皮肤黑而粗糙，带着有很多圆圈的眼镜，看什么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你参加过高考？听说考得还不错，就差十多分上分数线？”

“是的，是作为社会考生报的名，连我之前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考场上就我最小，有人岁数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了。”

“哦！那你加油吧。今天刘副校长从县教育局开会回来，还为你的事召开了专门会议，校方已经接纳你了，顶了很大压力。你之前的学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实现高考零的突破，争议好大呢！”

从此，我正式成为一名华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不住校，一日三餐在伯父家吃，早自习晚自习一节都不落。

我不敢懈怠，几乎整天泡在书海题山之中。每天早上起床后，不管什么季节都会先用冷水洗把脸，然后跑步入校，开始一天的早自习。有一天去得早，学校电闸都还没通电，我便只能用教室角落的煤油灯看书。

陆陆续续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终考的成绩出来了，我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单科长期驻在榜首，引得同学们惊讶羡慕。

那时各行各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犹如久旱盼雨，学校也想方设法地想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没过多久，校党委决定重新调整分班，毕业班分出了文理科，进而又分出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们班作为文科重点班，人数压缩到了39位。

我去看过普通班的学习状况：人数比两个重点班还多，上课时，学生在讲台下面飞舞打闹，撕书吐痰，像在集市上卖菜，老师在台上讲到喉干舌苦也没人理。

而重点班每天的课程则排得满满的，班里还订有报刊杂志。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对知识无比渴望。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岳阳师大等知名学府——那时候大学的升学率才只有百分之几。

一个学期接近尾声，迎接高考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有时候，我也会住在学校寝室里，就在我生疔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跟一位同学（他后来当届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我们当地的美谈）临时挤在一个铺位上。那晚，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规划着未来，几乎一夜未眠。

等到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我忽然感觉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似乎长了一个又肿又麻又木的东西，伴着持续的低烧，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萎靡。整堂课都趴在课桌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无心去写。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伯父家，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伯父用瘦肉作码子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叫我无任如何都要吃一点，然后又从他那些瓶瓶罐罐里倒出一些粉沫，帮我涂在患处。

那一夜我几乎完全没有睡着，总是口干舌燥，起床喝了无数次茶，行走都有些不稳了，不是踢着凳子，就是摔了碟子茶杯，全身也持续发烫。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回了家，觉得我的情况十分不妙，赶紧与伯父商量，又跑到粮食管理总站拨通了我家那边粮管站的电话——就在1978年农历11月24日下午，我母亲接到粮管站的人送来的口信：你们是不是有个儿子在四中读书？刚刚那边来了电话，你的儿子脸上长一个疔，蛮危险，叫你们赶快去！

母亲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一路小跑往来赶，一路上还不忘看看路旁的人家谁有黑鸡婆拉的屎和菜园是否有长着油绿叶片的芋头——她听老人说过，这两种东西“背毒”很管用。

后来她跟我说，那年正月初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在我家窗前问她要不要间白房子，她就随这个男人到旁边大堤上，男人指着扎得很漂亮的灵屋子对她说：“这个可以住十几岁的人。”母亲说，梦里她看见我正好在那里，围着灵屋子转了几圈，没有跨进去，转身走了。

这个不祥的梦母亲一直存在心里，将近一年的疑惑与担心，竟在这个时候、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显现了。

父亲也骑着单车赶过来，母亲脚疲手软搭不上车了，只叫父亲快点往伯父家赶。

父亲后来给我说，他赶到伯父家时，远远就看到了禾堂里用睡衣做的担架。我的整个头肿得毛线衣都脱不下来了，鼻孔里喷着阳尘灰，七窍都流血了，两只眼睛肿得似灯笼，左额的疔伤口还有少许的血脓水排岀，喉咙都肿大了。

父母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会诊后说，这是疔毒引起的败血症，院方设备与医疗水平有限，建议马上转院。

母亲抓着主治医生的衣角就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医生护士们都很为难——当时我生命垂危，如果转县医院的话，根本没有救护车，“家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能这样了，马上抢救！”

那些天真是难熬，整个白天，我的点滴没有断过，姑妈坐在床头，把我肿得不像人形的头搂在怀里，让我保持着呼吸比较通畅的角度。我粗重的呼气里，开始几天还能看到呼岀来的阳尘灰，小便也是血色。

母亲用调羹把水一点点滴在我干燥的嘴唇上。夜深时，她就一个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静处，向着旷野绝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来送开水的食堂师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们又要早起，谁人受得了？”

学校领导、班主任周老师都来医院看望我，周老师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声摇头：“太可息了，太可惜了！”仿佛一件心爱之物在左右交替之际失手打碎。

每每医院附近的机帆船一鸣喇叭，不要多久，就有很多左邻右舍的邻居涌入病房看我。

一个礼拜之后，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来。我问母亲：“这是在哪里？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挣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脚却瘫痪了，一点都不听使唤。从医生口中得知，半身不遂是持续高烧不退的后遗症。

我勉强睁开肿得如桃子般的双眼，眼中的世界却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医生跟我说：“这在医学上讲，是一种复视，要想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78年农历12月26日，除夕在即，我必须出院了。

我的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跟着机帆船在隆庆河的波涛上起起伏伏。风凛冽地在耳边晃过来晃过去，甲板上有些冷，两岸的村庄在眼前绵延着。

一切都毁了，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满心想着的，都是自己为什么还要如此苟延残喘、拖累亲人们。

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甚至怨恨起父母亲人来：为什么要救我，费尽一切心机，负债累累，以后的康复之路沉重而艰辛。最重要的是：我这半边残躯将在遥遥无期的盼望中，等待命运的垂怜。

“孩子，外面风太大，进去吧。”母亲温暖的手却握住了我冻红的手。我看到她眼里的光直直地注视着我，里面仿佛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瞬间瓦解了我轻生的决心。我还能勉强行走，我还要继续坚强乐观地活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父母要继续忙外面的事，我则每天在田边路基下挖点鱼腥草，洗净煮沸做茶喝。

无论多忙，母亲都要回家把从远方亲戚周郎中那里开来的中草药，一天一付煎好，定时盛一大土碗，让我喝掉。父亲也会去大大小小的医院找“加兰他敏”和“新斯的明”，药价二三十元不等，时常要向公社打报告才能批下来。

我一般早晨6点半钟左右起床，进行简单的跑步训练。湖区的田野自然而舒适，时不时会有小青蛙惊恐地从我脚边跳入沟渠里、荷叶缝里、高笋茎上。那些夹杂着农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嗅觉——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与珍惜的理由，季节的解冻已是势不可挡，春天以雷霆之势蓄势待发。

再往后，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搭机帆船到地区医院做理疗了，跟医生们混得熟稔，有个与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周医生，曾以“文红年青大有作为”作为前缀字，让我吟诗一首，我随即胡诌一首，他拿着写在处方单上的答案面露惊讶之色，将我会作诗的事逢人便讲。

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父母还转手买了一台二手压面机，起早贪黑，发面粉、和面枌、压粗坯、压细坯、岀面条，再用木架晾晒在操坪里。热辣辣的阳光反复舔在软软的面条上，不要多久，面条变硬变脆，切割包装上秤，一个接一个的客户就在一旁候着等着。

很快，我家面条的名声也传遍了十里八乡，“个体户”这个新名词也出现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部进入大学深造，后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了傲人成绩。

而我，只能抱着“自己命运的咽喉岂能被扼住”的决心，四处求医问药、坚持锻炼，甚至在手摇压面机把手前流着黑汗。

右手不灵便，我就开始练习左手书写，开始时无数次都想放弃，但我还是躲在角落里，写下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然后去找字迹工整的伙伴们帮忙誊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后，我左手书写的字，也获得了市级书法家协会的大奖。

到80年代末期，我终于考入湖南江南工学院（后更名为江南兵器工业职工大学)学习机械制图。

此刻，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我将歌唱——用拙劣、嘶哑的歌喉纵声唱出注满海水的歌谣，像遥远的灯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只，我也将努力找回那个迷失人间的自己。

我终于可以对1978年说一声：再见8，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虚度。

偷偷去高考的老三届

@戴夏双

1946年二月生人，年逾古稀，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人

1978年之于我的人生之途，实在是我命运转折的吉祥岁月。

这一年，作为知青的我，终于与乡亲告别了终年劳苦、饥寒相随的日子，生活温饱又有余钱。

当时公社革委会从各生产小队抽调了30多个壮劳力组成“长修队”，长年累月到深山修公路。我也被抽调出来，担任“长修队”的伙房会计，管理菜蔬的购入和粮食的收支登记，远离家乡，几个月才回来一次，负责挑菜蔬和粮食。

因为长期在深山，所以关于恢复高考的信息丝毫未闻。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刚从德卧镇的深山老林回到家乡小镇街口，有位乡亲迎着我大声嚷叫：“大老俵，你怎么才回来？报上登出了通知，大学招生特别照顾你们这些知青！”

作为66届的高三毕业生，当年离开教室时我们的年龄大都在20岁上下，一晃10年过去，我们都已进入中年。第三个儿子刚出生3个月，我内心对大学早已心灰意淡了。

我冷冷地回应道：“谁喜欢考大学谁去考，这颗葡萄是酸的，让馋嘴的麻雀去吃吧。”

可当天回到家吃罢中饭，我还是找到了当年《贵州日报》刊登的恢复高考的通知，通知里特别提及：对66届高三毕业的知青，放宽准入标准，“婚否不限，年龄放宽，考分可适当降低”。

读了这个通知，我忍不住热泪潸然，还是决定奋力一搏。当然，彼时内心也知困难重重：没有复习资料，没有专门的复习时间，没有课本，也没有什么复习大纲，更没有老师指导。离校都已12年了呐——我们从初一到高三年级，历年积累的课本，早已灰飞烟灭——干活累了，没钱买香烟，就撕书本卷“喇叭筒”吞云吐雾。

但只要一个人有了决心，困难总是会被千方百计克服的：我报考的是文科类大学，政治与历史就抱紧《毛选》，反正里面中国近百年大事均有提及，更有参考价值的是它的注释，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皆有详注，我就勾重点来背诵；语文的写作，则是坚持每天晚上写写日记，所见所闻所感，皆用文字表达；数学的复习更为巧妙，当年街邻的应届毕业生，有很多捧了数学书本来请教，我就装模作样说“这道题目简单，只要记牢这一章节的公式和定律，再看看例题的解题步骤，就妥当了”，接着我同他翻开有关章节的定律和公式，让他记牢，我也趁机温故知新，再把例题解析步骤重新记忆一番；至于地理，只能向邻近的初中学生借阅，晚上读过，第二天再归还给人家上课用。

复习的时间，绝大多数是晚饭后。而复习的时间与精力，70%都花在了俄语的复习上。那时候，我们66届的高三学生，从初一到高三，俄语都是重点课。

我还记得，高考报名要到龙广公社办公室，交人民币伍角，还要交两张小二寸的半身照片。中午收工后，我从田里拔出泥腿，在溪边涮涮，挽高裤筒赤着脚就往照相馆跑去，生怕人家下班关门吃饭去了——反正是只照上半身，赤着脚也不影响。

照相的大师傅麻大哥见我气喘吁吁赶来，问我照相干什么。我如实坦白后，他就睁大双眼吃惊地打量我这又廋又黑的狼狈相，可能怕我不知天高地厚惹人嘲笑，就作古道：“现在不能照。”我问为什么，他只说太阳正当顶，照出来的相片从鼻孔到下巴全是黑糊糊的。

我心里明白，麻大哥的话外之音是：你这把年纪了，胡子拉碴的，不怕丢人？还想考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万分着急，进退两难。照相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可能赌气不照误了报名。万幸的是，相馆的另外一个女员工，好心叫我坐在板凳上，在屋檐下给我拍了照——后来，在我接到大专录取书去学校报到离开家乡的那一天，众多亲友都为我送行，我登上班车扭头回望，见屋檐下的麻大哥，正伸颈踮脚朝我张望，神情里满是惊异。

到公社办公室交了钱和照片后，终于领到了准考证。乡亲们知道了我报名考大学，议论纷纷。有一天永康哥和木支书在祥哥家闲聊时说起我，木支书还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哼，戴老大考大学，昏头了吧？谁读大学，县革命委员会早就定了，会轮到他？”

祥哥也笑着说：“这就叫陪公子赶考！”

听了这些闲言碎语，我内心确实有些忐忑。到了文革末期，历年来的大学招考，皆是“自愿报名，贫下中农推荐，革委会选拔”这一程序。选拔出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张旗鼓宣传的也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并且执行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纯粹是下等公民，大学之门基本对他们是紧关着的。我父亲在旧社会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镇反运动被捕劳改，按政策，我也属于“历史反革命”子女。考大学的梦，仔细思考，确实是不自量力。

我犹豫不决，辗转不安。母亲心疼我，怕我积郁成疾，劝慰道：“想开些，老辈人说得好：世人只有卖柴卖米，哪有挑书卖的道理？”又说：“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

母亲的劝告反让我更加心酸，她见状，又给我出谋划策：“我看这样吧，逢人就说不考了，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实在丢不开；暗了下来，好好复习写字，考期到了就偷偷去考。万一考不起，也没人耻笑。”

等到高考的头一天，我骗贫下中农杜队长，谎称自己在深山的岳父要借我一斗大米度五黄六月，特请假三天。

那些年终年“大干、苦干、学大寨”，磨碎了骨头吃不饱肚子，人们去借粮是常事。队长准了假，我便在下午搭班车悄悄进了县城，破帽遮脸入了考场，只怕被熟人发现后惹人耻笑。

考试中也出现了个小插曲：那年高考，外语不是必考科目，我增报的俄语，成了全县上千考生里唯一考外语的。当时考试结束后，考生按各区镇列队，招生主任台上宣布了有关体检等事项，并专门宣布了几月几日到县革委会参加外语考试的考生姓名。当时的辅导站负责人徐老师还专门到我家强调：“全县只你一个俄语考生，你务必按时赴考，为家乡争光！”

只是后来，当我按时到县革委会参加外语考试时，报考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考生皆入座发试卷了，却迟迟不见我的俄语试卷到手。正烦躁不安时，安龙一中的外语教师却告诉我，“没有俄语试卷”。

等到高考后的一个多月，别的考生已陆续领到了录取通知书，甚而连一道进城参加高考的表弟，把最后一批专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拿到手了，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母亲宽慰道：“录不上大学，也要好好活。一天两顿饭，雷都打不脱。儿啊，一根茅草一颗露水养，不上大学也要过。”邻居表兄表嫂扛着扁担到门前，邀约我去深山林子里砍柴，母亲回答：“让老大媳妇去，老大就在家挑粪淋菜！”

我知道母亲的心——她是怕我去高岩陡坡砍柴，因没录取而分心再摔下悬崖跌死。

已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表弟，那天早上也赶到我家劝我：“大老表，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黑哥从教育局托人送来的，你的可能已到邮电所，我陪你去看看？”

我没有好气地回应：“不读大学算球！”言毕，便担上大粪去了菜园。

那天，我刚挑了三担大粪，表弟就远远地跑来，手中高场一个大信封，朝我大喊：“大老表，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一愣，随即将粪桶一扔，冲上去抢过信封一看——千真万确！我冲进屋里大喊：“妈，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了！”

母亲听了，浑身颤抖，扔下手中的烟袋，手忙脚乱地在家神前燃香焚纸，唠唠叨叨叩谢祖宗恩庇，喃喃泣告：“感谢邓大人的大恩大德……”

我被录取的消息不啻原子弹在小镇炸响，全家老小喜气洋洋，乡亲父老都为我庆贺。临去报到的头一天，乡邻不约而同来到我家，有的给了三块五块给我作学杂费，有的送来洗脸盆、香皂或枕巾。深居山林里的大老舅，也特地赶来送了我15斤全国通用粮票，岳父买了5包遵义牌香烟塞给我，说遇见教授或校领导，要敬好烟。

去大学注册那天，班车刚到站，上一届的学兄学姐（其实他们也是1978年春入学）就赶来迎接，一跨进校门，醒目的大红横标呈现眼前：“热烈欢迎新同学！欢迎您，未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些标语让我的心热乎乎的——就在前几年，连为月薪30斤大米而折腰的民办教师，我都没资格争取，可今后，我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了。

为我提行李的学兄学姐已引导我到了宿舍，一架木床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取出录取通知书、县粮食局给我开讫的480斤粮食转移证明、以及派出所办理的户口转迁证明，挤到报名注册的窗口。奇怪的是，先到后来的新生都办了手续，办公室的人却总是不接我的手续、单据和现金。

我耐心等待，窗前只我一个了，我问：“轮到我了吧？”

岂料办事人员一边埋头数钱一边说道：“老人家，这里是大学报名的地方，不是排队供应糖食的商店。”

我应道：“我是来报到的！”

她抬头望望：“老人家，你给谁报到？”

“我给我自己报到！”

她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讶地打量眼前戴破帽、穿着补疤衣、满脸络腮胡子、黑瘦得像个老头的我，自言自语道：“悔不当初啊，我也该报名高考。”

等1980年大学专科毕业，我终于走上了神圣的讲坛。

男朋友和厂长，都成了阻拦我高考的人

@何可

四川乐山人，1978年考入大学，语文教师

1978年春节，全家团聚，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起在父母家过年。

吃完团年饭，我向大家宣布说，我要参加今年的高考。可话说完了，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兄弟姐妹眼里，我就是一个初中生，文革10年，什么也没有学到，拿什么去参加高考？弟弟甚至调侃我说：“如果你真考上了，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更直接的反对者，是我的男朋友衣瑞龙。他是辽宁大连人，西南交大67届的毕业生，在乐山城区嘉乐造纸厂工作，人长得高大英俊，还是个体操运动爱好者，厂里许多青年工人都很崇拜他。

春天的一个周日，风和日丽，老衣骑自行车送我去太平镇上班。几十里山路，春风做伴，美景不断，我们却一路无话——前一晚下班后约会时，我告诉他，我找了两本中学数学，准备下周开始高考复习，可他并没有回应我。

到了厂里，我安排老衣去男工宿舍住下，就上夜班去了。周一早上他走时，看起来挺高兴的样子，周末的不愉快好像已经随风而逝了。可等到我下班后回宿舍，那两本数学书却不翼而飞，问遍同寝室的女工，都说不曾拿过。我心里一凉：肯定是他拿走了。顿时，全身好像浸泡在冰水里，簌簌发抖。

那段时间，只要和老衣谈起高考，双方都会很不愉快。可是我那时的工作是我压根儿不想干的——我的工厂属于二轻系统的小厂，设备和生产方式都很落后，属于家长式的管理，而且地理位置偏远，回趟家要走六七十里的山路。

我看起来是有了工作，可实际生活比当知青还苦。要想摆脱这里，除了考大学，没有第二条出路。

我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在离城不到10里的老岗坝。干了两年农活，就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学校上课，成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随后，工厂开始招工，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眼看着同学一个个当工人、上大学，我却因为出身不好，迟迟没有被推荐。

老岗坝是岷江和大渡河汇流后形成的第一个江中小岛，全是河沙地，主要种植小麦、花生和玉米，也种一些蔬菜，比其他大队富庶。在那里做民师，国家每月补助10元，大队一年再补助3000个工分，算下来每月收入也有30多元，相当于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了。相比其他知青，我的处境算很不错的了。如果不是户口在农村，我真想在那里教一辈子的书。

没想到，1976年二轻系统向社会招工，来我们公社招工的，是乐山县太平镇铁器社。我父母的历史问题在两年前有了结论，所以，政审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时不想去，可是老衣的话很有说服力：“单位虽然不好，但毕竟是城镇户口呀！如果你一直待在农村，将来我们的孩子岂不就是农民吗？”

为了以后孩子的生活，我别无选择，只有进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每月挣18元的工资。

太平镇铁器社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我们坐着一辆破旧的客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经过六七十里的颠簸，来到了太平镇上。当我和同伴们提着行李走进厂子的时候，都傻眼了：一进门，左边一堵砖墙，中间是个百平米左右的土坝子，右边是一排破旧的房子，厂长办公室、财务室、工会都集中在这里。

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近三十、眼睛有点斜视的女人，把我们领进旁边一间低矮的平房，房门正对着厂门。女人交代说：“你们女生就住这儿。”房间大约有十七八平米，靠墙一周摆了五张上下床，还有一张床摆在屋子的正中间，我们六个女生，刚好每人一张。女人又说：“你们睡下面，行李和日常用品放上边。”临走，还让我们尽快到车间报到。

过了十多分钟，厂长来了。厂长叫胡志高，四十多岁，脸上轮廓分明，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不苟言笑。他给我们简单讲了几句，大意是：厂里这几年业务不错，正需要人手，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很高兴，都是有文化的人，把你们全部分配到机修车间。说完，就领着我们，走过短短的走廊，来到机修车间。

车间低矮、破烂，地面高低不平，墙壁四面透风，没有天花板，几片长长的玻璃瓦作为采光用。一个宽大的门框永远敞开着，没有门；正对大门的墙上有一排木栅栏似的窗，没有玻璃。车间里七零八落地摆放着五六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刨床，房顶上吊着几盏暗淡的日光灯。机器轰鸣着，厂长就在巨大的噪音中大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很快，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是车间主任。他摘下油腻腻的手套，用锋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我们，很快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车床。他把我带到了一台最陈旧最肮脏的车床前，说：“你就在这里吧。”

后来我才知道，操控这台最破旧最落后的车床，其实是车间里比较轻松的活——这台车床专门加工饲料粉碎机的外壳，上好工件以后，可以有半小时左右的闲暇。

我环顾四周，好像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欧洲，眼前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手工作坊。心中五味杂陈，委屈失望，巴不得立即转身回到我那可爱的江中小岛继续当我的乡村教师。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在这儿是不会有好日子的。

我们进厂不久，受大环境影响，厂里生产的饲料粉碎机销路特别好。订单多、任务紧，厂里就开始实行两班制。工人们每天上对班，夜班从晚上12点上到中午12点，白班从中午12点上到半夜12点。无论白班夜班，大家都不人不鬼、身心疲惫。可厂长和车间主任的眼里只有利润，常常连周日也要加班，大家连续上半个月的班，才能休息一天。

1977年秋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出差的机会——机修车间的刀具不够用，厂里四处求购无果，动员大家想办法。老衣是大连人，他二姐就在大连造船厂的工具科上班，可以帮忙买一些刀具。我给厂里说了这个情况，厂长很爽快地给了我假，叫我和老衣一起回大连“探亲”，顺道买些工具，算我出差。

得到这个消息，我和老衣都很兴奋。我们选择走水路，即从巴峡穿巫峡，途经重庆、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国庆之前就回到了大连。买好工具，托运回乐山，我和老衣就在大连多待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中旬才返回乐山。

在大连的日子，整天海浪沙滩，寻古觅胜，乐不思蜀。等我们回到乐山，才知道世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年秋天，国家恢复了终止10年之久的高考——这消息于我，比粉碎四人帮还要震惊，可惜等我回来，已错过了报名时间。

机修车间有个和我们一样的学徒工，叫沈国武，比我们早半年进厂，是乐山一中高67级的学生，父母都在太平镇医院上班。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医，政权更替前夕随部队起义投诚，结果还是被抓去劳改了几年，释放后就安排在这偏远的乡镇医院。沈国武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吹拉弹唱样样会。我们进厂时，太平镇成立了粉碎四人帮宣传队，抽调我们去搞了一个多月的宣传，彼此才更熟悉了。

我从大连回到厂里，沈国武第一个就来和我讨论高考。正值隆冬，我上夜班，半夜12点接班后，上好工件，正无聊地看着那风机壳在破旧的机器上转动，沈国武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他上白班，该下班了。

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

他很兴奋，告诉我说他报名参加了高考，今天，教育局的熟人帮他查了分数，没想到竟然考得格外好，不冒尖的语文也考了93分（那时候各科满分都是100分），打算第一志愿填报西南交大。

他鼓励我明年也去参加高考：“你虽然只读了初中，但是文学功底比我好，报考文科没有问题。只要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考好了，总分就上去了。数学一科弱一点，关系不大。”

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1978年春节过后，沈国武果真收到了西南交大的录取通知书，特地到车间来和大家告别。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用鼓励的眼神盯着我说：“你今年一定要去报考，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顿时热血沸腾，回答他：“一定去！”

沈国武考上大学的消息，如同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工厂里扔了一颗原子弹，一时间厂里议论纷纷，人人都在说高考。好几个和我一样的青工，心里都燃起了希望，积极准备复习应考。但厂里的领导却异常紧张，生怕工人不安心上班，都学沈国武高考走人。

转眼又过去了两个月，我在厂里，鬼魂似的活着，满心只想着考上大学，离开这个鬼地方。

那时候，母亲在五通桥竹根中学上班，见我一心想上大学，就在学校里给我找了一摞复习资料。

4月，春暖花开，好容易倒班有了一天休假，我约上好友一起骑车去五通桥拿复习资料。返回时走到大石桥附近，天色已近黄昏。老衣骑着车迎面而来，当时我还在想，他是怕我们两个姑娘走夜路不安全，专门来接我们吗？心里不免一阵感动。

可到了眼前，我才看见他脸色不对，问他：“怎么啦？”

他劈头就说：“谁叫你们到五通桥去了，把书包给我！”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衣伸手就把我的书包夺了过去，转身骑上车绝尘而去。我一下子懵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骑上车往家里赶。那时候我家住在岷江东岸的任家坝小学，一进校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满心喜悦背回来的复习资料，正在台阶下火光熊熊燃烧着，老衣就站在火堆旁边，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他神情木然、面容冷漠。

此事之后，我的父母开始反对我和老衣谈恋爱。

在父母看来，报考大学、追求自己的理想是我的权利，作为我的男朋友理当理解支持。可老衣不但不支持、不帮助，还烧掉母亲辛辛苦苦替我收集的复习资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点，这样的人何以托付终身？

我心中也是矛盾重重：在农机厂上班，干着高强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老衣在城里工作，住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我这边更惨，六人一间房。我们相距六七十里，要想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简直不可想象，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命运。

然而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他已经32岁了，我们恋爱了好几年，好不容易都有了工作，可以谈婚论嫁了，我却要去考大学，让他再等4年——且不说读书期间，会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能放心吗？

为了让他彻底放心，换取他的支持，我毅然决定瞒着父母和他登记结婚——时不我待，已经是1978年5月了，还有两个月我就要进考场了，不能再拖了。

5月15日，我和老衣领取了结婚证，我的高考终于可以付诸行动了

可没想到的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好不容易取得了老衣的理解，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回到厂里，我开始复习迎考，每天下班后都捧着数学书看。白班下班已经是半夜了，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我就拿着小板凳到走廊，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很快，我复习迎考的消息传到了厂长耳朵里，厂长怒气冲冲，放出狠话说：“她要去高考，想都别想！我们好不容易招了点有文化的人，去年已经放走了一个沈国武，今年一个都别想走！”

厂长指示车间主任立即调整我的工作，车床不让上了，叫我和另一个女生去抬风机壳——就是把饲料粉碎机的风机壳从翻砂车间抬到机修车间，再把机修车间加工好的风机壳抬到组装的地方，计件工资。

翻砂车间到机修车间大约有两百多米的距离，中间还要爬一个约莫60度的斜坡，风机壳的重量有七八十斤，体积庞大，我们先要用棕绳把它套起来，再把绳子穿在一根又粗又圆的木杠上才能抬着走。

说实话，我从小到大从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而另一个女生的身高只有1米5，我身高1米6，当我们抬着风机壳走的时候，绳子就会不断往她那边滑动，重量也会压着她。她身体瘦弱，根本无力承受这个重量，我就必须使劲地拉着那绳子，这样一来，我们就走得十分艰难。

可车间主任却规定，每天必须抬够规定数量的风机壳，才算完成任务。如果哪一天没有完成规定的数量，就大会小会地批评我们。我们拼命干，一天12小时下来，肩膀红肿，腰酸背痛，哪里还有精力看书。

厂长主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工作越是艰苦，我考大学的信念就越是坚定，即使做着这样的工作，每天半夜下班，我也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才去睡觉。

6月，高考报名开始。

厂里想要报名的青工有4个，其中一个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另外两人是70年代初期的高中生。我们一起到太平镇招生办去报名，对方告诉我们，需要厂里开个介绍信。

回到厂里，厂办说说开介绍信必须要厂长和书记同意，可厂长和书记，只要看见我们，转身就走。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心急如焚，只好回头求助于镇招生办。镇招生办的老师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就给我们报了名。

报名以后，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正想抓紧时间冲刺复习，厂长却派人来把我喊去谈话，说：“我们工厂有前途，要发展，需要培养有文化的人，所以特地到公社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安心？”

继而又和颜悦色地承诺说：“安排你去抬风机壳是暂时的，只要你不去高考，我们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安排你去精密机床上班，多学点技术。”

我理解厂长的一番苦心，但也表示：“既然国家有政策，允许我高考，那我决不放弃。”

厂长见劝说无用，就不准我们几个考生请假复习，我每天的工作依然是抬风机壳。眼看还有20多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历史、地理。

焦急中，我在7月初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厂里见状，只好准我回乐山。回乐山的第二天，我到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药，嘱咐说：“多喝水，好好休息两三天。”我望着医生，欲言又止，医生似乎察觉到了，问道：“你要假条吗？”

想到即将来临的高考，我豁出去了，说：“医生，你可以给我多开几天吗？我要去考试，没有时间复习。”

医生抬起头笑了：“你要去高考吗？该支持，该支持！”他拿起笔，大概算了一下时间：“我给你开10天吧。”

拿着假条，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心中的谢意，只是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

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宝贵的10天时间。我的高考之路经过了一条漫长而黑暗的甬道，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几乎没日没夜地看书，背一切可以找到的复习资料，我的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靠那几天的恶补。

1978年7月20日，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早上7点30分，我走进了乐山县第八区设立在安谷中学的高考考场，开始了为期3天的高考。

我的室友罗明珍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她男朋友是安谷镇人，知道我们要在安谷考试，他俩便邀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住在他们家。高考那几天，她男朋友的家人对我们照顾得极为周到，我们吃得好、睡得好，应考时也格外精神。

我觉得文科类的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于我都不难，整场考试下来，胜券在握。考试结束以后，我径直回到家中，不再去厂里上班。

很快，成绩下来了，我超出当年文科录取线21分，不算优秀，但是，那么仓促短暂的复习时间，还要排除那么多的干扰，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打算填报一个确定能够录取的稳妥志愿。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乡下已经有了5年的从教经验，便决定报考师范院校。母亲说：“你不是怕冷吗？西昌是个冬暖夏凉的城市，你就去那里读书吧。”

等到了体检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亲戚”还没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怀孕了。得知这一消息，老衣非常欣喜，而我却全然没有年轻女子初次怀孕的喜悦，反而愁绪万端，陷入了矛盾之中：如果真是这样，体检能通过吗？就算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怀着孩子上学，学校允许吗？孩子生下来怎么带？

种种问题萦绕于心，夜不能寐。老衣便开导我说：体检一定能通过的，国家为了选拔人才，高考政策都没有限制婚否，那么也不会检查是否怀孕，先体检了再说。等到了学校，如果学校说不可以妊娠，我们再去手术。我这才安下心来。

如老衣所料，体检顺利地通过了。

1978年国庆前，我收到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捧着这封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我百感交集，喜极而涕。 

我又重新走进了校园，每天听课、看书、写作业，和同学探讨人生、交流哲学，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可是我的内心又充满忐忑，毕竟已经有了身孕，纸是包不住火的，学校知道了怎么办？这个孩子能不能出生，还得看学校的态度。

开学两周后，我豁出去了，决定向学校说明情况。我去了校长办公室，甘校长五十来岁，是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容清瘦，和气地请我坐下，专注地听我说话。

我把自己的状况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他，了解情况以后，甘校长问了我的年龄，又问了老衣的年龄，然后说道：“你们的年纪都早已过了正常结婚的年龄，是文革把你们耽误了。你们现在结婚和怀孕都是正常的，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国家现在要搞建设，正需要人才，学校不会为难你的。”

他很细心地问了我的预产期，我回答他大概是79年的4月底。他想了想说：“你可以在3月初请病假回家，把讲义和课本带回家自学。等孩子出生满月后，你再回校复习，参加期末考试。如果多数科目都过了，你就继续跟着78级学习，如果你挂的科目多了，就下去进入79级学习。”

我没有想到甘校长会如此善解人意，在我看来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却心怀大爱，很人性化地就轻松解决了。临走，他还提醒我，这段时间不宜上体育课，回家之前，记得到他那里去批假条，拿上假条到总务处退伙食费。

听了他的话，我望着他，眼里不禁噙满了热泪。和太平镇的胡厂长相比，同样是人，关爱之心却是天差地别。

1979年5月2日，我的儿子出生了。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医生高高地举起他，我看到一个婴儿，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舞动着他有力的四肢，大声呐喊般啼哭着。

我相信，他的人生定然和我不同，他们这一代人的道路定然不会荆棘密布，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回校以后，同学们争相看他的满月照，同学们都说他是我们中文78级1班的“班宝宝”。

6月1日，我把刚刚30天的儿子托付给母亲，就返校上课了。此后，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只有寝室、教室、图书馆，生活内容就是听课、看书、抄讲义、查资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最开心的就是读老衣和父母的来信，看到他们在信中描述儿子的成长趣事，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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