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全国待移植病人大概30万人，而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可谓功莫大焉。
前 言
为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按照2007年开始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卫生部于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随后，各家经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也都专门成立了“器官获取办公室”，简称OPO，由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人体器官捐献专业协调员和器官获取医师、数据采集录入员、财务管理人员等组成。我是医院OPO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当医院任一科室的医生得到捐献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到我这里，再由我根据情况调动资源——安排评估员、协调员、车辆等，同时对接移植团队，以保障器官的捐献和移植的成功。捐献成功后的喜悦，被误解时的苦恼，工作不顺心的低落……种种酸甜苦辣，都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而下文的这个案例，则是我多年工作中较为曲折和典型的一例。2016年6月14日下班后，我接到文鼎县（化名）人民医院的电话，说他们医院有一例潜在的器官捐献病人，问我们要不要过去了解一下。对我们来说，这种信息太重要了。每年全国待移植病人大概30万人，而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严重短缺。通常来说，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捐献，且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所以，每一个潜在捐献的信息，对我们而言都异常重要。挂了电话，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决定马上奔赴文鼎县。晚上7点多，我已和协调员、评估员一起，带上仪器，在前往县城的高速路上了。“主任，这个病人什么情况？”协调员小张问我。“是个43岁的男性病人，因车祸脑外伤住在县人民医院ICU。据他们医生说病人已经脑死亡，家属也有捐献意向。”“年龄不大，器官质量说不定还可以。”评估员赵主任接话道。“当地医院也这样认为，当然具体还需你来评估。”器官捐献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心死亡标准，一个是脑死亡标准。除了心脏捐献需要脑死亡标准外，其他脏器捐献都可以在心死亡后再进行。但，心死亡后脏器容易缺血，影响捐献器官的质量，相对而言，脑死亡捐献的质量更高，也是国际通行的捐献标准。而评估员的职责则有两个，其一，是评估潜在捐献者的器官能不能用；其二就是看捐献者有没有达到死亡标准。通常每个医院OPO的评估员，都由医院ICU或者神经内外科等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运用专业知识对捐献者进行评估。我们一切后续工作，都要等赵主任出具了评估结果后再进行。杭州距离文鼎约200公里，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直到进入上三高速，车才少了。行过连绵的山区，又过了新昌，我们堵了半个多小时，到达文鼎县人民医院时，已是晚上11点半。午夜时分，整个县城都静悄悄的，只有医院依旧灯火通明。“这么迟了，我们先休息还是先去看病人？”他们征求我的意见。现在和家属碰面是不可能的了，但先看一下病人、评估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万一病人符合捐献条件，必须晚上就进行捐献，这种时候一刻都耽搁不得。“先去看病人吧。”我说。大家把仪器从车上搬下，便往ICU跑。ICU门口空荡荡的，家属都已回去休息了，只有“重症监护室”几个字发出绿色的光芒。值班医护人员给我们讲述了病人的情况——该病人是昨天傍晚骑电瓶车被一辆摩托撞倒后，造成了严重的脑外伤，当时就昏迷了，送到医院后紧急做了颅脑手术，接着出现脑疝，就再也没有醒来。所谓脑疝是由于急剧的颅内压增高，使得脑组织从原本所在的区域跑到了不该去的另一个区域，是最严重的颅脑外伤，接近濒死状态。但这类病人的心肺功能一般不受影响，其他可捐器官也不会缺血。经赵主任评估，病人包括肝脏、肾脏在内的可移植器官均功能完好。为进一步评估，赵主任又给病人做了脑电图。趁这个间隙，我们和值班的医护人员聊了起来。根据此前医院的反馈，对于器官捐献，病人女儿的态度坚决，家里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无所谓，妻子的态度还不明确。我们随即明白了，接下去的主要工作就是征得病人妻子的同意。脑电图结果很快出来了，还有脑电活动，但非常微弱，也就是说，尚未达到脑死亡标准——这与我们此前的无数临床案例经验，确实有出入。但经验毕竟是经验，最后到底是不是脑死亡，还是要靠仪器来确定——这就是严格评估的必要性。对于我们来说，心情更为复杂了。如果病人已达到捐献标准，当晚就一刻都不能耽搁。那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要马上征得家属的同意，要请红十会人员过来见证，要医生赶来取器官等等；如果达不到捐献要求，我们就需要在这里继续等待，有时甚至得待上一个星期，过程也十分煎熬。但是，医护人员有医护人员的职业要求。所有人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治病救人，哪怕有一线希望，如果家属不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就这个病人来说，就算脑电活动微弱，随时有可能死亡，但在此之前，我们照样不能放弃。“你们辛苦了，有一线希望，有需要我们医院医务人员协助的，义不容辞。”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酒店和医院只隔了一条马路，透过窗户，整个院区尽收眼底。虽然时间尚早，医院里却已熙熙攘攘了。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通过窗户传进室内，那是我所熟悉的声音。我决定早点去ICU一趟，看看能不能碰到病人家属，和他们聊聊。刚要离开酒店，协调员小张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早就去医院了，家属已经在ICU门口了，让我过去一趟。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高兴的是，这么顺利就能和家属碰面；忐忑的是，如果时机选择的不对，家属拒绝了，后续再沟通就十分困难了。在OPO办公室中，协调员的工作就是向家属介绍器官捐献方方面面的知识，想方设法协调各部门资源、满足家属的意愿，促成家属在捐献志愿书上签字。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惯性，病人逝世后，同意捐献器官的家属微乎其微，捐献器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种思维的颠覆——协调员的任务就是帮助家属完成这种颠覆。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10个潜在捐献者，最后能成功的只有一二例，大多数都是无用功。有的是家属同意了，最后病情未达到死亡标准，不能捐；有的是病情达到要求了，家属死活不同意，捐不成。不但如此，我们还经常受到家属的辱骂——人都快死了，家属本就痛不欲生，作为医生，不想办法救，还想让他早点死，获取他的器官，谁能接受？记得有一次，一位协调员在和家属沟通过程中，差点还挨了打，还好身手敏捷，才得以成功逃脱——对于协调员这份工作而言，成功是运气，失败是常态。可是一旦劝捐成功，看着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在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移植了那些原本要被一把火烧掉的器官，后又重获新生。那种巨大的成就感和喜悦，大概也是其他职业所不能体会的。几分钟后，我到了医院ICU。和昨天相比，病人呼吸更微弱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条件也更高了，维持心跳的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需求更大了。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进度。协调员告诉我，她刚刚和家属聊过，但未涉及到器官捐献问题，只是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全家人包括妻子、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还有3个孩子：两个女儿在上学，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儿子最小，暂时由亲戚照顾。我推门出去，在协调员的指引下见到了家属。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村家庭，衣着朴素，表情淳朴，每个人都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眼里满是无助和痛苦。病人妻子的老家在安徽，两人是打工时认识的人，之后又一起辗转全国各地，两个女儿出生在新疆，儿子出生在宁波。随着逐渐长大，他们回到文鼎山区老家，以务农和做木匠活为生。一场车祸，让一家人的生活顿时跌入深渊。我向病人的妻子走去。“你好，我们是杭州医院过来的。”“你们找我有事？”她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她还不到40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显老。穿一件碎花衬衣，不算旧，但皱巴巴的。身材中等，圆脸，脸上满是长期在日光照射下劳动留下的照射斑。“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依旧没有直说。“又没有请你们，你们过来干嘛？”再次开口，她的言语中就全是抵触情绪了。我想，也许是她女儿已经给她说了器官捐献的事情。看样子，现在不是提及捐献的好时机。“是这里的医生让我们过来的，毕竟大医院的水平要好得多……”没等我把话说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你们就是过来让我捐献的，你们给我走！给我走！我不会同意的！”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终止这个话题。我们安慰了家属几句，很快离开了。在和协调员商量后，我们决定和病人的主管医生共同商讨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ICU的李主任很快就把主管医生和主管护士都请来了会议室。很快，大家就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暂时不要和病人妻子接触，而是从病人的父亲和哥哥着手，侧面了解清楚病人妻子拒绝捐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做到有的放矢；第二，维护好待捐器官的功能，不放弃捐献的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虽然病人目前只能靠仪器维持，但在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之前，我们作为医务人员，还是先尽力救治。中午时分，ICU的工人通知我们，病人妻子离开了。我们决定趁此机会和其他家属先聊一下。我们以沟通病情为由，把家属请进了ICU会议室，先介绍了病情：“……由于脑部外伤造成的，病人虽然经过手术，但脑功能很难恢复。现在出现了脑疝，这是最严重的，会影响呼吸中枢，也就是说，呼吸的指挥部受损，恢复的可能性极小，我们现在正在尽力抢救。”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我握住病人父亲的手继续说，“话虽这么说，但的确非常不乐观。并且，医疗费用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想问一下，如果最终救不回来，你们看看能不能同意器官捐献。与其火化掉，还不如捐出来，造福他人。行吗？”听了我的话，病人父亲轻声抽泣了起来。随即，其他人也轻声哭了。“唉，你们要抢救我们也没钱啊。”过了良久，病人父亲用当地方言说。此话一出，家属们都议论开了，说到目前为止，医药费还欠着医院，肇事者也找不到。“车祸地点在偏僻山区，来往车辆很少，等别人好不容易发现人了报了警，都不知道事情过去多久了……”“目前也只知道是摩托车，但那么多摩托车，又没人看到，又没有监控，破不了案啊……”一听到大家的担心，我立刻说：“医药费你们放心，如果你们同意捐献，我们会出这个钱的。”根据省卫生主管部门和省红十字会的联合发文，移植医院或救治医院是可以对经济有困难的待捐者进行医药费补助、减免的。但不能以现金形式给家属，只能由医院之间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结账。几个家属的眼睛都亮了一下。我抓住机会，进一步说：“对于捐献这件事，还是想听听大家是什么态度。另外，如果有什么想法，尽管和我们说，我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的。毕竟，你们这是在做好事。”他们开始讨论了起来，而大家的头也都偏向了病人的父亲和哥哥，看着他们。最后，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总结为4点：第一，经济上的问题，这个家经济上实在是太困难了，想得到我们的帮助；第二，后续几个小孩上学的问题；第三，交通事故处理问题；第四，如果他们捐献器官了，村里人会认为他们在卖器官，会看不起他们，这也是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们同不同意捐献？特别是他的妻子？”我再一次向家属们确认。病人的父亲和哥哥说，他们可以代表家族里所有的人来劝她。她的大女儿赞成捐献，也可以一起帮忙劝她妈妈。最终应该会同意。会后，我立刻给省红十字会相关人员打了电话，汇报当前工作的进展情况，也说这两天我们可能会征得家属的同意，到时候请他们过来见证。同时，也请他们告知文鼎县当地的红十字会，看看能不能给捐献者家庭提供适当的帮助。省红十字会是我们省级单位器官捐献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我们所有的捐献工作都要在省红十字会的见证下才能进行。而对于捐献者家庭的一系列补助资金，也都是来源于红十字会的相关基金，医院是不允许出这个钱的，否则容易失控，也会给别人留下口舌。之后，我给本院的医生打了电话，让他们做好准备，根据血型、体重等情况选择好待移植的病人。完成了这些事，我忽然感到十分疲劳，晚饭都没吃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来到县城的第3天，我依旧是天蒙蒙亮就醒了。今天我的工作，就是针对病人家属提出的需求，挨个逐一解决。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医院只能对捐献者补助丧葬费、医药费等，严禁额外给家属其他任何费用——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会把无偿捐献引向器官买卖，谁出的钱多，器官就归谁，这是严格禁止的。在本世纪初之前，我国器官捐献事业也曾走过弯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今才只剩下“无偿捐献”一条路径。如果允许额外给钱，无疑会对好不容易走上轨道的捐献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将这一刚刚起步的事业毁于一旦。可是，既然不能额外给钱，那怎样满足家属的要求呢？我仔细推演了一下，决定从政策层面着手。来到医院后，我先查到病人目前为止共欠费5万余元，包括后续费用，估计会在10万元左右，我们医院有这笔专项资金，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是经过医院领导班子讨论通过的。一旦需要，我无需请示就可以直接拍板。于是，我立刻和文鼎县人民医院的领导说，请他们尽量治疗，后续所有的费用我们医院会过来结账。而丧葬费这笔钱，需要走红十字会这条路。包括关于病人的3个子女后续教育补助的问题，红十字会都说没问题，可以批出专项款项，提供给3个子女大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为止。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我辗转通过县政府的朋友联系到了病人所在县的交警队，情况的确和家属所说的一致，事故地点位于深山，是一条小路，沿线有很多村庄，他们正在排查。不要说目前尚不能确定肇事车是不是附近村庄的，即使是附近村庄的，排查量也很大。另外，现在农村里大功率电瓶车也很多，痕迹和摩托车类似，如果加上这些电瓶车，难度会更大，估计最终很可能结不了案。退一万步讲，山区的摩托车很少上保险，即使找到肇事者，有没有赔偿能力也是个问题。“那有没有办法帮帮他们？”我问。“最多只能启动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助资金支付医疗费，其他帮不上忙。”无论谁出医药费，也都是我们两家单位之间的事，对伤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对解决家属的诉求帮助十分有限。我沉思了一下，只好说：“那好吧。还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忙，这个病人估计会进行器官捐献。如果成功的话，是你们县里本地人捐献第一例，非常有意义。到时候需要麻烦你们出具一些证明文件，非常感谢。”交警队的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一点，对于如何处理村民对他们一家有可能出现的负面看法问题，我联系了县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想听听他们的建议。当地红十字会由副会长带队，一行好几个人很快就赶到了医院。大家一致认为对于器官捐献，普通民众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了“买卖行为”上。特别这一家的妻子是外地人，村民很容易抱着恶意，认为老公走了，家属就卖了器官拿钱走人。这一点是妻子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视台和当地报纸等媒体，大力宣传这种高尚的行为，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认识到器官捐献是无偿的、崇高的，那负面看法自然而然就会消除。“那就请你们辛苦一下，到时候请一定联系一下当地媒体。”“义不容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方说。这些事情解决之后，我决定再次和家属接触一次。当我和协调员来到ICU门口，所有的家属都在。经过上次接触，家属已经认识我们，加上我对他们的承诺，大家都已不再有抵触情绪了。所有人都自动让开了路，让我们走到病人妻子身边，她朝我们点点头。我客气了几句，马上切入正题。我首先明确表示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不能额外给钱，如果给钱了，那就变成了器官买卖，这是国家政策所不允许的。但是，我们可以力能所及地为他们做点事。接下来，我把4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全部向家属做了说明。最后，我看到她眼里闪了一下。我想，她内心的某处应该是被击中了。至少，这些肯定是她在丈夫车祸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眼看都可以解决，她看起来似乎也松了一口气。可过了良久，她还是摇摇头，“别人会说我是为了钱在卖器官的。”“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我又把第4个方案详细解释了一遍。她说还是不想接受电视台采访，“弄得大家都知道”。我便说，可以不拍她的人，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她们是无偿在做好事，是很光荣的事。她这才点点头。“那如果你的丈夫救不回来，你愿不愿意做好事呢？”最终，我问出了这一句。她立刻就哭了，转过身靠在墙上，哭得越发厉害了，不停地摇头，嘴里念叨着，“不要，不要……”家属都过围上来安慰她，病人父亲也劝她：“还是捐了吧。不捐，孩子上学怎么办？”她不停地哭，不停地摇着头。一时间，我们又都愣在了那里。这天下午，我们临时决定，去她女儿的学校一趟。很多问题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找不到答案——为何解决了那么多实际的困难，病人妻子还是不同意呢？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被我们忽视了？为了解她真实的想法，小组成员都认为，和她的女儿聊聊最合适。尽管大女儿还不满18周岁，但也满16周岁了，劝劝母亲还是合规的——当然，也只是请她劝劝，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她母亲那里。再退一步，如果女儿的态度坚决，我们可以请她帮忙；但如果态度模棱两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这个口。毕竟，给一个未成年人这种压力是不人道的，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一路上我都在琢磨这些问题，可最后到底会怎样，还是只能等见到大女儿再说。傍晚时分，协调员回来了，详细和我说了见面情况。她说，病人女儿的学习成绩很好，也非常有主见，她在ICU外面看到器官捐献宣传栏，得知自己父亲已经无可挽救后，就和母亲提，要不要捐献器官、造福他人，她母亲也没有说不同意，只是说要考虑一下。协调员问病人女儿，母亲提出几点要求，我们都满足了，但还是不同意，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病人女儿想了一下，说：“也许妈妈是舍不得爸爸，他们都在一起打工，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捐献，应该就是舍不得。”她也知道爸爸救不回来了，晚上会给妈妈打电话，再劝劝妈妈。霎时，我明白了，原来病人妻子真正不舍的是对丈夫的爱，一直不同意捐献，也是想让我们尽力抢救——她无法接受丈夫已经不可救治的事实，怎么也舍不得丈夫就这样离去。我突然热泪盈眶。6月17日上午9点，赵主任再一次做了评估，病人脑电活动已经消失了，脑血流停止，也就是说，已经脑死亡。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到了，同时来的还有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向病人妻子以及其他家属告知了病情，说明病人已经脑死亡，再无抢救意义，大家都尽力了。我再一次劝病人妻子：“经过我们多天的抢救，病人确定已经回不来了，有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现实……其实，你丈夫虽然去世了，但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活着。如果你同意捐献，他的肾脏、肝脏将在他人的身体里继续活着，眼角膜也相当于由他人代替你丈夫继续看这个世界。让你的丈夫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是非常有意义的。”家属也说：“捐了吧，就捐了吧，烧掉可惜了。”病人妻子没有说话，也没有哭。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好，我捐，我签字。不过你们不要骗我，我要看着他心跳停掉你们才可以拿，否则，谁也不准拿。”可以看到心脏停止是要进医院手术室的，这是规定不允许的。“不让我看那我就不捐。”病人的妻子非常坚持。我最终答应了她，并再一次表示了感谢。下午，签字仪式在医院办公室里举行。这是文鼎县本地人器官捐献第一例，意义重大，办公室周围聚了很多人。有省红十字会人员、当地红十字会人员、十几个病人家属，还有电视台、报社记者，也有该医院过来参观学习的医护人员等等。签字仪式是在省红十字会人员见证下进行的，全程录像录音，病人妻子、父母亲、兄弟都在器官捐献登记单上郑重地签了字。病人妻子和父母亲都不会写字，由病人女儿、病人哥哥代签，所有人都按了手印。我随即通知了取器官的专家。同时，也把病人信息录入了国家器官捐献分配系统，按照要求统一进行分配。晚上8点，县医院的手术室静悄悄的。病人静静地躺在手术床上，只有机器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他的呼吸和心跳都由药物和机器维持着，一旦撤销，心跳呼吸将很快停止。我们将病人妻子安排在手术间外，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机器上的心电图，现在心电图显示正常。麻醉师、医生、护士各个人员都已到位。麻醉师等在手术床旁边，医生和护士洗手消毒、铺手术单。协调员小张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起整理表单，调试摄像机。连遗体整理人员我们都带来了，手术结束后会直接帮其整理遗体。一切准备就绪。病人妻子无力地靠在手术间门上，但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轻轻地问她：“现在一切准备就绪，药物一停，过一会儿，那个机器上波浪形绿色的线变成一条直线，就表明你丈夫心跳停止，人没了。然后我们再取器官。我们现在可以停药了吗？”我看到她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点了点头。我朝麻醉师点点头。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开始录音录像。麻醉师脱掉呼吸机，撤掉了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一开始，心电图没什么变化，几分钟后，心跳就从每分钟120次慢慢往下掉，直到变成“0”，心电图也变成了直线。时间是晚上8:20分。病人的妻子突然瘫在手术间门口。我请工作人员扶着她离开手术室，让她在门口椅子上坐着休息。同时，请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照顾好她。麻醉师宣布获取器官手术现在开始。这次，病人捐献出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两个眼角膜，将全部移植到已等候多时的受体身上。9:30分，整个手术结束，所有的器官将立即送往杭州。当遗体整理员整理好遗体，外面包着洁白的单子。我们所有人都绕着遗体站成一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宣布：“现在开始默哀。”大家深深地朝遗体三鞠躬。我们陪着家属，直到殡仪馆的车辆来到。望着殡仪馆离去的车辆，我终于长长叹一口气。这么多天的辛苦终于结束了。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也没有悲伤，这就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良 民
一位医生，
一位医疗质量管理者，
一位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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