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事实，阿辰其实称不上对“表演”抱有多大的热情，他仅仅是对“当明星”有热情。
他是举着一叠A4纸进的我家门，右手中指上勾一串钥匙，钥匙上一颗米黄色佛形吊坠。三颗扣的齐膝黄大衣没扣住，敞着，一根带褶纹的皮带勒在腰部中央。环扣是带眼的那种，已使用最末一个，形状极不规则，显然是自行挖掘出来的。裤脚堆积在外翻的鞋舌上，鞋是大号黑色皮靴，不具有任何打扮上的刻意。总体来看，整个人像插在那双皮靴里。阿辰失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双鞋渲染着他的丧，不用看脸，便知底细。很多年冬天，阿辰都穿着这双旧皮靴。他畏寒，冬天来时手脚发冷，稍不注意，便要爆发冻疮。这双旧鞋保障了他两只脚的安全。前一年我形容它们为一对儿扁头鱼，在2019年的冬天，它似乎更加扁了，像两只松了气的蟾蜍。他将手套平举在嘴角，用牙齿叼住一个指尖，轻轻一抻，便将一只肥大通红的手剥了出来。他先在客厅徘徊，不知在踅摸什么，然后才坐在了沙发上，用半边屁股压住另一只手套的指尖，胳膊微抬弯曲，另一只手也得到解放。他把两只手套叠一起，放在了目光可及的地方，想了想，又塞进了大衣口袋，大概怕临走时落下——以往发生过这种状况——然后将两只通红的手放在暖气片上。我的目光一直没脱离那叠A4纸。阿辰不解释，一边烤手一边不停卷曲那叠纸，“叭叭”作响。等手上红色消失的时候，他问我屋里有没有东西可填填肚子。原来，他进屋后一直寻找的是食物。我打开冰箱，取了两盒牛奶给他。他执意要干吃桌上的一袋泡面。泡面面饼就牛奶，就这么吃下去了，吃完之后，他才道：“帮我拍个试戏片段吧。”“接戏了？”“TVC广告（商业电视广告）。”“好啊，有活儿了。”“确实被摁到底了。天天菠菜煮面，快他妈吃吐了。”他脱掉MLB的帽子，将半长发旗帜一样甩开，结缕的形状证明他很多天没洗头，浮肿的黑眼袋说明他再次过上了黑白颠倒的日子。“又失眠了？”我问。“唉，就那样。吃褪黑素，也不起作用。”“几点起的？”“下午4点。麦克饿得抓我被子，如果不干点儿活儿，我们都得死屋子里。”麦克是他养的一条小狗。“是个肯德基广告，要演个点灯熬油每天加班加到死忽然吃了一份肯德基马上容光焕发满血复活的白领角色。你看我合适吗？”“合适。”我必须说“合适”，否则他一定要和我论证到底为什么“不合适”，他向来是这种性格。“那就来吧，我演三个状态：加班加到披头散发，在梦中幻想辞职——这是闪回的部分——最后是吃到肯德基，一下精神了。”“披头散发、幻想辞职、一下精神了，是吗？”“对。”他拿起A4纸卷成一个圆筒形状，“假装这是肯德基外包装。”“确定要这么演吗？”“无实物嘛。”然后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根用塑料袋包装起来的鸡骨，“本来这是麦克的食物，拿来做做道具。”他将鸡骨头丢进圆筒A4纸，“我假装吃一吃，最后拿出鸡骨展示在镜头前，说出广告里的slogan。”“是什么？”“‘肯德基XX鸡翅，今天你啃了吗？’——妈的，真low。”他有种被勉强去应征这种广告角色的怨怒，好像青楼女被强行推出去卖笑接客，“就当他妈的人生历练了。”“男主是谁？”“一个当红鲜肉XX，我和他演对手戏。”又补充说，“他没演技。”“你们在片酬上差距应该很大吧？”“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有可比性吗？我是赚我和麦克的饭钱，人家赚的是片酬。都沦落到‘大群演’的地步了，我还要让你点我的不堪？本来我是拒绝试戏的，但人生就是这么残酷，我要和一群人竞争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人肉背景’！我看过他们的故事板，我的角色在构图占比上根本就是让人记不住的定位，会喘气的都可以去演。”看得出来，他度过了艰难的心理关。阿辰是个演员，北漂近10年。我则是个到处扎活的小编剧，我俩是在一个广告项目里结识的。认识他的6年里，他常常没戏可演，偶尔“客串”当当场务。但阿辰自认为能红。1998年，《还珠格格》的风靡激发了少年阿辰的演员梦，13岁的他指着电视剧里的演员对家人说，“我以后要干这个”。东北小镇的少年并无太多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父母又都是下岗工人，唯一的优势是，阿辰生了张比一般孩子耐看的脸。他像父亲，父亲年轻时就很英俊。阿辰高中毕业，先去当了一年半的兵，之后回学校参加艺考，顺利考入一所艺术院校影视表演专业，按他自己的说法，“纯粹是凭了颜值”。阿辰不认为自己多有天赋，但觉得可以靠脸吃饭，目标就是当明星。但学校无法快速让他走上星途，在学校里待了两年之后，2009年，24岁的阿辰毅然决然退学，开启了北漂之路。最初，两眼一摸黑。大概知道北京有个电影制片厂，他便去找机会，据说某王姓明星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机会倒也来得挺容易，凭了一张出众的脸，他很快从群演到大群演、从特约到大特约。“大特约”是指有台词、有戏份、有机会出现在主演镜头里的角色，名字也会在参演名单的字幕里出现，这便是蹲着等活儿的人里所谓混得最好的了。阿辰当然不甘于此。他不再在制片厂门口蹲点儿，开始上网找信息，投简历，试戏。很快，他便摸清了北京剧组的大小据点。经过试戏，阿辰发现，在北京如他一样怀抱明星梦的家伙多得惊人，毕业于著名艺术院校的演员比比皆是，个个有着不俗的才艺能力和“准明星”一样的外貌，他当兵、辍学以及群演的经历并不能为他添加更多的试戏筹码。多次失败之后，阿辰的自信被冲击了。那种如同挑萝卜白菜一样挑演员的行业氛围让阿辰感到自尊心被剥落。甚至有一次，有位性倾向不明的副导演在拍试戏片段时要他脱衣服，看他的肌肉和凸点，塞了纸条暗示“可以交易”。没戏可拍的阿辰常常入不敷出，母亲的接济必不可少。依靠城市扩建，家里才稍稍有了些积蓄，但父亲体弱多病，家底并没稳固太久，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去当装修工人。他要强，不愿伸手，实在扛不住，便进些小商品拿去五道口地铁站附近练摊儿。他不太会做生意，摊儿最终被城管收了。他只能再去接戏，但很长时间不和“群头”联系，“大特约”的地位自然早已被他人占据。他不得不降低“身价”，去扎那种“学生作品”的“小活儿”，时不时客串场务或是副导，赚点儿“零碎”。阿辰等待着伯乐出现给他脱颖而出的机会。在他看来，红，是早晚的事儿。可一晃两三年过去了，他的事业一直原地踏步，起伏不定的收入勉强维持着房租和日常开销，最穷时，连地铁票都逃过。他自嘲说，以后若是红了，铁定是个污点。2012年的秋天，阿辰母亲进了一次医院，胸部造影，肺有了毛病。阿辰十分清楚，一旦母亲倒下了，家里只能靠他来撑。阿辰自来了北京，一次家都没回去过，打电话的时候都十分有数。有些纠葛都是埋在心里的，是两年前的“辍学”问题。阿辰的执念是，不到“衣锦还乡”那一天绝不回去。但现在，这想法落空了。那次回家，父亲目光严酷，他没直接和阿辰交流，只要妻子转达意思。母亲委婉说给了阿辰听。阿辰承诺：再给他两年时间，如果不成，便回东北。阿辰决定当导演“曲线救国”——没机会，创造机会，自捧成名。从老家回北京后，他开始筹备人生中第一个短片。演过不少学生作业的他认识太多免费“劳动力”，组织个小班底不成问题。剧本是自己写的，一周便完成了。开机当天，烧香，挂横幅，十几人的小剧组在北京郊区的小乡村里开始了简陋的拍摄。阿辰是导演又是主演，忙里忙外。我曾在他的拍摄花絮里看到，他高举拳头，在杀青宴上亢奋高喊：“我要去三大电影节，我要得最佳男主！”和阿辰初结识的时候，他刚刚剪完他的短片。得知我是编剧，他立刻很兴奋地说：“太好了，我正发愁找编剧呢。这次拍短片最大的收获就是：剧本非常重要。我自己是不太会写。”一个月之后，阿辰打电话说，他开始筹备长片了，想找我聊一聊。我们在一家快餐店见了面。他聊了他的故事构思，拍摄计划，又聊到人生目标，他的明星梦。整个人激情四射，散发着光芒。“我喜欢黑帮动作片，希望以后能演发哥、狄龙那种的角色……史泰龙我也特别喜欢，《第一滴血》看了得有七八遍，一个能把身体练成那样的人，真没话说，不得不佩服……”他也一直在锻炼身体、塑性，以便让肌肉露出好看线条。他还在公园认识一名拳师，练些拳脚功夫，为的是以后能在动作片中一展身手。我当时和阿辰都是容易被“梦想”点燃的那一类年轻人，都在试图找到行业切入口，拿到属于自己的入场券。自2011年来北京之后，我揣着剧本习作，期待找到影视公司入职，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扎进真实的演练场中，创作出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影像作品。但真实的情况是，资历平平的我仅能进入以拍摄婚礼短片为主的公司，抱着婚纱礼服去赶大兴的紫罗兰花期，带着摄影师去探查门头沟的山水风景——大概就是类似的工作了，一切都非是预设中的浪漫。遥控指挥的老板常常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画大饼，“将来咱们都是要拍电影的”。认识阿辰时，我刚刚从第二家拍摄极限运动的公司辞职。我很快便答应帮他写剧本。年底，剧本给到了阿辰。一个星期后，他激动地打电话说：“我读了剧本，太棒了，来北京以后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的剧本，恨不得马上开机拍摄！”阿辰撰写了项目策划书，PPT改得足够漂亮，随后便拿着策划书到处去找钱。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见了煤老板、地产商、行业名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酒倒是喝了不少，但资金一直没落实。阿辰一度想到策划一起“社会事件”——比如去著名IT公司打横幅，求创始人“垂青”年轻人的“电影梦”，或者完成一次徒步旅行，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他认为之所以找不到投资，就是因自己没名气，但这些策划最终没付诸实施。2015年4月，阿辰着实找不到投资，便拿出这些年积攒下的3万元用来拍摄了长片。从年初筹备到拍摄完成，耗时3个多月。做好中英文字幕的终剪版，已是9月份。之后邮送多个国际电影节，截至次年5月，未获任何入选通知，阿辰形容说：“这一年像片汤一样滚了一年，糊得不能再糊了。”阿辰当然难过，但成败得失要总结。他认为资金规模低，技术不达标，加之没找准选片渠道，才导致这种结果。可他在那部作品里也暴露了表演上的致命弱点，他有一段自称“很有爆发力”的哭戏，我委婉进行了否定：“情绪铺垫可能还不够，有点儿奇怪。”“剧本你写的啊，你写了哭的提示。”“我是写了提示，但……”“你别挑我的问题，本子就没问题吗？”我们的争论开始进入白热化，这导致他长达一个月没有搭理我。一个月之后，他忽然打电话说：“你说，我那段戏怎么就没哭好？”他非要求证这一件事，我只能说是我欣赏水平不够。他觉得我的回答太敷衍，执意要与我探讨表演。我很不情愿，但还是做了探讨，是那种掩盖了敷衍之气的探讨。也许他感觉到了，在挂完电话以后马上来到我家，做好了与我彻夜长谈的准备。漫漫长夜，他只需得到一个结论：那段哭戏他就是演得好。我违心肯定了他的好，他满足地离开了。接触的时间长了，我越来越发现，阿辰其实称不上对“表演”抱有多大热情，他仅仅是对“当明星”有热情。喝酒之后，他常称演员为“下三滥”、“戏子”，同时又陶醉于一张英俊的脸，以为靠这张脸，无论如何能挣上一碗饭。他热爱浮夸的装扮，常以明星特性自我“包装”，出街以宽大墨镜遮面，拒绝吃路边摊，讨厌坐公交车，反感路人身上散发的市井味。每次迫不得已要坐公交，总要愤愤地骂：“都挤得跟猪一样。”他在明星梦里反复淘洗自己，培养出怀才不遇的愤怒，只等待风生水起的那一天。他很乐意听这样的话：“你就是缺一机会。”他马上会回应：“没错，我就是缺机会。”不得志者通常都认为“缺机会”，阿辰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到处串戏的他可能常常更能感受到的是“缺钱”。他极少向我透露他的收入状况，只在一次醉酒后才掐指算了下，恨道：“不如人家一个送快递的。”阿辰酒精过敏，从他绯红的脸上，能看到他的迷茫和难过。那段时间，我由朋友介绍加入更成熟的项目团队，一边学习，一边探索自己的创作方向。我需要将时间更多地转移到自我训练上，并去主动接受业内人士的批评反馈。我能感觉到，我和阿辰的合作关系应该离终结不远了，只是我暂时无法说出口。阿辰还在迟钝地和我讲着“哥们义气”，说：“等你以后当了大编剧，可别忘了提拔我啊。”酒话里满带的是苦涩。一度，阿辰也曾怀疑是否入错了行，陷在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唯有提到家人时，他才肯承认“明星梦”是空中楼阁。赚大钱反而变成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每年年初，他都要立flag——买大G，租别墅，去海南度假，指头上掐着的每一桩事都是喝酒后的胡吹海聊。在哈啤和青岛之间，他还是要选择更便宜些的哈啤。他拍着大腿说无论如何要让母亲提早退休，不要再在充满毒气的装潢环境里讨生存。他将“明星梦”和“发大财”搅在一起，迷失在疯狂而又沉重的压力之下。时常报复似地说，“等当了明星，捞他个一千万，再不干这事了”。但现实里，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悬挂在头顶的生存问题。他必须去扎戏，赚糊口的钱，顺便结识点儿有用的关系。然后返身准备自己的作品，锚定电影节，找投资者将梦想的气球吹大、吹圆，然后接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锤炼。2016年年初，阿辰再次找到了我，说服我写笑话段子。过去的2015年，《屌丝男士》《万万没想到》等网剧大火，阿辰因此也打算跟风尝试，说，这一次肯定行。这时的我已加入一家影视公司做专职编剧，开始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我只能利用周末时间赶写了一批段子。阿辰找好场地，建组，拍摄工作很快做了起来。他的剧最终淹没在网络上，即便找到媒体大V试图挽救，但文辞幼稚的宣传稿，也统统化作了网络“尸体”。阿辰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时常会翻一翻那部剧稀少的点击量以及极少的恶评，以此来刺激斗志。他将失败归咎于团队建设不力。之后，他不再拉片学习，因为他厌恶看别人成功的作品。他只能用拼命锻炼身体的方式排解心中的不适。在公园晨跑的时候，他遇到一窝新出生的小狗，于是收养了其中一只，取名麦克。他为狗买了最好的食物和玩具，常常自嘲，狗的日子过得比他强。他已经预备好由狗作陪，沉寂更长的时间。他说需要自我总结，等待机会，回头又说，也许只是借口。没多久，一名曾与阿辰一起演过栏目剧的姑娘获得宝贵机会，出演了院线电影的女二号，同时有部上星电视剧在播放，不少综艺节目也能见到她的身影，看起来“星途”光明。阿辰再次被激发出斗志，他认为自己也可以到这一步。阿辰以前自称不爱接广告和栏目剧，是那种常常要与导演较劲的演员，认为“好演员”就该这样，但塑造出来的角色往往惊人的失败。而他也从不把这种作品添加到自己的简历当中。那以后，他放下身段，愿意修改简历了。他决定像刚来北京之初那样去跑组，找机会。Casting公司雨后春笋般冒出，曾经一起跑组的演员都挂靠了公司，互通信息，靠大数据推送个人简历。面容姣好、热爱表演的底层演员在网络上找到机会，分流直播平台，扯着脖子唱歌、扭着胯骨跳舞，攒10多万粉丝，分享流量红利。偶有一两个尖端刺出，化为流量网红。他了解到行业风云变幻到如此“惨无人道”地步的时候，愤怒地骂出一句：都他妈阿猫阿狗什么玩意儿！他拒绝在网络上开拓演艺事业，试图借助那位女演员的关系找到资源，但有了点儿名气的姑娘档期排满，常是经纪人在回应电话和信息。阿辰能明显感受到二人的友谊正处于断裂边缘。彼时，住在五环外出租屋的阿辰犹如挣扎在地狱。他出离愤怒，不明白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还是他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变得极度封闭，向母亲立下的“两年约定”一年推后一年，终是无法兑现。他任性地把所有积蓄换成一台越野摩托车，踏上了南行自驾之旅。3个月后，阿辰“满血复活”，他决定把电影之路走下去。为了将自己的作品打造出得奖“气质”，他热爱上了沉闷的文艺电影。苦闷之时，他还会去骑行。他没办法走更远的地方，只能绕行北京周边山区。他喜欢找有寺庙的山，找到庙门之后，燃三柱香，纳头拜下去。他愿意相信命运总有一天会眷顾到头上。他说，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很可能就是大器晚成，那也不错。说这话时，阿辰显得豪迈而又悲壮。2017年起，阿辰一直在寻找投资，筹备他的第二部长片，故事他自己写的，我帮他做了些修改。但剧本备案迟迟未通过，资金渠道也不够顺畅。他与我也有过几次见面，但大多时候是来合理化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曾委婉建议他安安分分磨练演技当个配角。可他习惯于设防，不愿听到任何否定的声音。可现实对他的否定已足够惊人，他飞扬的明星梦仍在吊打他已过32岁的身体。“演员”这个字眼像剂毒注进了阿辰的身体，要他以落魄的形貌扮演北漂角色。在五环外两面透风的出租屋里，他和麦克同吃同住。这个角色，他“扮演”得有声有色，流入人群之中，形迹可疑，反复体验着丧感。这种丧感让阿辰收获了另一种自我定位，这是张有故事的电影脸，忧郁、灰暗。他常常说，“我这张脸，不演电影真可惜了”。但凌晨北京的街上，蹲在街边呕吐的酒鬼，塞在车里的各色肉体，拿着扫帚打扫公园的清洁工，每个人都长着层次分明、缤纷多样有故事的脸。他不是什么例外。2018年，影视行业的危机却如暗河涌动，票补问题、税务问题等系列事件在资本圈和娱乐圈同时发酵，资本大盘遇冷，票房与同期比严重缩水，11月，“影视寒冬”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对于阿辰来说，现实可能更为残酷。明星演员可以自降身价接戏，二三线演员靠积极运营也能勉强拿到角色，而挣扎在行业边缘的阿辰则发现，“活儿”更难找了，“人”更难见了。自2018年底至2019年冬，这一整年，阿辰称自己没进过一次组，拍过一次戏。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这期间，他还一直在为他的第二部长片跑“投资”。他试图效法一些名导演的成功之路，似乎都有背水一战的冒险经历，他很喜欢品咂这些传奇故事。有次找资金遭遇挫败之后，他很不理智地说：“我打算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他母亲拿出了家里近10万的积蓄，阿辰深知这笔钱的分量，那是母亲拿健康换来的。“人老得是快。”苦闷至极的他冷不丁说过这么一句，不知是指父母，还是他自己。这一年，阿辰多数时候都是在等待，等待反复修改的剧本通过备案审查，等待某位朋友又介绍了新的投资人，等待那些打算投资的人把资金打到账上。总能听到他说：“马上就要签合同了。”但接着便听到“又黄了”。不过，这一年，阿辰回家的次数倒是多了，但他不愿多提父母身体欠佳的事儿。冬天快到的时候，阿辰说，有个百万资金十分靠谱，这次合同肯定签了。他如同犯了红眼病，说到账后先买个牧马人，再用剩余的资金拍片。这可恶的想法大概只能是个徘徊在行业之外的人说出的幼稚话，但很能说明一点，他快穷疯了。影视行业是名利场，从不缺一夜成名的故事。十年如一梦，阿辰常常怀念刚来北京时贫穷而又富有激情的时光。他没有一天不在设想，设想有一天离开梦想之都的时候，一定是名气、财富都握在了手中，风光无限。他不能够接受离开北京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但这么些年，梦想似乎一直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与他毫无丁点儿关系。阿辰对那些人既羡慕又妒忌，偏执地认为，他们就是运气好而已。他很早就办理了护照，随时准备着带着作品去往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如今护照已接近过期，他的脚依然没踏出国门。生存危机依然在敲打着他，要他去接永远瞧不上的活儿，去见永远也瞧不上的人。他的“瞧不上”变成了一种自我惩罚。阿辰越发被钉死在不堪的生存境况里。但于整个行业而言，他极其微不足道，于他个人而言，他的焦虑已达到人生顶峰。而那则TVC广告是同行帮忙介绍的，日结，1500元。这一点收入，阿辰格外珍惜。他甚至想过，不如住到更远、租金更便宜的郊区，但绝不做离开北京的打算。边缘，工作在边缘，居住在边缘，渺远的中心似乎在各个维度上都一直散发着幻梦气息。而阿辰一再落入的是阴影，一层又一层叠加的阴影。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阿辰在疯狂挣扎。“来吧，来拍吧。”阿辰边说边把手机递给我。我触到了上面残留的体温，看到贴膜不均造成的微小气泡。他的手机屏保画面一成不变，是自己的写真照，国际范儿的穿着，时尚杂志式的造作姿态。那像个警钟，一直在长鸣。他去卫生间抓了发胶，迅速将自己的头发收拾到脑后。他非要把一条毛巾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说：“创意啊，别人都扎领带演白领，我就要扎条毛巾，这样不是更容易脱颖而出？”我为他的“创意”感到一丝恐慌。我不认为这能够让一个副导演将他从一堆试戏视频中挑选出来。作为有3年编导经历的我，只能认定这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家伙来搞鬼，印象是留下了，但绝对是板上钉钉的差印象。阿辰不会听我的“专业”意见，我只能尊重他的“创意”，小心翼翼摁下录像的小红圆点，告诉他可以开始了。他纠正我说，“你应该说开机了，好长时间没进过组了吧”。之后又说要拍手掌作为打板儿。这种多此一举的仪式感，让我感觉站在我面前的很可能是一个病人。他开始演了，无实物，无对手，吃根本不存在的鸡腿，举那两根光秃秃的鸡骨头。他举起那卷A4纸做成的卷筒在表演大吃特吃，还要用力表现出吃得津津有味。为了将“津津有味”表现得更加“准确”，他演绎了16遍。每演完一遍，他都要拿手机观摩回放，直到第16遍，他终于露出满意的嘴角表情，说：“就这条了。多好啊，绝对脱颖而出……我和麦克的饭钱有了，你说呢？”我说是。“真没主见，白做那么多年编剧。”他开始聊麦克，似乎近些年的人生亮点全在狗身上。他有点儿抑郁症的前兆，但绝不愿意承认狗对他的疗愈作用。除了聊麦克，他常常也会聊到死。他说：“要是有一天没成功，我觉得我会自杀。”我说：“不至于吧，还可以转行。”“转什么行？开滴滴？连辆车都买不起。跑外卖？最讨厌看人脸色。死倒是挺简单的，嘎巴一下，啥问题都解决了。”他当然把死作为调侃，但不经意的叹息还是接通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焦虑。沉默间，眼睛里流露出迷茫和无助。“你想过有一天真的需要考虑转行吗？”我再次认真地追问。他忽然像被刺痛，说：“快别逗了，我从初中起就打定主意做演员当明星，把自己塞到电视机、电影院里去，让我爸我妈骄傲。我的天赋就是做演员，你要我浪费天赋去做别的事儿吗？我告诉你，不被嘲笑的梦想算不上梦想，虽然听起来鸡汤，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明年，或是后年，如果我去法国参加了戛纳、去台湾领了金马奖，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再聊下去，一定无休无止，他必要杀死我对他的怀疑。“走了，你自己待着吧。”他将手机揣进了口袋。在他离开的那一刻，我断定那段扎着毛巾的试戏片段定难成功应征到角色。果然，一周后，他主动发微信说：“那角色没应征成功。”我准备好了安慰的话发送给他，他马上发来语音说：“无所谓，压根就是个破事儿。”我发了“嗯嗯”和“加油”的表情。然后，他发了一条进口狗粮的代付链接，说：“帮我付一下吧，麦克食欲不振，要改善一下伙食，谢了。”我默默帮他付掉，手机那头再没了声息。今年春节期间，疫情爆发。阿辰腊月回东北老家，4月底才回京，去串了一个戏，说“赚了点儿散碎银子，把房租给怼上了”。我们见了一面。他看起来更加悲观失落，这一次，他没谈他的项目进展，也没谈之后的计划，3个月在家是怎么度过的，他也懒得说，只说每天“睡了吃，吃了睡”，再深入问，便哈欠连天了。仅仅聊了半个小时，他便离开了。3天后，他又回东北了，说：“还不如回去，还能省点儿开销。”8月份，北五环外的自建出租房开始大面积拆迁，待在家的阿辰要我去打听一下，他的房子是否要“完蛋”，他坚持要我亲自去，怕房东不说实话。我去打听了，暂时安全。他又要我去看看他的摩托车，这算是他留在北京最贵的财产了。摩托车锁在出租房附近的废弃仓库里，他有点儿担忧车被盗。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看情况。”去年，麦克也被带回家了，一直在电话那头叫，他不停在安抚。想来，他大多时候只能和狗玩耍了。挂断前，他少见地对我做出关心的问候：“你呢，还撑得住吗？”我说：“还好，一直在写东西。”“期待你变成东野圭吾，卖大IP，改编，到时可别忘了给个机会。”他需要这种“哥们义气”提气。我只能说：“好啊。”“就这吧。”电话断在了他的一声叹息上。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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