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40年丨之于中国经济进程与国人命运改变，人口流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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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1790万人；2018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比2017年减少126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比2017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
2018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亿人，比2017年末减少45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8万人。
截至2018年，世界上总人口超过2亿人的国家，也不过屈指可数，仅有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5国。即使是中国流动人口自2014年达到阶段巅峰后便逐年下滑，2018年减少至2.4亿人的规模，依旧可与世界人口排名第四位印尼的2.6亿国家总人口体量处于相同区间。
根据国家卫健委先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二者合计约占新生代流动人口的6成。“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
在居留意愿方面，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计划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留在本地，其中36.6%计划在本地定居，15.3%计划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计划居留10年以上。
我们发现，在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的同时，2.4亿的流动人口中的年轻化指数却是十分突出。从80后90后到00后10后，为什么中国年轻人回前赴后继加入“流动人口”大军。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人口又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和个人命运的？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热爱变化，热衷迁徙的民族。这点可以从历史上许许多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观点中看出端倪。
《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曾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凡以上种种，后人统一谓之曰“小农（小农经济）”，并陆续引申出小农意识、小农思想等诸多概念。它特别强调的是，老百姓的“守土”及“重迁”观念，把个人命运高度与农耕文明下的第一生产要素“土地”紧密绑定在一起。
小农（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单位，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独立经营小规模农业，以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为主的经济形式。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在奴隶社会初期曾大量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的时期，是农业中的主要经济形式。
小农意识，指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简称小农意识。
小农思想，在小农意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的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经济的规模狭小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和认识水平低下，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的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
毋庸置疑，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承，中国人的“小农”思想一度入脑入心之深，令人唏嘘。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凡不至饿死，绝不离故乡，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忠孝的典范。
这种思维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曾为封建君主的治国安民带来巨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国家征收赋税时，无论是按土地还是按人头，都能够保证封建朝廷无论天时如何，都能旱涝保收。
但千百年的持续性小农思想教育和影响下的中国，心态的封闭，思维的僵化也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达到了巅峰。当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船坚炮利，对于征服世界跃跃欲试时。
古老的文明中国，却仍旧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小富即安里，错过了最好的改变国运的机会。再之后，就是西方列强用血的惨痛教训，使得中国各界开始全面反思过去中国究竟犯了哪些巨大错误，才导致如此的塌天大祸。
在农耕文明文化的熏陶下，华夏民族在国民性上，事实上始终都是偏于防御与保守的。回顾封建中国的战争史，基本上就是与不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防御史。
中华民族具有强烈外向性、扩张性与攻击性的历史时期，同样屈指可数。以至于后人最为推崇的，也只有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扫六合，汉武开西域的遥远记忆。
而纵观世界文明历史，大规模的人口与文明输出，往往伴随着战争。
但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根本原因都是涉及到了生死存亡。一说为七次，一说为十次。这里我们为了更为全面，不妨引用十次说，分别是：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八王之乱）。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藩镇割据）。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金兵南下）。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元代战乱）。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明清之战）。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战乱频发/政治迫害）。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饥荒求生）。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饥荒求生）。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饥荒求生）。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多重因素）。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历史上的中国人口大规模迁徙，均非主动迁徙，而是迫不得已。其中，因战乱、饥荒、政治原因导致的被动迁徙最多。
一直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出现过数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前期仍旧以政策性、被动型迁徙为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地区，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
新中国成立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首先是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20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
其次是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大致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期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最后，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这一次，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行动。从1978年的中国城镇化率尚不足20%，到2018年的城镇化率接近60%。40年间，中国有超过40%的人口完成了城镇化。这个人口体量，毫无疑问是以数亿为单位的。
未等旧势尽衰即谋新变，不仅是文明持续迭代的重要规则，更是生物存活的第一法则。
1978-2017年流动人口大数据
同样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先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显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随着《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发布，国家放宽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促进了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
第二个阶段是1990～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至今，这段时期相对缓和，2010～2015年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约2%。
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占比全国超过80%。所以最早期的所谓流动人口概念，其实就是和农民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农民工自然是社会俗称，官方层面对于这一群体的统一称谓，叫做“进城务工人员”。定义为本县（市）境内，户籍地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或外县（市）进入本县（市）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是农籍工人。
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另一个相关概念“民工潮”随之出现。而民工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早期春运的惊人返乡人口体量流动。和当下春运包含了返乡过节、外出旅游在内的多种出行需求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春运，基本上就是外出务工人员的绝对“势力范围”。
上图是一份综合整理自国家统计局及经济人口公报的1978-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统计数据表。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早期的相关数据大部分都是缺失的。但是我们仍就可以从个别年份的人口数据，感受到当年汹涌的民工浪潮。
表格上最早的农民工人数数据，可以追溯到1983年，体量仅为200万人，对标当年度全国已经超过10亿的总人口，几乎还是不太突出的一个群体。
由于1983年之于当下很多人而言都是个颇显遥远的年份，所以这里我们不妨带大家一起回顾下，那一年都发生过什么比较大的事件——
2月12日，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5月27日，我国首批博士诞生。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
8月25日，国家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
对于城镇化与区域经济领域，这一年事实上也发生了很多事。包括3月份调整四川省行政区划，4月份调整福建省行政区划，7月份调整浙江省行政区划，8月份调整陕西省行政区划，10月份调整黑龙江省、安徽省行政区划，省级行政区区划调整密集程度值得关注。
而表格中第二次出现农民工数量时，已经是1989年。之于改革开放40年，这一年同样是个非常关键性的一年。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至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18%；第二次是1993年至1995年，CPI分别达到14.7%、24.1%和17.1%。
中国虽然一直以来都头顶“农业大国”的头衔，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中国耕地面积，远远与“农业大国”的头衔不相匹配。
地球上1亿48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大约有1500万平方公里是可耕地。我国耕地面积排世界第3，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占比全世界更低面积比值，却仅有10%左右。
那么具体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呢？我搜集到部分年份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数据，大家可以做参考。
1996年底，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
2003年底，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51亿亩；
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
2009年2月，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总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但即使倒推到1989年，中国耕地面积最多也只有20亿亩出头。
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排在全世界126位以后，人均耕地仅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儿。加拿大的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8倍，印度是我国的1.2倍。
而1989年时，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6.21%，全国农村人口总量高达8.3亿人。即使全部20亿亩更低都被开发种植（事实上这并不可能），那么分配到每个农民头上的耕地面积依旧少得可怜。再对应到收入上，最多解决温饱，距离脱贫致富还相去甚远。
收入之外，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户均不足几亩地，每年需要农务劳作的时间非常有限。大把的空闲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才是曾经困扰非常多农民的大问题。
“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这是当时广为流传在中国农村的一句玩笑，但却深刻反映了彼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突出问题。
此时我们再反过头来，联系之前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制造业迅猛发展，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与之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过渡，国家开始放开对物价的过度管制，全国物价水平也逐渐迎来相对较快速的上涨期。
农闲时间，到东部发达沿海城市打工，在制造业工作一两个月的收入，就有可能抵得上在农村从业农业一整年的收入。如此悬殊的收入比，在第一拨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口口相传后，“传染”效应惊人。进而来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最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
而这一次，或许也是第一次中国人相对不那么被动的流动。因为这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既非因为战乱所迫，也非饥荒流离失所，继续留在家乡显然也并不会恶劣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但是，走出去，收入就能够大幅提高。在更好的生活面前，中国人开始了主动接触外面的大世界。
而这，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奇迹的最重要支柱。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
还是不久之前，中国第一部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蓝皮书》发布。该《报告》选取了国内50个城市（不含北上广深）作为对象，从政治融合、经济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其中有不少的观点，值得大家一起关注。
从评估结果来看，被评估的50个城市综合平均得分仅为51.62分(满分100分)。
其中50个被评估城市政治融合的平均得分是52.55分，公共服务融合的平均得分是57.29分，经济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的得分是47.13和44.57。
报告提出，当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存在的问题包括：部分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造成负面影响；阻碍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合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没有被打破；流动人口经济融合面临高房价、低水平就业和消费不足三大困境；子女教育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决定流动人口返乡和留城两大制约因素等。
从50个城市来看，实际落户的人数占外来常住人口的比例平均只有不到4%。城市规模越大，融入难度越大，这还不算北上广深这些直辖市和一线城市。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总的导向是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到中小城镇落户，严格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事实上仅二十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用脚投票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方向一定都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从乡村到就近中小城市落户完成城镇化，于国家而言或许是最稳妥、最具性价比完成全国城镇化进程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纵观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就会发现这与当下时代客观城镇化逻辑相悖。
当下时代城镇化进程，已经从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汇聚，进一步转向超大城市群聚集。向中小城市疏散人口，显然难以奏效。
报告还显示，50个城市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性住房的比例平均只有10.76%，租房的比例占73.19%，流动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难度持续加大。
房屋租金的高低成为其能不能立足城市的关键因素。从50个城市流动人口平均房租收入比来看，达到了26.67%，这说明流动人口收入当中有26.67%是用于租房支出，在一些特大城市平均达到了28.06%。
房价，成为众所周知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工作所在城市的重要经济性阻碍。但截至目前仍为采取任何实质性环节措施，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房价已然成为调控大城市及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工具。
但对于所有的大城市而言，限制人口流入，意味着在已经全面来临的老龄化时代前，无法有效对冲接下来将要面临的人口年龄结构断层。
数据显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在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全国流动人口中老年流动人口的比例在2000～2015年间有小幅增加，2000年为4.9%，2015年为5.3%。
在近些年各类官方及媒体数据中，都有重点提到各中西部省份外出务工人员出现比较明显的人口回流趋势。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发现中年以上人口是回流的主力军。而真正的3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大规模反向流动情况并不突出。
上表，是1990~2016年中国历年人口结构及老龄化统计数据。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年龄区间划分为14岁以下，15-64岁，65岁以上三个区间，所以我们不妨就以国际的新标准“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作为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节点。
我们发现，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点，可以追溯到差不多20年前的2000年前后。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比例仅从5.6%上升到了6.69%，上升值不到1.1个百分点。
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老龄化人口比例则从6.69%快速上升到了8.87%，上升值翻倍到了接近2.2个百分点。而接下来老龄化人口比例再次提高2个百分点的时间，更是虽短到了6点，到2016年老龄化人口占比即达到10.85%。老龄化社会一旦开启，就会像潘多拉魔盒般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城镇离退休人员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倍。离退休金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递增9.4%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
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己达1~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D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 的特征。
而同样是面对老龄化，事实上城市面临的压力更要远大于农村。除了上文中提到了庞大的城市退休职工群体节节攀升的养老金压力外，城市经济活力下行与消费能力的衰减，才是之于一个超大城市最致命的一击。
城市的级别越高，往往对于第三产业的依赖性也就越强。而在商业之中，年轻人口始终都占据最大额的消费比重。从购买房产、汽车等高价格商品，到不断被“消费升级”影响下快速升高的日常消费。年轻人口，事实上一直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新生人口增速，基本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换而言之，即使是在当下中国人口增长全面放缓的大背景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生育欲望越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欲望越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众超大城市经济奇迹的背后，事实上就在于全面获取了不仅仅是自身人口的经济红利，还大规模收割了来自于许多欠发达地区流入人口的经济红利。
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放眼现在，曾经的消费主力80后、90后已经全面迈入上有老、小有小的婚姻家庭阶段。而之前已经通过房地产大规模获取收益的大中城市，目前继续从两代人身上获取更多收益的渠道已经越来越窄。
那么，00后和10后的如何看待他们真在面临的流动人口生涯，他们的流动方向是哪里，他们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融入新城市，就成为下个阶段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最大影响变数。
永远有人正在年轻，就像本文开篇中提到的，截至2017年，中国流动中00后、10后的合计已经占到1980年后出生总流动人口体量的四成，这一数据未来还将继续上升。
流动人口，开放落户与阶层逆袭
前不久，某知名财经自媒体的一篇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改变命运七次机遇的文章，曾经刷屏朋友圈。文章中提到的七次机会，分别是：恢复高考、乡镇企业、双轨生意、九二下海、资源巨潮、房产时代、网络红利。
首先我个人是比较认同以上七次机会本身的，这点其实但凡具备一定的经济和历史常识，大致回顾下过去40年的历史，基本也都能理解个大差不差。但是，为什么40年间有如上多轮大的机会，但仅有极少数国人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与机会擦肩而过，后知后觉了呢？
今天我想分享的观点是，其实以上这些机会，多数原本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太多交集，是仅限于特定的人群，才有可能抓住的定向机会。
乡镇企业，这个属于典型的创业改变命运的方式。万向鲁冠球、新希望刘永好、福耀曹德旺，都是得益于此次机会，成功由农转商改变命运的代表人物。但即使放在今天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下，创业的成功率之低依旧是众所周知的，更不要说放在二三十年前。企业家，事实上从来都是所有职业中门槛最高的一档。
双轨生意，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投机倒把的倒爷致富手段。这是诞生于中国经济由计划时期向市场时期过渡阶段中，个别人通过利用特殊关系和信息差进行高买低卖从中获利的方式。这个我且不说做生意本身就是一种天赋和能力，没有关系，没有消息，拿不到批号，这机会再大同样和普通人井水不犯河水。
九二下海，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所谓中国商业中的“92派”，特指体制内官员下海，而且往往还不是基层公务员，科处级以上干部居多。数据统计九二派下海从商的总数量，大概是十几二十万。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小众，我想也不必多说。
资源巨潮，这个就更好理解了，一言以蔽之，山西煤老板就是典型的凭借煤炭资源发家致富的代表人物。换而言之，家里有矿，是此类人群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普通大众的距离就更显遥不可及。
与定向机会相对的，则是普世机会，就是有相当体量的人群，可以从中受益的机会。按照中国多达十几亿人口的体量来看，能够称得上普世机会的，受益人数起码要在大几千万到一亿人以上。而在过去40年间，能够真正满足上述条件的机会，事实上只有两个半，两个是恢复高考和房产时代，半个是网络红利。
而以上两个半机会的本质，依照我个人的习惯，统一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和城镇化改变命运。也就是说，看上去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家致富的机会此起彼伏，但是之于真正意义上家境一般，毫无资源的普通人而言，能够称得上普世机会的，有且只有“知识”和“城镇化”两项。而这两者之间，有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自然就是寒门出贵子的最普世做法，通过拼命苦读，走高考路线进入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进而改变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而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基本正是践行城镇化改变命运的路线。因为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所以考入这些院校的同时，就伴随着进入更大城市行为。而毕业之后，无论是出于所学专业返回老家县城乡村毫无用武之地，或是留在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薪资，优秀高校毕业生绝大多数都会在知识改变命运后踏上城镇化改变命运之路。
而后我们重点再关注“房产时代”和“网络红利”两个距离现如今最近的两个机会。我们同样发展，两项内容都与城镇化进程高度相关。
房产时代自不必说，虽然我们说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中国房价迎来了多轮快速上涨循环。但是反过头来看，真正意义上能够称得上使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仅限于购买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人们。
而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在过去十几年房价之所以会价格上涨数倍，归根结底在于这些城市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流动人口流入体量最大的区域。
而所谓的网络红利，则局限性更为强烈。长期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都高度集中在极个别城市中，如果在这些企业的快速扩张期，你没有身处对应的城市，抓住机会进入企业，那么后续当企业发展至成熟期后。且不说进入门槛大幅上升，进入之后也最多能够得到一份尚可的收入，距离改变命运一样颇为遥远。
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其实无论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城镇化改变命运，难度都增加了不少。
上表是一份1978-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数及高考录取率统计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点，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7年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每年的高考录取总人数始终都不超过100万人。对标中国的总人口体量，这个录取率尚不足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1997年之前，只要你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无论本科专科，学校知名与否，并且成功顶着“大学生”的头衔毕业进入社会，运气不特别差，大致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改变命运和阶层了。1978-1997年二十年内，中国高考总录取人数仅1200余万人，这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
而伴随着中国高校全面扩招的开始，下一个累计高考录取超过1000万人的时间阶段，被大幅压缩到5年。1998-2002年期间，每年的高校录取人数都在创造新的纪录。
而时间推进到2005年时，中国高考年度录取人数历史性站上了500万的新高度。大致上也就是从进入21世纪开始，中国人通过“高考”这条路想要改变命运的门槛也被大幅提高了。本专科含金量被日益拉大，考上本科，而且是一本，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拿到改变命运的钥匙。
而到了最近的十年，由于存量大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6000万，高考录取率也全面迈进全民素质教育阶段的60%以上。但各行各业真正意义上的头部企业用工规模，又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门槛再一次被拔高到“985/211”。但无论如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大门，始终都尚未关上。
而时间推进到最近的三年间，我们看到全国多座城市密集性出台了各类放开人才落户政策。而用以区别人口和人才的方式，依旧采取非常原始而简单的学历及年龄双标衡量。
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能够让外来人口融入经济发达城市的隐形门槛却在日益提高。一份不附带城市主流社会资源的“名义户口”，正在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鸡肋”，弃之虽可惜，但食之却无味。
但相比“知识改变命运”的高考逆袭命运路线，事实上城镇化逆袭命运的机会始终都要更大、更多也更深入。因为前者看上去全国优质高校十分之多，但需要达到的门槛却是统一的，没有考到对应的分数，你便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其中任何一个。
但无论中国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如何修改，只要没有出台真正意义上一刀切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进入，那么便始终存在进入和融入的机会。更何况，目前中国除京沪以外的近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尚且处于做大人口规模的阶段。
换而言之，无论你高考成功与否（当然成功了更应该坚定地留在一线城市），你都应该选择留在自己能够够得着的最高级别城市。而那之后，想方设法融入这座城市，从各个维度构建自己在这个新环境中的生存基建，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十年融入，十年崛起，十年再上层楼。当然，如果你力所能及，你也可以将前面的“十年”换成“五年”，甚至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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