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所】遥远的现实 ——中国九十年代社会心理中的机器人现象

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的文艺作品中

机器人层出不穷。

今天给大家带来

黄厚石老师的文章

《遥远的现实——中国九十年代社会心理中的机器人现象》

作者简介

 黄 厚 石 

日常生活的观察员，设计历史的思考者；

写自己愿读的书，做自己想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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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现实

——中国九十年代社会心理中的机器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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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档最热的电影是两部根据刘欣慈小说改编的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据说这股热潮即将开启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电影在特效等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显示了国人在文化自信方面获得的巨大提升。如果放在过去，我很难相信会出现一部由中国人来拯救世界的科幻影片，这种麻烦事在以前往往是由美国人来包办的。《流浪地球》这部影片背后的支撑者是一系列中国技术和经济的成就：高速铁路、汽车保有率、国产航母和隐形飞机、手机等跨国企业等等——这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变化，都在心理上影响着每一个人对国家形象的认知。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二十年前可能无法想象也难以接受的事情，在今天就有可能成为某种趋势，甚至变成一种“必然”。从表面上来看，我自己态度的悄然变化似乎是一件非常个人性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它们都是社会心理的间接表达，展现出在某一个时代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共性认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两部关于机器人的娱乐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部是1991年在全国热映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第22集《人工智能人》；另一部是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机器人趣话》。这两个作品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显然它们之间的第一个共性是它们的创作年代。它们播出时间的跨度为1991年至1996年之间，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的一个黄金期。1990年，北京召开第11届亚运会、德国结束分裂；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发动“沙漠风暴”；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中国加入互联网——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全球都处在快速地分裂与重组中，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开启了全新的社会秩序。虽然当时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感受不到互联网技术对于生活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一种对于技术的乐观情绪已经开始静悄悄地感染到了当时的每一个人。

在九十年代，《人工智能人》和《机器人趣话》显然代表着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科技进步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个话题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出现而深入人心。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高，而且建立一种科技必然改变生活的乐观情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削苹果机”，这个如今早就踪迹难寻的“怀旧产品”其实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它突出的“特点”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是，它却是家庭生活“自动化”的某种隐喻，并把工具理性中的乐观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转动“削苹果机”的把手时，目睹着苹果皮从苹果身上均匀地被分离，产生了一种在工厂进行生产的奇异体验，体会着自己肢体动作及其反馈带来的互动快乐。甚至，当机器出现故障、苹果皮发生断裂的时候，这玩意也能让人开心不已——因为，这是现代化生活的故障。

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人》和《机器人趣话》出现了。在《人工智能人》中，李玲玉饰演的机器人是一个通过假冒机器人来寻找工作的“待业青年”，而《机器人趣话》中蔡明饰演的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家政机器人”。前一部作品体现出对机器人生产和劳动力过剩之间矛盾的困惑，而后一部作品则充满了对于机器人服务不确定性的担忧。尽管它们创作者的批评指向大相径庭，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性社会心理的产物，它们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异曲同工的认识，而这些认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性。

首先，是机器人与“性”的关系。《人工智能人》中的李玲玉只是单位里的一位“办事员”，服装时髦且尚属正常，但是显然她的到来引发了编辑部里年轻男性的骚动。无论是余德利（侯耀华饰）的大献殷勤，还是李冬宝（葛优饰）跳交谊舞时的“春心萌动”，都在有意识地展示机器人的“性魅力”。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在观看时可能以为这种情节的出现纯粹是因为李玲玉饰演的并非真正的机器人，她的魅力仍然来自于人类的魅力。这可能是一个误区！机器人的性魅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容貌的可塑造性和服从性。当李玲玉从余德利口中“巧取豪夺”他的午餐时，她立即在后者的眼中失去了这种魅力，因为她不再具有服从性。而在此之前，余德利曾经非常隐晦地向李玲玉咨询过，她们公司是否提供家务使用的机器人。对此，后者表现的颇为厌恶，说道“你还是自己去找一个吧”——显然，她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人趣话》简直就是《人工智能人》的后传，家务机器人真的来了。《机器人趣话》中的机器人可能是蔡明演过的最“性感”的角色。虽然由于头戴天线，这个机器人的造型显得相当滑稽，颇有点少儿科技节目吉祥物的既视感。但是银色的紧身衣，明确地突出了这种服务型机器人与性之间的关联。而套在她紧身衣外面的幼稚的短纱裙，不过是为了在视觉上尽可能的掩盖这种暗示。在小品中，郭达饰演的男主角最初是按照毛阿敏的样子来定制机器人的，结果因为贪图便宜只能吞下苦果，也就是说失去了机器人“容貌可塑性”的优点。但是，郭达也在自我安慰中接受了，他说“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不能像她，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这是他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失去机器人的“服从性”。当然，这个小品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是“赛博女性主义”式的悲剧，人类“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机器人反噬。

这两部作品对机器人在性魅力方面的隐晦表达显然具有“普世性”，它虽然不像近年来的科幻影片如《机器姬》所表现的那么直白，但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想象，即女性与家政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两部作品中，女性所提供的服务均为最基本、最简单的打扫清洁工作，这在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的延续。这种机器人角色的设定，即便算不上是有中国特色的，也毫无疑问是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影射，反过来说也是一种批判。尤其是在《机器人趣话》中，通过对机器人执行命令的过度反应和僵化表现，把“大材小用”即机器人执行如此简单工作的荒谬之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样，这两部作品对于人性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中国式批判。在《人工智能人》中，“机器人”李玲玉在工作岗位上开始逐渐“学习”到了人类的缺点：懒惰、虚伪、说风凉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这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无法接受，他们觉得如果机器人具有了人类的缺点，那它们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实际上，这恰恰是后来许多机器人科学幻想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机器人是否会拥有人类的情感。虽然，情感与感性不能等同，更不能与缺点之间划上等号，但是情感却是人类相对于机器人而言最大的，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差别。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判断力的机器人成为了可能，影片中所设想的情况正在逐渐变成现实。正因为如此，随着我们一步步地靠近人工智能的世界，肥皂剧和小品中的笑点开始离我们远去了。这一切，不再好笑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神秘感的丧失，另一方面也更关键的是人类与日俱增的担忧！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全球都曾经流行过形形色色的铁皮机器人玩具，它反映出我们对于这种高技术的崇拜和向往。而在今天，由于机器人越来越变成现实生活的一个部分，当遥远的事物来到眼前时，我们对于它的关注度一方面被降低了，另一方面关于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伦理讨论反而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九十年代的两部机器人作品尚能以戏谑的态度来回避甚至排斥机器人，而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机器人就好像手机那样，也许就快要成为下一个企业推销给我们的创新型产品。在科技网站上，可能马上就要充斥着形形色色主持人给我们带来的机器人“开箱”测评。

然而，就像两部九十年代娱乐作品中所暗示的那样，享受过度的科技产品并不能提高幸福感，就好像“削苹果机”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那样。然而，人类的设计意识以其自己的逻辑在自动发展，几乎不可阻挡。机器人，是人类设计能力的极限和巅峰——人类将设计出自己来。在《人工智能人》中，编辑部中的葛铃（吕丽萍饰）对李玲玉说“既然你和我们人类一样，那我们要你干吗呀？”恐怕，当那天来临之日，这话要反过来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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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厚石

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