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恐慌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努力保持乐观 | 以读攻毒•连线⑵

这场全民“战疫”还将持续多久？至今无法预判。从2月12日起，现代快报读品周刊连线一批作家、学者，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阅读与思考。希望这些采访可以记录下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阅读、心理和文化状态，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此外，他们的阅读和观影推荐，也可帮助人们寻求一个心灵安顿之所，让我们从容面对此刻的孤独与困境。

本期我们连线采访的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张执浩。1月23日10时起，武汉封城,张执浩和家人留在了武汉家中。他喜静，原本也没打算出去，过年了，就想在家里窝着，和亲戚朋友们聚聚。突如其来的封城和疫情的迅速发展，使得他由主动窝着，变成了被动宅着。封城20天，作为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他经历了什么？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是如何面对这场疫情的？

张执浩：湖北荆门人。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诗集《高原上的野花》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__01

读品：天气预报显示，武汉今天好像天气不太好？特殊时期，自己做饭吗？

张执浩：今天阴天。武汉自从封城以后，这段时间大部分时候天气都很阴郁，像欲哭无泪的脸，或者下着小雨。偶尔出太阳，加起来也就三四天吧。今天中午家里的饭是我做的，没什么胃口。本来我是个热爱厨房的人，但现在实在打不起精神来。菜做得没精打采，饭吃得也没精打采。

读品：最近出门了吗？买菜方便吗？

张执浩：封城后的二十天里，我出门去菜鸟驿站取了两次快递，一次是取女儿寄回来的口罩，还有一次是取朋友寄来的酒精和消毒水。还有就是两天出去倒一次垃圾，晚上出去的，鬼影幢幢的。家里的蔬菜没有了，就在网上订。已经订过两次，不能放太久的绿叶蔬菜相对少些，多买一些土豆、胡萝卜之类能放的菜。快递员送菜到楼下，我戴口罩手套下去取，彼此不见面也不交谈，然后拿到家门口消毒，放置一段时间再拿进屋。肉类是年前买的，冰箱里倒是充足的。

读品：每天日常的生活是怎么开始的？

张执浩：早上醒来就看手机，看又确诊了多少人，走了多少人。这基本上成了每天起床干的第一件事。然后翻翻朋友圈，看看疫情有没有缓解，又有哪些变化和措施出台。天天看，天天看，各种数据，这个涨了，那个跌了，其实也都麻木了，每天稀里糊涂的。之前感觉疫情离自己比较远，现在觉得特别近。我和同在武汉的亲戚朋友们经常在手机上聊一聊，互相问候一下。这段时间，不断收到坏消息，有熟人感染中招了，认识的人突然就走了，前几天还一下子连走了两位亲近的人。刚才有个朋友发信息，说他们楼对面又有一家人在哭，又走了一个。身边的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的周围发生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感觉到疫情的确有越来越近的趋势，很近很近。

读品：家里人现在情况怎样？

张执浩：我和妻子从腊月二十八、封城前一天起就一直宅在家里。之前的计划，过年跟亲戚朋友好好聚一聚，去年太忙，欠几顿答应了的家宴，后来所有的聚会都取消了，除了家人之外，没见任何人。岳父岳母是大年初二接过来的，他们两个都八十多岁了，护工过年放假了，我们接过来，就不用两头跑，照顾起来比较安全。生活现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存，对外面的世界很戒备。我妻子比我还紧张，我去院子里取快递，她几乎要将我整个人用塑料包裹起来，我说也没这个必要。无所不在的病毒，把人逼进了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我家孩子在香港读博士，疫情紧张之后，过年就没让她回来，直接去了四川男友家。现在我们每天通个话，聊聊天，她很担心我们。有个兄弟的父亲前两天去世了，他之前身体一直不错，一开始是感冒，后来一诊断就是肺炎，赶紧想办法好不容易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人就没了。去世了，亲属也不能见面，真是生死两茫茫。这种剜肉刻骨之痛，没有经受过的人是难以真切体会到的。

1月22日晚，武汉封城前一天，张执浩发在朋友圈里的晚饭

读品：熟悉的人去世，可能加剧了大家的恐慌。

张执浩：惶恐慌乱都很自然。这个病，一开始的表现就和感冒差不多，人们没往心里去，后来才发现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也没有说明白，没有职能部门发出应有的警示。一开始说是有限的人传人，后来又说可防可控，再后来一下子就封城了，恐慌就是这样造成的。原本是普通感冒的人，也害怕，拥挤到医院里去查，又造成了交叉感染。我们住的院子里，开始还好，感染的人仿佛都在院子外面，后来慢慢地院子里面也有了。有死掉的，也有重症感染送到医院隔离的。我们院门对面的一个小区，现在有一幢楼好多人感染了，大家门都不敢出。直到疫情从远方来到了跟前，由传说变成了真切的现实，才越来越恐慌了。真不知道是疫情把我们包围了，还是我们把疫情包围了。人人自危，对于流传的信息，从一开始半信半疑到将信将疑，到不得不信，到不敢相信，变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对面一栋楼，有个人半夜三更被灵车拖走了，很多人躲在窗口目睹了那一幕，来殓尸的人全副武装戴着面罩穿着防护服，像电影里看见的一样，甚至没有听见哭泣声。死亡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过场，死者毫无尊严可言，没有讣告，没有追思会，而活着的人缩头缩脑。总之，死的人很孤独，活着的人也很孤独。内心有种极度的压抑和撕裂感。那些得病去世的人都戴着口罩，直接送到了殡仪馆，亲属连看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感觉特别悲凉。在这场疫情里，李文亮可能是第一个有名字的死者，因为他最终获得了个人的尊严和体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疫情的拐点在哪儿，什么时候才会解除封城。

__02

读品：你个人怎么应对恐慌？

张执浩：恐慌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努力保持乐观，从容地生活，锻炼身体，增加免疫力。尽可能吃好睡好，所谓的挺住，落实起来就是这些东西，很简单也很真实。以前大家可能很少重视或珍视自己的肉身，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才有机会检视自己，重新学习该如何伺养我们的肉体。在这种处境下，你会觉得活着还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不仅仅是为自己活，还为那些希望你活下去的人而活，带着希望而活。我也要尽快调整自己，总不能始终被坏情绪左右吧，现在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我是个作家，也没办法上前线，除了捐点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外，只能做一个灾难的默默承受者。我以前的工作性质也是长期在家里写作，按说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习惯是我可以接受的，但现在有一种命运无法把握造成的慌乱，某种不确定性一直在有增无减。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安排生活。虽然很多人在说，正好趁现在足不出户，要好好地看看书，安安静静地写作。但实际上心是静不下来的，也不可能冷血到完全置身事外吧。

我就是想尽快让自己回到以前的那种工作状态。完全回去，也不现实，尽可能地回去。写点东西，读点书，凝神，自救，让灵魂尽可能地安顿下来。除了用诗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我正在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叫《半月谈》，已经写了几千字了。写封城半个月以来，内心深处的一些变化，对世界对生活的重新打量。当你与这个世界的常态基本上隔绝之后，内心会有一种特别微妙的感受。断断续续地在写，不断被打搅，但是坚持在写，每天哪怕几百个字。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术业，就眼下来看，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像受罚者一样宅着，反思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活该遭此责罚。那些热衷于在网上呜哩哇啦之辈，也没有必要逞强斗狠了，平日里损人害己的事做得还不够吗，更应该借此机会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与人生。

1月25日，封城第三天，张执浩发在朋友圈里的家中一角

读品：网络上有多种声音，有对湖北和武汉的支援，也有对武汉人的不友好，你关注到这些声音了吗？

张执浩：造成武汉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开始大家并不知情啊，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知情权嘛。那么多在汉的大学生，放寒假正常是要回家的。还有的人，辛苦了一年，想出去玩玩，他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带着病毒。武汉是个九省通衢的城市，很多外地人在这里工作，到寒假也要回去过年的，到各个城市，各乡各村。后来知道了“人传人”这个事情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动了。谁愿意把病毒传给自己的亲人、朋友？那么多浑然不知、已经在此之前出门的人，年都过不成，有的在车上呆几十天，或者在他乡被酒店赶来赶去，谁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呢？相关部门决策失当造成的后果，呈现到个人身上，后来又被放大，牺牲的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活生生的个人，但他们都被贴上了同一个标签：武汉人或湖北人。老实讲，这个病你真不能归结到武汉人身上，而应该归结到这个病，这个病毒本身——文化和某种机制造成的恶本身。武汉现在成了一个标签，就像上次SARS在广州、北京一样。这次的灾难，和前几次的灾难，比如SARS，比如汶川大地震，还真不一样。我注意到，这一次灾难释放出来的人性中的恶超过了以前的每一次。当然，良善、关爱还是主要的，但精致的利己主义，刻薄无情、寡廉鲜耻的东西，从城市一直蔓延到了乡村。人性中的恶，平时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次让我看得很绝望，是那种深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绝望。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的问题，起码善的教育长期缺失了。

__03

读品：这期间你有没有重新关注那些有关疫情的文学作品？

张执浩：我重新在读这些书，昨天晚上还想到加缪的《鼠疫》，想到他《局外人》开头那句惊世骇俗的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以前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冷漠，现在突然意识到，在死亡频频发生司空见惯之后，人的情感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网上有句话，“成年人的悲伤是安了消音器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悲伤就是这样的。在这种灾难面前，说什么都很苍白、无力，情绪是压抑的、隐忍的。也重读了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也是写灾难的，小说里，突然全城的人都失明了，而且彼此传染，在这样一种窘境中的人，人的生存、情感上的变化与太平盛世迥然不同，你会意识到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甚至难以想象的东西。

读品：你是不是也意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张执浩：每一位写作者面对时代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譬如海明威是显性的，而卡夫卡是隐匿的，你不能用一种伟大反对另外一种伟大。一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把好多当代诗人都吓傻了，蛮搞笑的。写不写诗什么时候变成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怯懦在作祟，真正的困境是你有没有能力摆脱合唱腔，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个人的精神局限在起作用，你是选择做一个嗜毒食尸者，还是选择做一个与病毒抗争、共存，最后赢回人之为人的尊严的人。写不写本身哪是什么问题，就像记日记一样，有的人爱记，有人则不，你总不能嘲笑那些不爱记日记的人就没有活过吧。

我写过一首《封城记》，记录了从23日到29日经历的事，我没有当诗在写，就是忠实地记录那几天自己的内心感受。现在每天都写点吧，但都是些只言片语，留待今后慢慢整理。相对于那种对灾难的呼号，我的这些诗音色是很低沉的。我窗外有一只布谷鸟，我称它为“顽固的布谷鸟”，以前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它总是在一棵水杉树上准时准点地鸣叫，附近也没有它的同类应和，显得特别孤独。我还发现最近院子里的鸟鸣声也开始变得有气无力，不再像以前那么聒噪了。以前是我们把鸟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我们人被关在了笼子里。人和鸟的身份发生了置换。类似很多的感受太多了，可以仔细地体会。再比如，刚才我去取快递，以前走过几万遍的路从来不觉得这么漫长，现在走起来完全不一样了。大白天的，空落落的，你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听得到一次性手套在指尖上摩擦的声音。平时你哪会留心这些呢？现在就变得特别敏感、细腻，尤其是听觉，兴许是视觉受局限后听觉就发达了吧，谁家的马桶响了，谁家的开关发出的闭合声，谁家有人在跑步……你几乎都能听见。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应该表现出来的东西，特殊时期的特别感受，而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大喊大叫。所谓的灾难，具体到人类和个人身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我们作为个体，就应该去体会在这样一种近乎凝固的空气中，平时完全忽略掉的东西，这些琐碎的看似毫无意义的东西，恰恰是构成文学最终成立的本质表征。写作者还是要尽可能不要被时代被大众的情绪裹挟走，越是处在风暴眼中，越是需要凝神贯注，关注文学的根本意义。《鼠疫》为什么好，不是因为加缪关注了什么重大的时代命题，而是因为他呈现出来的那种调子与时代的氛围严丝合缝，非常真切而具象。

读品：这次疫情，带给你思想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张执浩:这场灾难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尊重生命。不仅要敬重人的生命，还要敬重其他物种的生命。所谓命运共同体，说到底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共同体。不管是之前的SARS，还是这次的新冠肺炎，都是人对其他物种的不敬所引起的。教训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惨烈了，应该吸取教训。病毒本身并不会消失，人类其实一直与病毒共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像这个新冠病毒，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它，最多只能把它关起来，不再让它肆虐害人。但它会寻找新的宿主，甚至会不停变异下去，转世成另外的东西。如果我们人类自身不够强大，不汲取教训，就会再度把它召来，悲剧还会重演。

封城记（1月29日）

院子里的叶师傅被确诊

  回想了半天才想起他儿子曾是我学生

  那年夏天因抑郁症投江而死

  傍晚我戴口罩去丢垃圾，抬头

  看见月明星稀，好像不可能的事

  真的发生了——这是第七日，要有光

  我把光源都打开了

  我站在黑暗的中心

  张执浩 写于2020.1.30

11More  More11

编辑：菜虎

 © copyright 读品周刊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请给我们留言，获取内容授权

大读家

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