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学者访谈#17-杜乐老师谈如何走上“历史学术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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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编者按

本期访谈是云里公号主编暨多伦多大学陈利教授对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杜乐老师进行的书面访谈。也是为了本月20日将邀请杜老师进行的学术讲座，介绍她今年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新专著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Filial Piety and Its Modern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感谢杜老师拨冗接受云里的访谈。这也是云里国际学者访谈系列的第17期。之前推送的原创访谈将集结成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具体信息将随后告知云里读者。

杜乐老师的新书讲座定于美东时间5月20日晚9-11点（北京5月21日上午9-11点）举行，欢迎届时参加，讲座通知见文末推荐的第一篇文章。参会注册链接是：http://t.cn/A66RckZb

“云里阅天下”致力于促进中文学术交流和为读者提供优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信息，包括继续推出云里学者访谈系列和云里前沿学术讲座系列。欢迎继续关注，分享和转发。感谢读者对云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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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历史学术的旅程：

对话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杜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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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多伦多大学 陈利教授

1

学术背景

Q

杜乐老师好，欢迎加入云里国际学者访谈系列。我们这个访谈既包括了一批国际知名的资深学者，也包括了中生代的学术领军人物和一些更年轻的学术新星。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你的学术经验和经历。按照惯例，我们先从个人经历谈起。能说说你出国前的背景和经历吗？

杜：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云里国际学者访谈系列里介绍我的研究。我出生在山东济南，小学一直到高中都在济南读书，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是元培计划的学生，本科学位是社会学，硕士在北大师从邓小南老师研究宋史。

Q

你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出国留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又是如何决定走上学术道路的？

杜：

我父亲在我十岁时候去世。他生前非常喜欢历史，给我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家里也有不少历史著作和古典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小学初中算是比较喜欢历史的，特别是历史故事。高中以后开始更多读一些研究著作。高一升高二暑假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决定要以成为历史学家作为未来努力的目标。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国读博士。在北大读本科期间，选修了阎步克、邓小南和张帆老师开的《中国古代史》，他们介绍了很多欧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并且讨论了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不同视角。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能在北大读完本科和硕士，再出国攻读博士，可以从几种学术路径获得滋养，可能对我长远的学术发展大有助益。选择社会学作为本科专业是希望能够借鉴一些社会理论和方法，也为日后更好的分析历史材料作准备。最初选择宋史作为硕士阶段研究方向，也是希望能为以后拓展到研究帝国晚期和中国近现代史打一些基础。邓老师对学生的训练很严格，但对学生的成长和个人生活非常关心。她为我和同门弟兄姊妹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准。她知道我以后可能不会继续研究宋史，并且会寻求出国读博士，在对我的培养上，夯实基础的同时着重培养中外交流的视野。可以说让我终身受益无穷。

Q

你可以就自己当初准备申请出国留学和读博士的准备过程和心路历程，给年轻读者们分享一些心得吗？比如，出国留学以及在国外大学工作的利弊等等。

杜：

我2008年在北大开始硕士阶段的训练。北大的历史学硕士是三年。跟很多准备出国读博士的同学一样，我在第三年秋季， 也就是2010年秋季，向若干美国的博士项目提交了申请。虽然读硕士以前的长远计划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在学习了一段宋史之后发现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时段，所以第一年主要是申请去跟研究宋史的教授读博士。可能因为我当时准备不是很充分，再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校减少招生，我第一年申请并没有获得任何博士项目的录取。我考虑重新考GRE，但被我当时在Iowa大学读工科博士的先生劝下了。他的观点是，大学老师录取博士生，看的是研究潜力，我当时的GRE分数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够用了，应该专心于打磨写作样本。听从他的建议，我第二年并没有重新考GRE，而是将之前一年的写作样本精心修改，并且新写了一篇清史方向的写作样本，最后成功获得了宋史、清史两个方向若干个博士项目的录取。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去纽约大学师从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老师研究清史。我非常喜欢卫老师的著作，面试的时候和她建立了很好的chemistry，拿到NYU的录取时我非常兴奋，感觉NYU在召唤我一样，可能就是有缘吧。就申请博士来说，我算不上很成功，踩空了一年。如果说有什么教训的话，大概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没有在申请文书和写作样本上下足够的功夫。另外，当时很多美国老师在北大访学。本来我是有不少机会和这些老师交流，了解美国老师的学术思路并建立学术联系。但我比较害羞，觉得自己学术和英语水平都不够，讲座上不敢问问题、平时不敢和国外老师交谈。全都错过了。缺乏交流导致我在申请时候对美国学校录取学生的思路不太了解，写得材料不太容易被招生老师理解。第二年在技术上更注意了一些，结果就好了很多。我从高中开始就梦想走学术道路，一条道走到黑类型的，没太考虑过本科或硕士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没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2

读博过程

Q

你在纽约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期间感受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之前我们分享过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密歇根，斯坦福，佛吉利亚大学，宾州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学校读人文和社科博士的经验分享。不知道你的感受和ta们的经历有何异同？

杜：

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纽大的包容开放，学生有很大的选课自由。我在纽大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中国史方向的，而是包含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奥斯曼帝国、全球殖民史、法律史、性别史等。我助教的课程，包含伊朗史、蒙古史、美国史。我的导师非常支持我的选择，无论是选课，还是博士论文选题和拓展研究领域到二十世纪。卫周安教授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人生的榜样，她无论谈论学术还是探讨政治、人生都有深刻而又包容的见解。跟她学习的几年对我成为一个各方面比较均衡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纽大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同一所城市，两所学校的师生经常互相交流。我上了哥大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老师三门研究生的课程，深深被她治学的严谨和对学生的关心、帮助所打动、影响。北大的训练给我了中国史的基础，纽大的训练拓展了我的视野。我非常幸运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最适合我的programs。

纽约大学校园（来自官网）

Q

对那些计划攻读历史学或者人文专业博士的青年读者们来说，你认为最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杜：

读人文、社科方面的博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确定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做学术，真正喜欢当老师，真正喜欢自己的学科。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时候，修罗志田老师的方法论课程。罗老师的原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大体意思是做历史学家不需要特别的天分，但需要很多耐心。做档案研究发现新材料，构建新论点时候很兴奋，但要执行到纸面上，写成可以答辩、发表、出版、被别人理解的文章，需要很多耐心和苦功夫。人文专业的博士，就业市场也谈不上特别景气，找到工作之后，虽然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中产生活，但收入上也没法和很多其他行业相比。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特别有热情，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读人文、社科方面的博士，或者在读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Plan B。如果真正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是走学术道路，确定自己所在的学科就是自己热爱的学科，重要的就是全力以赴。博士阶段的训练，前两到三年修课，博士综合考之后基本是自己研究写作。导师虽然也会不时关心一下高年级博士生的进度，但主要还是自己管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稍一不注意，精力很容易被各种事情占据。美国超过一半的历史学博士生，最终没能拿到学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有耐心，有信心，有执行力，有家人的支持，我觉得这几点是最重要的。最终回到的问题，还是自己是不是真正对一件事有热情，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是不是愿意付出，愿意all in。

Q

 你当初是如何选定博士论文的？在做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杜：

我最初的博士论文选题，其实是研究清代一夫多妻制下妾母的家庭地位问题。在做档案研究过程中，发现材料不足以支撑一本博士论文，另外发现清代中央和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对父亲权威和母亲权威的维护，彼此差别不大。但清代和民国法律在维护父母权威方面差别很大。在第一次比较长的档案研究之后，我决定把题目扩展到亲子关系，并且不仅讨论清代，还讨论亲子关系在民国的变迁。在做研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发现这个题目本身。孝治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说法而已，而是在法律上有实际的制度保证父母权威得到维护，无论是杀害父母的大案要案，还是日常生活中不服从父母管教和财产处理的细事。到了二十世纪，亲子关系发生了大反转，经过民国时期的改革，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子女就被号召去举报父母，打倒一切权威了，这比起晚清对父母权威的极度维护，才不过半个世纪左右。一旦发现这个题目，很多事情都fall into places themselves。论证、论点几乎像是自己长起来的，不用我过于操心。最大的障碍，其实倒是自己的心障。因为博士综合考试主要准备的是明清史，开始我是很犹豫要不要拓展到二十世纪的。但感觉不讲二十世纪事情讲不透，对不起这个论文。一旦下决心把论文拓展到二十世纪，并且开始系统性读文献，就发现事情也不是那么难的，一本博士论文同时讨论帝国晚期和近代变迁是可能的。

Q

如果说准备北美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时浏览二三百本书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博”学的研究者所必需的基础工作的话，那么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则是使其成为一个项目或者领域专家学者的必经阶段。你当初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思维上经历了哪些比较重大的转变甚至是蜕变吗？

杜：

在博士写作阶段，我经历的最大的转变还是心态的转变。在修课和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过程中，自己的思维更多的是一个学习者和批判者，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建构比批判要难得多。以前经常批判其他学者为什么没做这个没做那个，逻辑为什么不太顺畅，为什么忽略了例子等等。真到了自己上手写，才发现因为材料、行文、篇幅等方面的限制，很多想做的事情实际很难做到。在这之后，我逐渐培养了reading as a writer的习惯，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既作为学生学习专家的研究，又作为同事进行批判和评估，还作为作者分析其写作策略。一次阅读过程其实可以同时达成几重目的。我觉得这是博士论文写作对我思维带来的最大蜕变。

3

求职过程

Q

博士毕业后求职过程中的主要体会是什么？你从NYU毕业后很快就任教于美国著名常春藤高校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准备求职的读者？

杜：

虽然听起来觉得好像我过于没信心，不过我觉得找工作运气和实力一样重要，甚至有时候运气比实力还重要。我能在康奈尔大学找到教职，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幸运。每年有很多优秀的历史学博士毕业生，但只有少数能找到常任轨教职。一个学生只要足够努力，并且和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教授合作无间，基本都是能拿到学位的。但很多优秀博士毕业生，因为就业市场上僧多粥少，并不能最终在高校获得职位。很多时候各个院系招人，有各种考量，包含现有老师的研究方向，系里的发展策略等，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就能找到最好的教职。换过来说，在大学就职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但在一般院校教书的老师，也不一定比在精英大学教书的老师研究、教学就差。如果个人在求职上有什么心得的话，可能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准备，但即使一时不能成功，也不要灰心丧气，或者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要影响心态，该写论文的写论文，该出版的出版，该教课的教课。过于紧张，反而会对面试的发挥有不好的影响。很少有博士候选人第一年就成功找到理想工作的，多半要经历两到三年的求职，有的时候是以博士候选人的身份，有的时候以讲师或者博士后的身份。无论当时的情况如何，尽最大努力利用好现有资源，如果是博士后就全力改书稿、发文章，如果是讲师就多备几门新课，如果是博士候选人就尽量争取独立教学机会并用心改论文。找到常任轨教职只是第一步，只有准备充分，才能在找到工作之后完成系里对年轻老师工作量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准备越充分，越有可能性获得常任轨教职。

北美历史学历年教职岗位情况（图片来自网络）

Q

对于近几年美国人文社科专业的教职市场，你觉得在读博士生们求职成功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

杜：

我觉得博士生求职能否成功，往往并不是在快求职的时候才被决定的，修课时候构建的视野，教学经验，出版文章，博士论文选题，往往都需要提前两三年甚至更长作准备。成功获得常任轨教职的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讲师往往视野广阔，不仅对本领域并且对交叉领域也有一定了解，有独立教学经验，有至少一到两篇顶级杂志发表，并且博士论文题目新颖、研究扎实。如果扪心自问，具备这些条件的年轻学者，确实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有更大的可能性成功。每一个院系招聘年轻教授，都是希望该教授未来能够成功。当然，由于就业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具有这些特质的候选人未必一定能找到工作，但很少有缺乏这些条件的候选人能够成功就职的。有时候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如果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努力了的话，至少问心无愧。

康奈尔大学校园（来自官网）

4

学术专著

Q

我们来谈谈你最近的学术研究。首先祝贺你的新著 《中国的国与家：孝及其近代改革》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22年1月出版。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包括和博士文论文的关系和不同的地方），及其主要观点。

杜：

像大多数学者的第一本书一样，《中国的国与家》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主要追溯了清代国家在法律层面对亲子等级关系的维护。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孝治天”下，也都知道孝对中国前现代国家治理上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典礼仪式。我的著作揭示了清代国家怎样从立法和司法角度构筑一张天罗地网，囊括中央地方各个层级，在人身杀伤、骂詈、财产管理、婚姻、是非观等各个方面维护父母对成年和未成年子女的全面控制，从而维护“为民父母”的皇帝和身为民众“父母官”的地方官的权威。在民国时期，这种对父母亲权的维护经历了全面的翻转。民国的法律在婚姻制度的改革方面，把合二姓之好由父母操办的婚姻重新定义为丈夫和妻子自行缔结的约定，并且赋予成年子女管理自己财产和劳动所得的权利。这自然造成了老人赡养方面的问题，因为以前女儿的父母可以在把女儿嫁出的时候收受彩礼，儿子的父母可以控制成年儿子的劳动所得，而且如果子女不听父母教令，县衙门可以帮助父母管教。这些亲权民国的法律都剥夺了。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法律开始赋予父母向子女要求赡养费的权利。从宪法秩序来看，晚清和民国的立法者清楚地表达了其立法意图，即把降低父母对子女的控制作为将每个公民原子化，从而加强国家和公民直接联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对亲权的削弱并不是为了增加子女的自由。赋予每个公民自由和权利只是一种手段，“必使国民直接于国家，不间接于国家”才是最终目的。我的博士论文篇幅很长，远远超过大部分出版社对作者第一本书字数的限制，所以改书稿的过程一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调整章节及删减字数。只有最后一章的论点，因为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思路没完全理清，所以进行了重新梳理。博士论文写得太长，虽然也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好处也是有的。很多最后没有被囊括进书稿的内容，在添加了一些新研究之后，得以出版为杂志文章，也算充当了衬托辅助我新书的绿叶吧。

杜老师2022年新出英文专著State and Family in China 封面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Filial Piety beyond Confucianism

Part I Ruling the Empire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Filiality

1 “Parents Can Never Be Wrong”: Punishing Rebellious Children as a Didactic Show

2 Policies and Counterstrategies: Negotiating State-Sponsored Filiality in the Everyday

3 “Parenting All under Heaven on Behalf of Heaven”: State-Sponsored Filiality and Imperial Rulership

Part II Building the Nation through Restructuring the Family

4 Reorient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Parents’ Authority to Children’s Rights

5 Reconceptualiz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Life-Long Parental Privilege to Transitory Guardianship

6 A Constitutional Agenda: Remaking the Family to Make a New State

Conclusion: Filial Piety toward the State

杜老师新专著内容目录

序言：超越儒家的孝道

上：孝治天下

第一章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惩戒不孝子孙，规训与教化

第二章  政策与对策：孝道与日常法律博弈

第三章  "代天子民"：孝道与帝国统治

下：重构家国

第四章  重新定调亲子关系：从强调父母权威到强调子女权利

第五章  重新定义亲子关系：从终身等级关系到临时抚养关系

第五章  家国秩序的调整与宪法秩序的变迁

结语：“孝顺国家”

Q

这本书从哪些方面受到了最近二三十年清代及近代中国法律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所影响？又在哪些方面试图进行重要的突破？

杜：

我的书主要受到两个中国近代史子领域的影响。一是法律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包括明清和二十世纪。二是婚姻家庭史和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很多著作，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我就不再赘述。《中国的国与家》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这两个子领域增添了一个新视角。我这本书的贡献主要是把帝国晚期和二十世纪连成一个整体来看，看历史发展大的趋势。并且凸显帝国晚期“孝治天下”及现代国家对代际关系的调整，从亲子关系角度来看帝国晚期统治秩序和二十世纪的政治、法律改革。

Q

从完成博士论文到改成书出版，经常是一个漫长甚至是相当煎熬的过程。能分享一下自己改写书稿的过程吗？包括如何回应出版社和评审人的要求，以及如何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或者提出独特的学术观点和结论？

杜：

我觉得改书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将各方面的评论成功的融入到自己的声音里。我刚入职的时候，系里的好几个老师建议我要把博士论文放一年，不要立刻改，让自己的感受“凉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作者和博士论文产生某种距离感，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听取意见。我觉得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及学校组织的工作坊是分享自己书稿章节，得到各方意见的好机会。我所工作的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为我组织了一个书稿修改工作坊，邀请了陈利老师和Peter Zarrow老师，及几位康奈尔的教授参加。综合出版社返回来的审稿意见，以及在工作坊上收集到的意见，我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呈递回出版社，再审的意见非常积极。我这里不得不提，整个修改书稿的过程，真的也是一个向前辈学习学术服务的过程。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收到的第一次审稿意见，两个审稿人都极其认真负责，虽然都建议出版，但仍然各提供了几十条修改意见，从细节到论证到逻辑，方方面面都有。在工作坊上，几位老师不仅为每一章节提供了具体细致的意见，且帮我敲定了书的题目。《中国的国与家》几乎可以算作是一部合作之作。史料已经大体确定了我论证的方向，博士委员会的五位教授及出版社的审稿人、会议和工作坊上的各位前辈老师又帮我修正、打磨了论证的思路。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器皿，如果能把自己放空，把自己作为一个书稿成长的辅助者而不是控制者，书稿就可以自己长大成型。

Q

很多读者可能并不清楚出版书稿的过程。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和出版社合作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其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杜：

每家出版社对其书稿都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更侧重于服务本领域的学者，有的则在服务本领域学者的同时希望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有的更偏重中国研究，有的更偏重全球史中的中国， 等等。我觉得在系统修改书稿之前，最好能和几家出版社谈一下，了解一下他们不同的期待，问一下时间线等等。就我了解到的信息，有的出版社过了第一次外审就会和作者签合同，有的出版社要过了第二次外审才会和作者签合同。如果作者的雇佣学校以书稿的合同，而非印刷出来的书本身，来作为三年评审或终身教职评审的指标的话，选择一家在一审之后就给合同的出版社可能会更有利一些。我最终选择了剑桥大学出版社，主要出于我这本书读者定位的考虑。我希望第一本书能更面向清代和二十世纪法律史、家庭史、及政治史相关领域的学者，然后在第二本书再拓展和更广阔领域的学者对话。和出版社接洽之后，会与编辑商量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时间线，作者的任务就是按照自己的book proposal里面敲定的时间线来提交第一稿，提交之后，一般四到八个月之后会从出版社收到两到三个评审意见，如果每个评审意见都建议出版，一般出版社就会和作者签订合同。书稿的评审一般是单盲的，就是审稿人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不知道审稿人是谁。不像杂志审稿，是双盲的。作者和出版社要再商量一个新的时间线，作者会根据评审意见对书稿进行再次修改，提交给出版社后再过一次审查，之后就进入了文字编辑、校读、封面设计、做索引等技术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其实有很大的自由度。我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加了一小节，不仅根据出版社来的审稿意见也根据我在各种会议和工作坊上搜集的意见来进行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修改。有些出版社返回来的审稿意见，如果作者不同意，只要解释清楚理由，也可以不完全按照审稿意见修改。我听说有的学者在过了第一次同行评审之后还有调整整个书的理论框架的。一些出版社应该也是允许的。就注意事项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想改的地方在两次审稿之间改完。我其实在第二次提交书稿之后又发现了一些小地方需要加一两个段落，但在文字编辑的过程中出版社不建议再有成自然段的变动了，除非是逻辑问题或明显错误。一旦过了二审进入制作过程，很多任务时间线很紧，因为除了涉及编辑部，还涉及印刷厂等。如果那几个月没有学术休假或恰逢假期，作者的教学任务最好不要安排太重，否则压力真的山大。

Q

目前正在进行的哪些新的研究？和上本书有什么关系？

杜：

我现在主要在写第二本书，《国之于中国》（China: From a Nationless State to a Nation Defined by State），主要讨论“国”的多重含义对近代国族主义兴起的影响。这本书开始于岳飞形象在帝国晚期和二十世纪的变迁，终于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间章节牵涉晚清国际法翻译，晚清民国时期海外华人的国族观念对政治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国旗国歌，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等。第三本书暂定题目是 Twice A Stranger: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rans-Pacific Intellectuals，主要追溯深受中美两国影响，并且影响了中美两国政治文化进程的六位知识分子：容闳、孙中山、金韵梅、胡适、吴健雄、余英时。借着这六个人的人生故事，我希望能追溯自十九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起承转合。这两本书的很多研究，都发展自我为第一本书所做的研究，比如国际法，比如国族建构，比如孙中山和海外华人等等。我对法律史的研究也在继续，现在主要关注于清律中的差序格局，及民国时期对父系宗族秩序的改革等。

受访人简介

杜乐(Yue Du),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和历史学硕士，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家庭史，及国族概念的建构。202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专著State and Family in China: Filial Piety and Its Modern Reform（国与家：孝道及其近代转型）。目前的新研究主要围绕于近现代中国”国/国家”概念的发展，暂定题目China: From a Nationless State to a Nation Defined by State。

访谈人简介

陈利 现任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历史系副教授，法学院兼任副教授。他的研究集中于明清以来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及政治领域间互动关系。其英文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获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中国领域列文森 (Levenson) 著作奖，其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他的中文学术文集近期计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目前正写一本关于清代司法幕友和司法资本的英文专著和其它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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