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救孩子的功德胜过成佛

从“我在楼上写代码，你在楼下虐我娃”的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到这两天的京城某知名连锁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早教机构乱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愤怒。

北京疑似虐童事件新闻截图

人们对一些无良教育机构、对于个别丧尽师德的从业人员，掀起阵阵声讨，甚至又一次发出了鲁迅先生99年前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里，老师不是不能打学生——或者换个词儿，“体罚”，吃戒尺，打屁股，罚站，不一而足。

但是，那是老师与家长之间有了默契的“管教方式”，而今天瞒着家长，对三四岁懵懂孩童的偷偷扎针、吃药、喂芥末，真是刷新了底线。

传统的师生关系：私塾和先生

我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师生关系的认知，最早大约来自早年间语文教材里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回忆他童年生活，写到他读书的私塾和先生，写道：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我们这一代唱着“娃哈哈”长大的小朋友们，是从这篇课文里才知道古代还有“戒尺”这个东西的吧。难怪鲁迅先生要哀叹：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不过，鲁迅先生遇到的先生已经是极和蔼的了，他的戒尺并不常用。而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沈从文就在回忆录中回忆过自己被“打屁股”的往事：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顿打。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

体罚绝不等于虐待

老师体罚学生是从何时开始的？

王充《论衡·自纪篇》称，“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可见，在汉代就流行体罚学生。

到明代，体罚不仅为乡村小学普遍采用，连学生家人都跟着连坐。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中规定：“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

《聊斋志异》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姓朱的到一贡士家里当家教，但每当体罚孩子时，孩子母亲便让婢女前来求情。有一天，她亲自到窗前求情，老师大怒，拿着木板“界方”出来。孩子母亲见状赶紧跑，可这老师认死理，追上后竟然打起了孩子母亲的屁股：“自后横击臀股，铿然作皮肉声。”

但这些和今天的虐童事件是不一样的。当年私塾里的孩子，至少已是今天小学生甚至初中生的年龄；而今天的虐童事件，孩子都是3、4岁的幼童。

非要类比，倒是和《西游记》里把小儿装在鹅笼里的“比丘国”有点类似。

比丘国昏君受妖邪拨弄，将举国小儿抓来欲吃心肝，这段写得阴风阵阵的故事，只有写到孩子们的神态时，让人感到一些生机：孩子们“有的坐在笼中顽耍，有的坐在里边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若配上连环画或者电视剧里的画面，孩儿们憨态可掬浑不知大难临头的模样更是如在眼前。

也难怪，听闻这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唬得长老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堕。“灯前洒泪长吁叹，痛倒参禅向佛人。”好在，最后好悟空行神通，将小儿解救，“行者因师同救护，这场阴骘胜波罗”。

连古人都知道，这场阴骘胜波罗，那么，今天，我们的花朵般的孩子们，谁来呵护呢？

撰文 | 萧玥   编辑 | 张伟

主编 | 周立文  副主编 |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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