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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师之死

鲁雪婷 娱理

【娱理】采集来自娱乐圈的第164个幕后故事

——————


 春风画面办公地点楼下的死者家属等

 

7月18日,北京新源南路的华谊兄弟办公楼下,二十余人聚集,为一个在剧组杀青次日死去的灯光师寻求说法。


  杀青后,灯光师死在剧组租住的宾馆  

 

7月12号晚上8点多,网剧《生活对我下手了》在北京顺义高丽营宏悦文化棚内杀青。


李勇军是剧组的灯光师之一,还完器材,交了对讲机,他把片场的垃圾倒了,回到宾馆。晚上9点半,李勇军接到灯光组老大吴大帅的电话,老大说片子杀青了,组里应该聚个餐。李勇军回绝了,他有点困,准备睡觉了。


“那是我和李勇军最后一个通话。”吴大帅回忆,次日下午三点,他一直联系不上李勇军。当时宾馆的退房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保洁阿姨敲了李勇军的门,却没人应,打开房门,李勇军躺在床上,怎么叫也叫不醒。她连忙通知了制片组,制片组也没能叫醒李勇军。


制片主任喻卓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医生检查后,宣布李勇军没有生命体征,去世已数小时,并建议剧组打110请警察介入。


执行制片人韩文博赶回片场,由于剧组的摄影灯光外包给了顾德来福文化传媒,他通知了顾德来福法人、该剧摄影师沙昊文,又找到了灯光组的老大吴大帅。吴大帅闻讯,赶紧返回了宾馆,通过朋友联系到了李勇军的弟弟,人在广州的李勇军弟弟将哥哥的死讯告诉了河南老家的亲戚,又告诉了在北京工作的堂兄李勇。


下午五点多,死者的堂兄李勇第一个赶到事发地点。半个小时后,李勇军的妻子、姑姑、姑父赶到现场。晚上九点过后,李勇军的父亲从天津赶到了北京。


死者父亲的火车票


“警方检查完之后,就要把遗体带回去做进一步尸检了,但家属躺在法医车前有十个小时。”执行制片人韩文博回忆,“当时三十多度的高温下,家属里还有老人,我觉得警方也很不容易。”


家属们对警方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尸体给拉走了,往后怎么找负责的人呢?警方建议剧组留一个人,于是执行制片人韩文博留了下来。


零点过后,顺义下起了大雨,李勇军的遗体被送走。


酒店找出一个房间,让家属与制片方调解。天亮后,韩文博意识到自己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开始想办法离开。他先是找了公司的法律顾问焦同强律师前来,无果。7月14日下午,韩文博联系警方,主动进了派出所。


于是,剧组变卦的消息在李勇军的老乡们之间传开了。


李勇军的遗体被警方带走,执行制片人又进入了派出所,李勇军的家属们发现,没有任何人和他们对接善后的工作。


他们查到了制片方北京春风画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地址,跑去了通州,发现并没有人在那里办公。后来他们跟着韩文博的同事,发现春风画面真正的办公地点在华谊兄弟大楼。


娱理工作室了解,春风画面的大股东是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而东阳浩瀚的大股东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月18日,李勇军家属在华谊兄弟大楼前聚集,制片方始终没有出面。


李勇军妻子在楼前的空地上躺着,她用手掌撑着额头,九岁的女儿给她喂水,四岁的儿子在一旁看着她们,她拒绝接受采访,只是说,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做主的人”。



 春风画面办公地点楼下的死者家属等


  谁,应该为李勇军做主?  

 

娱理工作室尝试理清李勇军的劳动关系,但他的工友纷纷表示不知情。制片主任喻卓告诉我们,剧组的摄影灯光都已经交给了外包公司,李勇军的合同和保险并未经他手,并指出,真正了解李勇军劳动关系的应该是灯光组的老大吴大帅,“他们的老大其实就是包工头”。


然而,针对李勇军的劳动合同和保险情况,吴大帅只是回复:“我不知道。”


一名《生活对我下手了》剧组成员,在杀青次日,死在剧组租住的宾馆里。制片方春风画面与死者未签署劳动合同,只是将摄像灯光外包给顾德来福,后者公司的包工头也称不知情,那么劳动关系应该如何认定呢?


李勇军的老乡们坚持认为,制片方春风画面应该为李勇军的死亡负责。李勇军的邻居老曹也在剧组做灯光工作,他认为:“所有人的吃喝住行、人身安全都是剧组管,每个正规的剧组都是这样。”至于这是合同保障还是约定俗成,老曹强调:“这个肯定是行规!”


灯光,图源网络


然而在法理上,并非如此。


“从法律的关系上来说,这个员工,不是我们的员工。”春风画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律顾问焦同强律师对娱理工作室说,一旁的韩文博频频点头。


在焦同强看来,真正与李勇军存在劳动关系的是外包公司顾德来福:“我们把业务分包出去了,分包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我们跟分包公司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我们跟它的员工不存在劳动关系,甚至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现在是它的员工出了问题,谁的人,谁负责。”


尽管吴大帅称对李勇军的劳动关系“不知道”,但焦同强律师指出,即便没有劳动合同,司法实践部门也会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吴大帅与顾德来福是一种挂靠关系,顾德来福给他提供相应的管理,包括发票,包括费用的转账,应该要承担管理责任。他们签不签合同无所谓,这是司法实践部门认定的问题,这个人既然在你这工作,从第二天开始,甚至从当天起,你们就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一个月内必须签劳动合同,不签的话双倍工资。”


韩文博透露:“在春风画面与顾德来福的合同里,清楚地说明了人员的提供,合同的附件是有人员名单的,名单里有李勇军这个人。”


至于李勇军的保险,按照春风画面与顾德来福的合同,春风画面要给所有工作人员都买保险。因此,家属们也认为,春风画面至少应该出面去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但焦同强律师认为,“这种意外保险都是个人来主张,但是像这种的话,又不属于工作期间,又不属于意外。”


此前,死者家属主张李勇军在《生活对我下手了》剧组存在过劳死的可能,不少老乡在朋友圈里称,李勇军的死亡是“高强度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干,造成的猝死”。


老乡们之间流传着一张该剧的通告,上写着剧组的成员共同经历了“漫漫一生中的短暂的672小时”。老乡们据此认为,李勇军经历了超长的工作时间。然而,娱理工作室计算了一下,该剧6月15日开机,7月12日杀青,如果27天工作了672小时,如此算下来,日均工作约24.8小时,不合常理。


执行制片人韩文博表示,剧组“几乎每天都是五点收工,开工差不多也是八九点的样子。晚饭都是回到酒店放的饭,可想而知,没有熬夜啥的。”


律师焦同强则指出,“即便真的存在过劳死,也是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基础上。”


剧照通告单:开机+杀青


而李勇军工友所说的剧组欠薪,娱理工作室从春风画面了解到,他们认为顾德来福对本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春风画面公司仍将暂时中止向你司(顾德来福)支付灯光服务费用,直至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总的来说,春风画面方认为他们与死者李勇军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能做的就是“配合公安进行调查,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家属那边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一些安抚工作。”


律师焦同强表示,在韩文博留在派出所期间,他就曾把沙昊文带到派出所,试图推进家属与顾德来福方的谈判,但没有结果。韩文博说,那是因为“家属们根本不给律师说话的机会”。


7月22日,春风画面给外包公司顾德来福发了一封律师函,敦促他们尽快处理好李勇军的事件,以减少家属情绪对春风画面的影响。


娱理工作室拨通了沙昊文的电话,听说要了解李勇军事件,他说了一句“我不清楚”就挂断了电话,也没有回复短信提问。此后,吴大帅也不再回复娱理工作室的问题。


韩文博称,几日前,家属应该已经收到了李勇军的死亡鉴定。焦同强透露:“我听警方说已经出来一个初步的结果了,就是排除了他杀、吸毒、自杀,可能就是自然死,应该要判定说是什么疾病。但是如果想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要解剖,但我觉得听警方的意思,他们家并不想解剖。”


如今,李勇军的堂兄李勇也不再发声。


   承包国内大部分灯光岗位

  却只有江湖秩序  


李勇军是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人,公开报道称,国内剧组七八成的灯光师都是来自这个偏远的县城。


二十八年前,年仅16岁的鄢陵县张北村小伙邢建伟到北京打工,误打误撞进入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剧组当群演,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太极张三丰》里,他补缺成为灯光助理。二十年间,老乡之间相互扶持,张北村成为了知名的“灯光村”。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提到:“很多导演在说灯光师都是河南农村的,一村一村地控制整个中国影视灯光行业”。


依靠着同乡关系,鄢陵县人形成了互相帮忙的氛围。事情发生之后,老曹和几个老乡自发将李勇军的家属从河南老家送到北京,大家又抽出时间帮李勇军的家属“守”着执行制片人韩文博,在三十多度的天气里,他们围坐在华谊兄弟大楼门口,吃着简便的盒饭。面对采访,他们说,大家都是干这行的,只是想为老乡出一份力。


然而这群团结的同乡,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行业规范和保障组织。


老曹说,老乡们在剧组做灯光师,就是“随时可以跟人干”,也就是传统的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包工头再向有资质的公司挂靠,基本上没有劳动合同,更别谈什么五险一金了。


老乡们对着一张通告就断定李勇军是死于过劳死,也是因为他们自己遭遇过较长的工作时间,老曹说,他曾经连续工作28个小时。


没有休息时间的保证,也没有薪酬水平标准。2016年,鄢陵县的灯光师曾集体涨薪,宣布方式是拉了一个鄢陵灯光师的群,统一发了一条朋友圈,让大家都知道“大助理工资上调至1000元/16个小时,小助理上调至500元/16小时”。


死者家属发布的朋友圈图片+文字信息


那次集体涨薪成功了,但这种结盟式的江湖规矩,无法有效地、系统地维护灯光师的权利。


执行制片人韩文博表示,国内剧组的灯光外包是常态,大部分时候,剧组甚至都不清楚这些工作人员的来历,“你今天用了A,明天替换成了B,或者是又用了C,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资深制片人李书(化名)告诉娱理工作室:“很多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比如过高的税负,导致我们一般的制片公司很难承担跟个人直接签劳务合同带来的个人所得税的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无论我们跟劳务公司、包工头或是个人签,都会支付保险的费用。”


以摄影灯光为例,李书的工作经验是:“我们跟一个摄影师谈合作,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常年跟他工作的,所有费用,我们都会跟这位摄影师去确认,比如你的团队十个人,一个月10万,我们都会跟他去聊。基本上很难去摸透基层的工作人员,因为每个部门的部门长,对自己的工作人员配置是比我们更清楚的。”


其实不只是摄影灯光,美术、造型等一些部门,剧组也一般是委托给合作的公司。而合作的公司会如何组织人员完成此事,制片方少有顾及。


一方面,这种现状使得一些基层的岗位缺乏准入门槛,目前国内有针对影视照明师、舞台灯光师职业资格证书的鉴定培训项目,然而李书看到的现状是:“他们有很多都是朋友、邻居、宗族,很多都是一个村集体出来干的。”


另一方面,从业者也缺乏权益的保障。电影业相对成熟的美国,有自己的从业者工会,涵盖了各大工种。成熟的工会制度保障了成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规定了雇主如期支付加班费、社会保险、工作时长等,并会进行新技术的培训。我国香港地区也有成熟的电影业工会制度,其中就包括灯光师、道具师等基层工种。


灯光,图源网络


目前,内地有导演、编剧、演员、美术等主要创作人员的组织,还没有灯光师协会或工会。


去年,河南灯光师圈子曾有意成立一个类似好莱坞工会性质的灯光师协会,成立各种规章制度,对灯光师行业规范管理,保障灯光师的生命安全,规范灯光师的工作时间,也为那些拍完戏拿不到钱的灯光师发声。


如今,灯光师协会仍未到来。


即便有了,它是否能在实质上为会员发声、争取权益,依旧存疑。而且,这些劳务关系不明晰、工作环境无法保证的情况,可能并不只存在在灯光师一个工种的生存环境里,还需要整个工业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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